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华在控告书中说:我一九九八年五月份开始学炼法轮功,学前浑身的毛病。神经性头疼,坐骨神经痛,鼻窦炎,乳腺增生,咽炎,胃溃疡等,再赶上感冒的时候那真是吃一把的药,真是非常苦恼,修炼法轮大法后这些病都好了。而且李洪志老师教我们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学法轮功前,时常收点私费,占公家的便宜。炼功后知道这些都不是修炼人的行为,都不做了。工作中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在家庭中也不再计较谁得谁失,尽量做到吃亏让人。婆媳妯娌也比较和睦。
她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其“杀无赦”、“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我深受其害,曾被非法抄家、拘留、劳教、非法拘禁。给我及家庭造成严重后果。”
下面节选朱丽华女士在控告书中陈述其近期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七点多,我和丈夫刚吃完晚饭洗刷完,郭丹派出所所长韩大宽带领一男一女敲开我家门绑架抄家。抢走电脑一台、手机一部、PM4两个、及部份大法书籍。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我被劳教不久,公公就含冤去世了。因我在家时都是我给他拿药,量血压,抽血化验,家人想让我出来给公公办丧礼,劳教所也没同意。
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四大队后,刚去的时候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屋,让俩个犯人看管我,一个是卖淫女一个是传销进去的。我想炼功,刚有动作,她俩就抓住我的手,不让动。还有一次我想炼功,他俩对我拳打脚踢,我知道这是狱警让她们这么做的。我出我待的屋都是别人出工或吃饭才让我出来上厕所或洗脸,一次她们没出工在大厅看电视,我想去厕所请示后,我去看到别人在大厅嘻嘻哈哈看电视,我的大脑有点混乱,这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吗,想想在家的时候轻松愉快的心情,而这里时时遭到打骂。我理解了为什么有的人会折磨致疯!
在劳教所,经常被罚站,不让上厕所,每天神经都绷得特别紧,真怕稍有不慎就触怒那些狱警们,有什么事,狱警根本不用动手,这里每个屋都选有班长,那些班长就会蜂拥而至,拳打脚踢。班长越帮狱警卖力打人管人,她们就减期多,那的超市的东西特别贵,有条件好点的就买好多吃的,给狱警吃。为的是能多减期。但也不是都能收买下来,稍不如狱警的意也是经常挨训的,晚上一喊关灯睡觉屋里的孩子们就长叹一声,终于又过去了一天。
狱警刘娅敏一天早晨嫌我没打报告就蹲下了,罚我站,别人吃完了饭去车间了,才让我跟去车间。也没让我吃饭。我多次要求劳教所给予治疗,家属也努力在营救争取保外就医,但劳教所以我不放弃“真善忍”信仰为由,不许我保外就医,并给我非法加期五十五天。
二零一一年三月下旬,狱警高新蕾嫌我进楼道时报数不转头,因那时脖子不能动,一动就特别疼,上楼后,高新蕾把我单独叫下,关到一个小屋,开始训斥我,后来抡起胳膊左右开弓打我耳光数下。我的脸被打得又红又胀,头晕目眩。
在这种高压下,我的头发都成花白的了,有一个上访的老太太七十岁了,被关进来看到我,还以为和她岁数差不多呢,家人接我出来时,看到我,唉声叹气,说快认不出来我了,真象老太太了。
我的被关押,给我的丈夫从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有时心脏时常间歇,他说,不知道哪天我就醒不过来了,怕出现意外,他的两个哥哥轮流看护着他。他为了让我早日出来,疯狂的给省劳教局有关人员送钱。有一次四大队的大队长高媛给我说:你们家不是有钱吗?你们就送吧。
二零一一年我从劳教所回来,去找院长们要求上班,院长王永泽和副院长翟章锁,田玉欣,说我早就回来了,把他们号码上网了,说收到了无数个电话和短信,骚扰到他们生活了,王永泽的妻子恶狠狠地对我说,小花,我先告诉你,要让我知道了谁把我们的号码说出去的,我去她家骂死她。我回来后正赶上工资普调,他们却因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不给我涨工资。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城关派出所几个警察去到蠡县中医院找我。当时我刚从医院出来办点事,他们就让我的同事们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来。同事告诉了他们我的电话号码。一警察(电话:15127287678)给我打电话说得见见我,不然没法交差。听他们说他们先去了我家,见没人才去的单位。
警察们在小公园见到了我,并拿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朱丽华”的名字和“九月二十九日”,放在我的胸前,强行给我照了一张像,家人还写了一张在“十八大”期间,不搞违法之事类似的话,又强迫我签字。
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对广大炼功人来说只是冰山一角,然而这些对我对我家人造成了极大心理摧残和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