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郭其忠控告首恶江泽民

郭其忠是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修炼前他患有胃炎、咽喉炎、鼻窦炎、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中西药吃了不少也不见好转。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为国家、家庭节省了一笔可观的医药费。

郭其忠于二零零九年九月被绑架抄家，并被酷刑逼供，二零一零年四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七台河监狱惨遭殴打折磨。他的妻子被迫和他离婚，他的孩子也不敢和他联系。

以下是郭其忠自述的遭迫害事实：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八时左右，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东风街，委主任万金华，找我去街道办事处签字，说棚户区所有户主都得去签字，当时妻子不在家去了南方，家里只有我一人，只好答应了。我推着摩托车出了门看见万金华正在打电话，看见我以后停了，她就坐着我的车往办事处驶去，距办事处二百米左右对面有一辆黑色轿车迎面开来。我刚进屋随后进来两个人把我架出去，塞进车里向新兴区东风派出所驶去。

到新兴区东风派出所把我双手铐在老虎凳上，所长赵孔伟，见到我说；这个老虎凳子多少年没有人用过专为你准备的。他们没有证据，没有人来问过我。晚上六点多钟拿着我的钥匙，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他们六、七个人到我家抄家两个多小时才回来，把我家翻的乱七八糟，到底拿走什么没人知道，藏着最隐蔽的东西都找到了。拿到派出所看到的有：大法书籍，师父法像，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手机一部，电子书一个，MP3两个，身份证，银行卡，准备给孩子的学费四千元，我哥的死亡证明（未消户口），VCD一台，电视接收机两个。还有可用的东西缺少什么也不清楚（我看到一个干警拿着我用的微型矿灯往对面的抽屉里放），他们象土匪一样。

非法关押期间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准去厕所，不许睡觉。审讯时非法逼供，最后他们写了无需有口供。二十三日下午三点多钟，送往七台河看守所，连续两次体检不合格，体温超标看守所拒收，随后又去了防疫站，要求他们出个无险情证明，工作人员不给出，要求入诊后三、四天后才能出结果。之后，强制让我喝下冰水和不明药物，秋天的夜晚刮着凉风，身上穿着单薄的衣服把我冻得全身发抖，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又去了看守所量体温还是不合格。

所长赵孔伟请示上级，回复是回来办取保。他气急败坏的说；办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的事情，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到了新兴分局又商量半个多小时，迅速返回市里到二院，610、公安局头目早就在那里等候，连夜进行体检，体检完毕在旅店住一夜。九月二十四日早晨赵孔伟去医院取出各科结果，又去了看守所量体温还是高又拒收，为了迫害我他们可以升职、能得到高额的奖金，不顾人的死活，请示上级协商返回东风派出所又强制我喝下不明药物，下午二点多钟送往看守所，工作人员说，上面有令今天所有人都升高一度收所。其实当天只有我一人进入看守所，当时头痛身体发烧严重。

在看守所里干警给有钱人买东西，有检查的来通知把所有的东西藏起来。有一次，听说检查要来，犯人都忙着往板铺下面藏，有一犯人拿一包小菜让我给拿过去，管号的叫郎亚洲说太慢了，狠狠的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当时眼睛发黑，耳朵嗡嗡作响，半个脸立刻肿了起来。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在七台河新兴区法院非法开庭那天，我身体已经被迫害的非常虚弱，骨瘦如柴，有气无力，满口牙晃动、出血，因为不让接见也没有钱买牙具。修炼以前的疾病全都复发，如咽喉炎、鼻窦炎、腰椎间盘突出。咽喉炎、鼻窦炎恶化，化脓出血说不出话来，有时说出话声音也很小；还有高血压，心情激动时头就发晕。自我辩护时我要求证人上庭对质、并且问他们：我做什么坏事哪个人看见了，那就让他出庭作证。回答说没有人看见。最后审判长说：“证据不足，休庭”。依照法律规定取证后再从新开庭，可是没有。过了一段时间判决书下来了，我被冤判三年六个月。

在七台河看守所关押十个多月，送监狱前必须去警官医院体检。看守所陈所长亲自督阵，在我的体温高、血压高时，连续拍了几次片子均有异常影像时，是陈所长的“关照”，又一次强行把我送走。

二零一零年七月中旬到了七台河监狱集训队。由于血压高头经常犯晕，背监规我就记不住，集训队犯人班长郎亚洲用板条打，说是执行命令，打得全身是血印，连续多天。

还有两个犯人班长，一个叫王成玉（七台河新建矿人），另一人姓施（双鸭山人）。这两人专为干警拉关系，收、要犯人的财物给干警，也为自己找出路。我从看守所到七台河监狱没有接见任何人，也没钱买东西，这两个犯人找我要东西我没有，他们记恨在心。有一次，干活时在犯人的挑衅下对我进行一次毒打，他们两个膀大腰圆比我高出一头，那个手象鞋底一样在后面左右开弓，往前走就给我拉回来，姓王的打完姓施的接着打，每人打了二十多下，打完后我两眼黑黑的什么也看不着，身体晃晃悠悠，迷迷糊糊的坐在地上，不知是谁把我扶到座位上，当时值班干警就在屋里，任由他二人胡作非为，他们装聋作哑，玩忽职守。

从那以后，我头脑就不清醒、迷迷糊糊，睡觉脑袋没有地方放，哪面朝下哪面就痛，血管要爆裂一样，反应迟钝。七台河监狱犯人吃饭时，都是站着队到食堂去，去时报数回来时也报数，我几乎每次都报错，报错了最少是一个耳光，为了报号天天被打骂。我四肢不灵，生活很难自理，就是被他们毒打造成的，这时转监到了佳木斯监狱。

二零一零年十月中旬，我被转押到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八监区二中队，监狱长叶枫下令中队安排一名干警和两名犯人（其中一犯人叫王玉玺，是带工的）对我进行转化（强行放弃信仰），不同意就打（警察指使犯人打），打完再谈（干警谈），白天和晚上都如此。有时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睡着了，王玉玺就用脚把我踹醒，有时还把脚跺在我的肚子上，我不敢睡就坐着，我的心脏病就是那个时候被他们吓出来的。

还有两位法轮功学员在此关押，其中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照顾我，为了进一步对我进行迫害，中队长于春亮就把我们分开，让七十多岁的老人出工，我留在监舍内。我的身体还是不好，行动非常困难不能自主，走出一步退回半步，左一脚右一脚，嘴歪眼斜，言语不清，四肢无力，头疼痛难忍，迷迷糊糊总也不清醒，找干警去医院检查治疗推脱说没钱。我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放到嘴里的饭只有三分之一；上卫生间连裤子都系不上，有的看见就心烦，有好心的就帮一下忙，有的不帮忙甚至还踢一脚或打一拳或打一个耳光、嘴里再骂一句那是常事。佳木斯监狱豢养牢头狱霸，就在我身体这样极度糟糕的情况下他们还逼我出工干活，我干不了又遭牢头狱霸一顿毒打，我有多次被他们折磨的都有不想活下去的念头。

因为我修炼法轮功，经过炼功后身体恢复的很快，是大法又一次救了我。他们就让我在监内帮助打扫卫生，帮助抬饭桶。有一次抬饭正好赶上收工，被中队长于春亮和带工犯人王玉玺看见了就强制我出工，每天背着做鞋的材料上下楼来回几十次，楼梯是铁皮焊接的，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容易掉下去。

二零一一年三月佳木斯监狱成立严管队，是在集训队，要求转化率达到百分之百，分两期进行。我安排在第二批，提前做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有高血压、心脏病、头痛迷糊必须去市医院检查，说没钱不去给做。第一批不到半个月被迫害死三名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是秦月明、于云刚、刘传江。

我由于身体不适应出工就在监内管卫生（打扫水房）。二零一一年七月，监内水费交的不及时，犯人无水洗涮就偷水，被监狱发现，却强制关了我七天小号，小号只有几平方米，里面阴冷潮湿，我在这里受尽了折磨。后来有的犯人得了传染性疾病住院，谁都怕传染没人愿意去护理，他们就让我去。

监狱为了强迫我放弃信仰，达到江泽民所要的转化率，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中旬，七台河法院带着我妻子来到佳木斯监狱与我离婚，我问她为什么要离婚？她说：“两个孩子上大学、我还有糖尿病得买药、交房屋贷款、我也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去办低保街道说法轮功家属不给办，我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来离婚的，回去能办个低保。”我知道离婚不是妻子的本意，是被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政策逼的，如果我不同意离婚她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我怀着悲痛的心情违心的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她和孩子。是江泽民逼的我骨肉分离，是江泽民逼的我们结发夫妻被迫离婚。离婚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本来身体已恢复的差不多了，从那以后头部又开始剧烈疼痛、迷糊，这种状态一直到出狱都没恢复。

二零一二年中秋节后，中队长于春亮传信让我出工，我到办公室找他说明不能出工是我的身体原因，于春亮不容分说上来就打，并说让你出工你就得出工，边说边不停的打我。我就喊：“警察打人了”。他就把我推到办公室的单间里接着打。这次毒打导致我心脏病发作，头疼的更加严重，这次打我的整个过程大班干警韩华、带工犯人王玉玺全都看见了。

二零一三年三月，我冤狱期满，释放时已离婚的妻子找的车到监狱接我，当时的情景被监狱的监控录了像，七台河市公安局找到前妻调查我的下落，我是正常释放也不是逃出来的，七台河市公安局还多次找我、窃听我的电话。本来我释放回家后妻子让我回家住，还给我买吃的补养身体。由于七台河公安去骚扰她，街道、派出所多次调查我、打听我的下落。妻子迫于压力不敢让我回家，我现在没有房子、没有地、因为我炼法轮功的缘故，工作被开除没有经济来源，身体状况又不好，只能干轻微的工作维持生计，被迫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在我这里充分展现出来。

在中共对法轮功近十六年的迫害中，我被非法关押三年六个月，我按“真、善、忍”做好人错在哪里？我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何罪之有？两个孩子都考上大学，女儿考上公务员调查结果因为我炼法轮功，她不能被录用，男朋友因为我炼法轮功与她分手。由于江泽民的株连政策至今两个孩子也不敢与我联系，怕影响他们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