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法轮功学员陈贤君遭受的迫害
以下是陈贤君自述被迫害的经过：
最幸福的一年
修炼前，我刚刚生完孩子一年半吧，身体处于极差的状态，腰痛，头发根痛，痔疮，还有一些慢性病如鼻炎、低血压、眩晕等。尤其是一九九八年三月开始出现右侧腹部疼痛难忍，行走都困难，四次胸透一次B超后，大夫说肝部有阴影，很可能是肝癌。我拿着诊断不知道怎么样走回家的，想着孩子那么小，丈夫工作那么忙，自己这么年轻，这个家我舍不下呀，我的心被我的泪水灌得满满的。我又去了亲属的医院检查，确实有阴影，要我半个月后再复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七日，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年的第一天，我开始了修炼法轮功。头三天炼功右侧一直在疼，我咬着牙坚持，第五天就没有感觉了，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我竟然忘记了复查的事，而且身体上的其它不适症状也都一扫而光。每天快乐的学法炼功，愉快充实。尤其在修心上，我懂得了按照真善忍去做，并且体会到做个好人、更好的人的快乐幸福，工作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善待同事，不计不报，与同事们都很融洽。我自己的小家庭也非常和睦，其乐融融。那一年我用心的体会着实践着真善忍，那真是每一天都是无比快乐的。
风云突变天翻地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早，我照常去晨炼，没有人。因为前一天各区公安抓了学员，同修都去省政府反映情况去了。我依法去省政府，就是想告诉政府，修炼人都是好人。可是政府非但没有解决，还出动了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武警和一大批防暴警察，对学员拳打脚踢，非常野蛮将学员装到许多大客车上。我被拉到八区体育场，我们大多数是席地而坐，烈日晒烤得很厉害，直等到下午三点多广播播放了江氏政府集团对法轮功公开迫害的通知。这时，警察开始撵我们走，我知道，这已经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了，要向上反映情况才行，我就离开了。但是我听说，不少学员被打被抓。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正应了法国人“诺查丹玛斯”在他的《诸世纪》中预言所讲的：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打这以后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大有文革再来的势头，人心在善与恶中挣扎着。
从此单位领导同事接连不断的找我谈话，都振振有词的要求我放弃修炼，威胁我胳膊拧不过大腿，不会有好果子的，要看清形势，还要求我交书、写认识，听邪恶诬蔑法轮功的报告等等。那个时候，曾经的好朋友都一下子变得那么陌生，曾经的同事都泾渭分明的表现着所谓的规劝，以示他们与我的区别。就连亲人都象仇人似的疯一般的打骂吼叫。我曾伤心于这世间上的百态，但是我知道罪恶的根子不在这些人，我义无反顾的向他们讲述法轮功修炼的美好，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放下名利贪欲的豁达，告诉他们金子虽然被扔进了粪坑，但是那真是金子啊。
第一次被绑架关押
为了讲清真相、澄清事实。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我去了北京上访，此时的信访局变成了抓人局，我就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来“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我被警察打倒，抢走了我的横幅，两三个警察将我拖上车，用车拉到站前分局，又分到郊区一个派出所那里的警察体罚我，让我撅着，用电棍电击手、脖子。他们就是要搞清楚我是谁，哪里人。他们威胁说不报名，就送大西北，没人再能找到你。非法关押折磨我两天后，我被送到哈市驻京办事处关押两天，那里环境极其恶劣，男女关在一起。丈夫、单位一个同事隋继伟和芦家派出所的一个警察坐飞机赶到北京，将我和一位年长的同修带回。我们是被戴着手铐坐火车带回的。往返费用都是我家出的，被勒索了一万多元钱。
我被劫持到鸭子圈看守所，那里十多平方米屋子里是砖砌的大通铺，旁边就是便池，屋内挤满了人，晚上每个人只能侧身溜直的躺着，起来上个厕所，就没有地方了，那样的睡觉叫“码鸡翅”，就跟上刑一样痛苦。吃的是板糕，就是玉米饼子，很硬，几星点白菜叶子的水汤。在这里我被非法关押二十二天，剥夺了我会见的权利，无法见到丈夫和四岁的孩子，我好想他们。每天还要面对狱警和邪悟者的胡言乱语的转化、叫骂，无论他们怎么凶，我都耐心的跟他们讲自己修炼大法的幸福以及做人最起码的知恩图报，而不是落井下石。这期间，被南岗公安局刘刊提审过恐吓过。后来丈夫又被勒索几千元，我被取保候审回家了。回家后去单位上班，单位领导赵柯说要等到取保候审一年期满了，才可以上班。
第二次绑架看守所灌食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吧，我给同事写了一封私人真相信，把江泽民诬蔑法轮功是邪教的十条，逐条与江泽民的所作所为进行对照，最后得出江泽民才真正是在搞邪教。我想通过这封信使同事有个理性的思考。结果这封信被交到厂里，又交到公司，最后交到公安局，这也成了后来我被劳教的所谓证据。
二零零一年四月初，单位书记赵柯给我丈夫打电话，要送我去戒毒所的洗脑班。丈夫不同意，我一家三口回了婆家，单位领导带着几个同事几次晚上敲我家门，在我家住的妈妈，受到很大的惊吓。到了婆家，我把孩子留在了婆家，婆家小镇上只有一个幼儿园，孩子多，看到中午孩子们睡在大铺上，一个挨一个，排的满满的，我想到了看守所里的“码鸡翅”，心中酸酸的，小儿啊，受苦了。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我与同修仲晓燕在她的租住屋被绑架，一帮警察闯进门，对开门的同修大打出手，一个警察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甩到墙边地上。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遵循着师父的教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是这些警察出动那么多的人，对我们疯狂般的打骂捆绑，同时家中物品全部被抢劫，有大法书籍，师父法像，真相资料，个人钱物。
在芦家派出所二楼，我们被分开，我被铐在暖气管子上，来了一个带深色眼镜的个子不太高但很强壮的警察，气哼哼的说星期天没让他们消停，就开始左右打我的脸，打一会儿他累了，拽个椅子坐下了，盯着我说：你别这样瞅我。我说：我不知道我被你打成什么样子了，但我一直微笑着看你，我对你无怨无恨。他愣了，扭头走了。又来了一个瘦高年轻的警察做笔录，我就讲大法的美好，希望他明白真相。他就胡乱编个名字写了一些东西就了事了，我没有看也没有签字。
当晚，我和同修被劫持到鸭子圈看守所，我告诉犯人牢头我是法轮功学员，不背监规，并且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第二天早上将我一个人关押在一个牢房，有七个犯人看着，她们劝我吃饭，问我姓名，打听我的身份，因为我没有报名。三天之后遭到灌食，灌盐灌玉米面汤，我不配合，他们又拉又抬的把我拖出去按到一张台子上，掰着嘴撬开牙齿，再用开口器撑着嘴插管子，灌得直呕吐，犯人都不忍心看，悄悄抹眼泪。二十天之后加重迫害，一天两次，我被这样折磨四十天，牙齿磨秃、松动，胃里极不舒服，极其消瘦，出现耳鸣，眼花、头晕的现象。
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遭迫害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我被劫持到万家劳教所劳教三年，先被脱光了搜身，随身物品被翻了个遍，一份经文被他们拿走。然后体检，接着我们十个同修被分到七队严管一个多月。期间不许出去吃饭，不许背法、炼功、发正念。武金英队长常常带着狱警刘影、吴保云、孟祥芝、王忠华、那冬波冲进屋里，对我们拳打脚踢，崔凤兰几次被拉出去毒打，刘丽梅（迫害致死）、仲晓燕也被拉出毒打。在一次厮打混乱中，我的脚后跟抢下一块肉，后来一直溃烂，一个多月才好。一次一个狱警进屋威胁我说，她们可都是一年，你可是三年啊，日子长着呢。
二零零一年九月底，为反迫害我与同修曾经绝食一周左右。十月份我和程文婷，仲晓燕，李英敏等七八个人分到一个所谓“尖刀班”严管，每个班都来了一个男狱警，从排队、报数、带胸卡等开始强制迫害。由于环境恶劣、冰冷、阴暗、潮湿，许多法轮功学员身上长疥，此时我身上也出现疥疮。
十二月份又将我们调到三楼住，白天在潮湿阴冷的一楼，码坐，坐小塑料凳，不许炼功、学法、发正念。一发正念，当班狱警就扑上来，对我们扇耳光、拳打脚踢。他们抓起拖把、笤帚、凳子就开始打，把暖瓶往我们身上摔。王敏、刘影、孟祥芝、刘白彬、李秀（香）花等狱警打起来就象疯了，抓什么都往我们身上打，尤其用棍棒，李秀（香）花曾说过：等哪天把我家的擀面杖拿来，我看谁不服？犯人付丽娜、任红、白雪莲等打起人来下手非常狠。我们手上身上总是被打的红肿的，每天总是有不可预料的迫害发生着。
这期间我身上出现大面积的脓包疥，最后严重到周身几乎都是，浑身发冷，疼痛，不能下楼，整日躺在床上，没有热水洗，线衣线裤上粘的满是，每天都是一层层的揭下来，那日子真是度时如年。大约三月份，因长疥调到七队的二楼，在这里哈市的六十多岁的孟宪芝被迫害致死。有一次，恶警把我拉去用勺子刮疥，浑身血糊糊的，再拿凉水冲，过程令人恐怖。七八个月之后我身上的疥疮才见好。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万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步步升级，原来由女狱警管理的七队突然由所里从各男队抽调男狱警进驻，全面接管七队的管理工作。每班约八个警察。当时七队有七个法轮功班一百二十人左右，一个男队由一名队长带三个男狱警，这是固定的，有时男警增加到一倍。
狱警们逼迫法轮功学员码坐小凳子，还要求出操报数，穿犯人的衣服，用犹大的文章进行洗脑。逼着看假的“自焚”、“自杀自残”等诬陷大法的录像，强迫背守则和行为规范、生活规范，接着抛出了狱警们编造的诽谤法轮功的所谓守则让背，如有不服从就打、电、吊、坐铁椅、戴手铐、不让睡觉，恶警采取一系列卑鄙手段进行迫害。
一次突击搜监，我保存的经文被搜走，姜丽华有一封信被搜走，男队队长刘涛，警察孙庆等把我两个绑到铁椅子里，双手绑在背后，姜丽华被孙庆打了好多拳，晚上我们被挪到过道的窗边，打开窗冻我们，我被迫害两天，姜丽华时间更长。
法轮功学员崔淑香、何苗、高淑霞宁死也不屈服，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跳楼抗议。崔淑香被抬走，赵余庆、刘涛、孙庆，张波等狱警冲进监舍，劈头盖脸就打高淑霞、何苗，我和仲晓燕去护两位同修，也被打到一边，打完又把高淑霞何苗绑到铁椅子上，往她们身上浇凉水，开窗户冻，迫害了好几天。还要迫害我，因铁椅子不够，恐吓要给我上大挂。
此时的队长是张波，叫嚣着要用各种手段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为了达到转化学员的目的，每天都有同修被拉出去，关进小号，酷刑折磨，电棍电击声、惨叫声不断，各种手段各种刑具都用上了，到处充满了恐怖。十月份，我因不肯写“三书”，被男队队长李炯洙，警察高扬威，女警赵艳美拉到小号，手背过去绑上吊起来，脚几乎不挨地，男警不停的用电棍电击。折磨中我在想着，大法的修炼是真正的在做好人，可是在这罪恶的监牢里，每一天他们施加的一切酷刑为的就是叫我放弃做好人，背叛教导我如何做好人的师父。用他们邪恶的话讲，让你生不如死，让你分分秒秒的痛苦，即使死了也有允许的指标。他们叫嚣的话语那么理直气壮，他们的迫害行为那么肆无忌惮，他们自称自己就是江泽民的狗，让咬谁就咬谁。
在写下那个所谓的“三书”时，我内心无比的绝望，为做人而绝望，为这里所有的人而绝望。我坐在监舍的小板凳上，每日不停的流着眼泪，觉得自己一直在无底的阴森窒息的深渊里下坠，精神死亡了，这个肉体却还在，如同行尸走肉。只求一死，却不能自杀，大法修炼不允许。接下来就是背诬蔑法轮功的守则，唱红歌，学习诬蔑大法和师父的书，写认识，写揭批等等，而且要求做这些事必须表现出高高兴兴的，不然随时随地就可能被拉走酷刑折磨。我觉得自己灵魂没有了，内心被极端的扭曲，我觉得自己不是人，所有的人都不是人。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万家劳教所编制了一张攻击诽谤法轮功及创始人的答卷，要按他们邪恶的答案去答，谁不答就惩罚谁，狱警们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答也得答，不答也得答，没有选择。七个班的修炼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绑吊电蹲坐等迫害。后来又被逼着写入党申请书，都得写，不写的还是被送小号里折磨。那段日子里，我们不断的抗争，不断的被折磨，不断的承受着屈辱，精神上的痛苦真是无法描述，远比扒皮般的疥疮痛还让我痛的更深。
二零零三年开始，除了每天的精神折磨，写认识，背守则，宣誓，还让我们做奴工劳动，任务很大，早上五点就起床，常常干到半夜。做塑料拖鞋、粘睫毛、汽车亚麻垫子、补亚麻布。每天只要狱警不高兴，不满意，不顺心，都会有对法轮功学员精神上、肉体上的加重折磨。
二零零三年九月份，狱警周丽凡多次扬言要将我和殷红送进小号迫害，因为她认为我们总是在谈论修炼的事，我就一直跟她讲大法的美好，人要选择善良，但是她听不进去。每次进屋将手里东西往桌子上一摔，侧歪着头面目冷酷的瞅人，我就总是报以微笑的看着她，我真希望能化掉她内心深处那无名的仇恨的东西，希望她能解脱出来，选择善良。九月三十日，她再次说十月一日下午就送我进去。然而她下班回家出了车祸，三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五日她上班的那天我回家了。
单位从二零零零年年底就给我停薪了，直到二零零四年我从劳教所回来后才重新开始。头三个月只开四百元，第四个月才恢复基本开资。此时，丈夫经营公司不景气，房子早在我出来前被卖掉抵债，家庭经济负担很重。丈夫也因最终承受不了我被迫害所带来的压力，与我离婚了，除了孩子，没有一分钱的家产可分。
二零零四年七月份左右，单位重新聘岗位，我报了曾经工作了近十年的生产科室的监控管理岗位。但是书记赵柯和办公室主任李科找到我，追问我还炼不炼了，只要炼，就不能给我这个岗位。就这样我被分配到附件生产车间，维修机载电子电器设备。不管我在哪里，我都是无怨无悔的，兢兢业业的从事工作，后来我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工作量，并且总是很好的完成这些生产任务。
第三次绑架拘留关押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我正在单位上班，在南岗公安局王局长的指挥下，单位保卫处的边浩带着南岗国保张绪民和两个卢家派出所的警察绑架了我，张绪民大喊着：我就是上了恶人榜的恶警。他还要给我戴手铐，我强烈抗争着，边浩在旁劝了一句，才没有戴。一路驱车往我家赶，车上这些人却骂起了共产党的腐败来。到我家他们搜走了师父法像，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再次将我关进鸭子圈拘留所十五天。
起因是公司另一个部门的法轮功学员王冬花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牵连了我。她被关押了几个月，据说她的儿子也被绑架迫害半个月。边浩曾经骚扰我，问我王冬花被判刑了，判三年缓刑四年执行，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那是迫害。单位还开除了王冬花。
我回到单位，公司保卫处领导找我谈话，施压。公司总书记王东航、总经理王茂林批示，将我从收入丰厚的技术部门航修厂调离，让我到公司收入几乎最低的洗衣房从事清洁洗涤工作，一切岗位待遇降至最低，原岗位收入六七千，如今我每月拿到手的收入还不到四千元，没有积蓄，没有房子，经济一直都很困难。
一点点思索
在我被迫害的这些年里，无论在哪里，都会碰到良知尚存的人们，单位的同事向我竖大拇指，打我的警察，在我告诉他，对他无怨无恨时，他愣了，扭头走了。在我坐铁椅子半夜被强制挨冻时，当晚值夜的狱警拿来被子盖在我身上。在劳教所里，条件极其艰苦，就有狱警很乐于为我们捎带吃的用的东西。还有狱警在权利范围内，在冬天为我们提供洗衣机将衣服甩干。一个狱警曾跟我讲，他在迫害某位同修时，他的内心都承受到了极点，他几次找所长说，会出人命的。也有很多犯人愿意跟法轮功学员呆在一起，他们都是觉得法轮功学员真的非常善良，无论自己多么苦，遇事总是先为别人着想，乐于助人，诚信，让他们感到踏实，可以托付。
其实，人性中是善恶同存的，一个人在社会上所接受的正面教育，那就是明辨善恶及其带来的果报，去除恶的思想行为，彰显善的美好。能起到这样作用的社会属于良性社会，相应的国家也会昌盛繁荣，国泰民安。
可是共产党是个邪灵，它入侵中国后，一直在通过一场场的政治运动迫害着中国人，毁灭着中国五千年来留下的传统文明，在人们头脑中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假恶斗的歪理邪说。它强调党性永远高于人性，人性可以没了，党性永远牢记心中。当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旷世奇书《九评共产党》问世后，彻底揭示出共产党的邪恶本性，使中华儿女从噩梦中逐渐清醒，逐渐认清了共产党是个比癌细胞还可怕的毒瘤，从而引发了势不可挡的退党保平安的大潮。
天灭中共，天佑中华。共产党从它的出现，到为祸世间，到在中国刮起的这场迫害法轮功的万古奇冤，再到退党大潮。这场历史大戏已经走向最高潮，就将闭幕了。一个人是否能心生一念，退出恶党，走向光明，那都是生命各自的选择了。
回首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我所经受的这一切也只是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中的一点点，有些也记不准了。讲出来这些，是因为十几年过去了，孰是孰非已经很明了了，而且那些曾经肆无忌惮的、疯狂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们都在遭到现实的报应，各级曾经迫害法轮功的官员相继被双规、被判刑、被跳楼、被灾祸、被恶病夺去生命等等，我只是希望所有的相关人员真的好好想想，赶紧弥补，将功补过，赎回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如果真到了哪一天，神的惩罚，人间的审判落到头上的时候，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