河北蠡县医务人员朱丽华控告元凶江泽民
朱丽华在控告书中说：我一九九八年五月份开始学炼法轮功，学前浑身的毛病。神经性头疼，坐骨神经痛，鼻窦炎，乳腺增生，咽炎，胃溃疡等，再赶上感冒的时候那真是吃一把的药，真是非常苦恼，修炼法轮大法后这些病都好了。而且李洪志老师教我们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学法轮功前，时常收点私费，占公家的便宜。炼功后知道这些都不是修炼人的行为，都不做了。工作中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在家庭中也不再计较谁得谁失，尽量做到吃亏让人。婆媳妯娌也比较和睦。
她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其“杀无赦”、“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我深受其害，曾被非法抄家、拘留、劳教、非法拘禁。给我及家庭造成严重后果。”
下面节选朱丽华女士在控告书中陈述其近期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七点多，我和丈夫刚吃完晚饭洗刷完，郭丹派出所所长韩大宽带领一男一女敲开我家门绑架抄家。抢走电脑一台、手机一部、PM4两个、及部份大法书籍。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我被劳教不久，公公就含冤去世了。因我在家时都是我给他拿药，量血压，抽血化验，家人想让我出来给公公办丧礼，劳教所也没同意。
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四大队后，刚去的时候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屋，让俩个犯人看管我，一个是卖淫女一个是传销进去的。我想炼功，刚有动作，她俩就抓住我的手，不让动。还有一次我想炼功，他俩对我拳打脚踢，我知道这是狱警让她们这么做的。我出我待的屋都是别人出工或吃饭才让我出来上厕所或洗脸，一次她们没出工在大厅看电视，我想去厕所请示后，我去看到别人在大厅嘻嘻哈哈看电视，我的大脑有点混乱，这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吗，想想在家的时候轻松愉快的心情，而这里时时遭到打骂。我理解了为什么有的人会折磨致疯！
在劳教所，经常被罚站，不让上厕所，每天神经都绷得特别紧，真怕稍有不慎就触怒那些狱警们，有什么事，狱警根本不用动手，这里每个屋都选有班长，那些班长就会蜂拥而至，拳打脚踢。班长越帮狱警卖力打人管人，她们就减期多，那的超市的东西特别贵，有条件好点的就买好多吃的，给狱警吃。为的是能多减期。但也不是都能收买下来，稍不如狱警的意也是经常挨训的，晚上一喊关灯睡觉屋里的孩子们就长叹一声，终于又过去了一天。
狱警刘娅敏一天早晨嫌我没打报告就蹲下了，罚我站，别人吃完了饭去车间了，才让我跟去车间。也没让我吃饭。我多次要求劳教所给予治疗，家属也努力在营救争取保外就医，但劳教所以我不放弃“真善忍”信仰为由，不许我保外就医，并给我非法加期五十五天。
二零一一年三月下旬，狱警高新蕾嫌我进楼道时报数不转头，因那时脖子不能动，一动就特别疼，上楼后，高新蕾把我单独叫下，关到一个小屋，开始训斥我，后来抡起胳膊左右开弓打我耳光数下。我的脸被打得又红又胀，头晕目眩。
在这种高压下，我的头发都成花白的了，有一个上访的老太太七十岁了，被关进来看到我，还以为和她岁数差不多呢，家人接我出来时，看到我，唉声叹气，说快认不出来我了，真象老太太了。
我的被关押，给我的丈夫从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有时心脏时常间歇，他说，不知道哪天我就醒不过来了，怕出现意外，他的两个哥哥轮流看护着他。他为了让我早日出来，疯狂的给省劳教局有关人员送钱。有一次四大队的大队长高媛给我说：你们家不是有钱吗？你们就送吧。
二零一一年我从劳教所回来，去找院长们要求上班，院长王永泽和副院长翟章锁，田玉欣，说我早就回来了，把他们号码上网了，说收到了无数个电话和短信，骚扰到他们生活了，王永泽的妻子恶狠狠地对我说，小花，我先告诉你，要让我知道了谁把我们的号码说出去的，我去她家骂死她。我回来后正赶上工资普调，他们却因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不给我涨工资。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城关派出所几个警察去到蠡县中医院找我。当时我刚从医院出来办点事，他们就让我的同事们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来。同事告诉了他们我的电话号码。一警察（电话：15127287678）给我打电话说得见见我，不然没法交差。听他们说他们先去了我家，见没人才去的单位。
警察们在小公园见到了我，并拿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朱丽华”的名字和“九月二十九日”，放在我的胸前，强行给我照了一张像，家人还写了一张在“十八大”期间，不搞违法之事类似的话，又强迫我签字。
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对广大炼功人来说只是冰山一角，然而这些对我对我家人造成了极大心理摧残和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