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山东省莱芜市法轮功学员张福香女士在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遭迫害的情景。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张福香女士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令其得到法律的制裁。
以下是张福香女士叙述自己遭迫害的经历:
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是恶疾缠身,患有心肌炎、胃下垂、胆囊炎等多种疾病,常常卧病在床,什么都干不了,常常是上小学的女儿回家后扶起我来,喂我一口水喝,丈夫更是里外兼顾,累到没白天没黑夜的。
一九九九年三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飞,可以下地干活了,也可以让放学回家的女儿有口热饭吃。全家人为我的身体变化感到高兴,这也是后来全家人支持我去为李洪志师父伸冤的原因。而我更是对大法和师父是坚如磐石,任何人都不可动摇。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江泽民开始莫名其妙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电视机上不断出现诽谤师父和大法的新闻。那时候的我才刚刚学了四个月,五套功法都还没有学会呢。开始我想,是不是政府搞错了,是不是受了恶人的蛊惑,怎么会对大法产生这么严重的误会呢!法轮功修炼者一直以“真善忍”为标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怎么可能做出政府所说的事情呢!
六次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阴历三月二十日,我去北京天安门请愿被绑架。在莱芜驻京办事处非法关押两天后,南冶镇派出所警察和安仙村书记咸宝友来到驻京办事处提人。警察拽住我的头发对我拳打脚踢,打得我鼻口出血,按在铁床上用力撞来撞去,头发都撕下来了一大堆。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家后,村里派人在我家附近蹲坑监视,不让我出门。二十四日公安局柳青让家人拿出一千元就不对我进行拘留,把我暂时关押在大队办公室。因为我以前的身体状况,家里根本无力支付这次巨额罚款,他们就把我铐在了村子十字路口的电线杆上,后来家人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够这笔非法罚款,他们才把我放了。
二零零零年阴历七月九日晚上,我在家看师父讲法的录像,村书记咸宝友带领三个人非法闯入我家,把影碟机和师父讲法的录像带非法抢走。十六日晚上,村书记咸宝友把我、段明新(已故)和任绪翠三个人关押在大队办公室,他拿着刀子比划我们,拿着锯试图刹断我们的脖子,对我们拳打脚踢,嘴里一直辱骂我们。17日把我们送到了拘留所里拘留了十五天。从此以后经常在村广播里辱骂我们是反革命家庭,威胁我们说如果继续修炼,孩子不让上学、当兵,停电停水,说的脏话简直不堪入耳。
二零零零年阴历十月二十七日,我再次去北京请愿上访,再次被绑架关押在莱芜驻京办事处三天,然后又被关押到南冶镇派出所,铐在暖气管上一晚,第二天又把我关押在拘留所十五天。十五天后非法向我索要了一百元非法罚款后才将我们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阴历二月初九,警察强行劫持了我、丈夫和二女儿到铁车洗脑班进行人身迫害,导致丈夫不能工作,二女儿不能上幼儿园。对我进行强制洗脑,整天听辱骂师父和大法的录音,不让我睡觉并让我整天打扫厕所。被非法关押了二十天左右后才将我们三人放回家。
二零零二年四月初十,安仙村村委十几个人闯入我家,将我再次绑架在孝义洗脑班。我走出孝义洗脑班后,家中有人蹲坑监视不能回家,只能开始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九日,我在路途中被张家洼派出所警察绑架,把我铐在了暖气管上,莱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郑波拽住我的头发对我拳打脚踢,打得我鼻口出血,头发撕下了一大绺,并指使一女警察把我身上仅有的438元钱强行搜去。当天我被绑架到了莱芜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对我的绑架和关押。三天后,十几个警察给我铐上手铐脚链,捏住我的鼻子,用竹板撬开我的牙齿进行强行灌食,一天灌一次。
遭非法劳教
没有经过任何正式的法律程序,我被判了三年劳教。二零零二年十月九日被押送到了济南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我不明白我没有触犯任何一条法律,为什么要把我关押在劳教所里遭受犯人般的待遇。在这里我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尝到了各种残酷的刑罚。我被关押在了五大队,队长是牛学连,她安排三班倒不让我睡觉,经常是凌晨两点半才让我睡觉,四点就把我叫起来关押在五、六平米的禁闭室里对我进行强行洗脑,让我听辱骂师父辱骂大法的录音。从进去后就对我进行这种折磨,迫害时间长达四个半月,直到二零零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才让我上地下室干活。在这里她们不让我给家人打电话、写信、见面,每天逼迫我做超负荷的劳动。
二零零四年正月十三日下午,劳教所里的一个警察,无故把一大法弟子铐在暖气管上,并用胶布贴住嘴,法轮功学员们不满这种非人的折磨,拒绝配合开始罢工。十六日劳教所的警察们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身迫害,她们把所内最邪恶的警察调到五队。为迫害法轮功学员,专门设计了十五公分高的小板凳,坐板凳时两手紧握膝盖,从早六点到晚十点,不准我离开小板凳。吃喝、大小便都在室内,门窗紧闭,高温天气也不允许打开,风扇也不让开。而且让社会上的刑事犯轮流监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还要强制我听、看污蔑师父、大法的录音、录像,施行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王淑珍怂恿在押的刑事犯,谁想出的招最损、最凶残,谁就可以得到减刑的奖励。她们为了自己早一天出去,狠毒地打我们这些没有“转化”的学员,我们被打的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我被强逼着连续罚站十天,从早站到晚上十点,腿脚都肿胀的像暖瓶一般粗,然后再强迫蹲下,疼的受不了。王淑贞见我们仍不妥协又出恶招,每天只让吃一顿饭,还要逼迫劳动。一星期后才允许自己买方便面,刚吃了两顿之后又不让吃了。几天后允许吃饭了又不让大小便了。五月三日,一位学员忍不住拉在了裤子里,屋子里气味太浑浊了,她给我们十五分钟洗衣服、洗澡。衣服洗完必须请示报告才允许晒衣服,我们抗议这种无理的刁难,她气急败坏直接把我们没穿的衣服扔进垃圾桶里。她们每天逼迫我坐小板凳,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录像,不让我睡觉,叫刑事犯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一眯眼就用苍蝇拍打头,把拍子都打烂了。因长时间不让睡觉,我疲惫不堪地困倒在地上,王淑珍叫人做记录,谁困倒一次明天集体罚站一小时。在我们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警察又强迫我们上操练队,我们不妥协,王丽萍用高跟鞋踢的我们腿上青一块紫一块,她的高跟鞋都踢烂了,并让我们罚站十天。
残酷的暴力“转化”
二零零四年阴历七月初八,王丽萍以抬东西为由把我骗到学员接见室,马文艳等三人向我灌输劳教所的条例,威胁我让我承认自己有罪,我不畏强暴,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认为做一个好人没有错。她们恼羞成怒,加大了对我的迫害,强逼我罚站,不让我吃饭、睡觉和上厕所,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便拉在裤子里,她们把我的裤子扔到了垃圾堆里。她们又把我铐在暖气管上站着,白天用红绸布绑着,腿肿的受不了的时候再让蹲下,真的是疼痛难忍。她们还把大法书摆在我的脚下,四天后她们还不让上厕所,憋不住就又拉在了裤子里。马艳把我的两块大毛巾、床单、背心和裤子擦尿后都扔到了垃圾堆里,并且说再次就把我的被子扔掉。
七月二十日,她们逼迫我坐在地面上,把我的双手反绑在铁椅上,就这样绑了整整十五天。王月瑶、李颖华和马文艳以我胃不好为理由,强行一日三次灌药,马文艳用长霉的菜汤和她们喝剩下的茶叶末进行灌药。我抗议这种非人性的迫害,拒不配合,她们又把我反绑在铁椅子上,戴上耳机,强逼着听骂师父和大法的录音。耳机开的声音很大,耳朵震得简直受不了,里面还伴有嘈杂的、沉重的金属撞击声。她们晚上睡觉盖着被子,可是却给我一直开着风扇,冻得我浑身发抖,就这样折磨了我整整十三个昼夜,她们企图消磨我的意志,让我妥协。王月瑶扬言说:“这方法在全国很有用,有的三天“转化”,很顽固的七天也能“转化”。”她让我坐在尿里,腿还不能变样,一有时间就用高跟鞋踩在我的大腿上,此时我已全身浮肿,我问她为什么踩我的时候她嚣张的说:“我愿意,我还有鞋跟像手指头细的鞋,明天就穿来。”其他几个警察也是一有空就来踢我几脚,夜间我一眯眼,她们就用大法书砸我的头。地面上的尿干了又把我拖到湿处,臀部早已经腐烂,来了月经我请求用卫生纸,王月瑶说:“如果你写“转化”书,我就让你用纸。”从此我不再吱声了。她恼羞成怒的说:“如果你阴道烂了,我发扬人道主义给你去拿消炎药。”接着用大法书砸我的鼻梁,打的我鼻口出血,鼻梁青紫。并且狂妄的说:“你不是很拗吗?我从小得到的东西没有一样得不到的,只要进了这个门,没有一个不“转化”出去的,除非躺着出去。我父亲是省武术教练,我弟弟是巡警,我把你弄残去医院也检查不出毛病来,万一把你弄死了,就加在1700例上当你自杀,我也犯不了法,大不了脱下这身警服。”到了八月初一,她说:“三天不让你吃喝,看看你的心脏怎么样?”接着拿来电棍充电,“电棍你不服,我再拿弹簧床来,把你衣服脱光,用胶布把你粘在上面,用这些方法在全国一个月就“转化”了三十多个你这种顽固分子。”八月初三晚上,原五队副队长赵杰的丈夫职位是科长,他威胁我说:“如果你再不“转化”,就把你关在一个黑屋子里,不让和任何人接触,看你这辈子怎么混?”
到了八月初四,我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松开绑时早已经不会爬了。医生把我连拖带拉的拖到床上做心电图,结果心脏严重瘀血。而这些失去人性的警察,还继续残酷的毒打我,让我面部紧紧贴着墙,王月瑶坐在床上用双脚蹬着我的后背,使我不能蹲立。
八月五日,她们才让我出严管室,然后逼迫我跪着打扫两、三个小时卫生。她们又把我弄到所谓的心理咨询室,实际上是一个严重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继续逼迫我劳动,晚上十点多就把我绑在床上,一宿疼醒数次。在这里折磨我7天后,我右手的三个手指头都没有了知觉,胳膊抬不起来、伸不直,只要稍微动一下就受不了,几乎残废了,大腿上被她们踩得地方都坏死了,脚也都烂了。八月十二日回到班组,还要被逼迫着给警察们打扫厕所,擦玻璃门窗,给全队人员打水,一暖瓶水提着都很吃力,还要给全队人一天三次打饭。
非法劳教三年的期限满了后,她们又以我不“转化”为由,给我加期了一百零五天。在我临出狱时,她们还威胁我说:“你这种不“转化”的,出去了也要再回来的。”
家人被迫害情况
二零零二年十月初六,在我被劳教的期间,父亲因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含冤离世。而我因为被迫害没有做到可以在父亲的病床前尽孝,更没有机会给父亲送终。
从二零零零年遭受迫害开始,我的小女儿只有5岁,大女儿也不过16岁而已,因为迫害,我没有机会照顾女儿们成长,在女儿们的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不可抹灭的伤痕。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则就是以江泽民为首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