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忍”改变了我
我于二零零一年下半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我是一名多次戒毒又多次复吸的吸毒人员,什么都吸没了,身体因吸毒吸垮了,父母亲友对我已经绝望了,经常说我一定会死在毒品上。直到我修炼了法轮功后,很快毒瘾、一天三包烟的烟瘾全消失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状态,还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不但解决了自身的温饱问题,余下的钱还用来孝顺父母。
我按照法轮功的要求修炼“真善忍”,性格也发生了变化,生活中与人为善,不说谎,不自私等等。亲朋好友又都回到了我的身边,他们惊讶于我身心的变化怎么变的这么好,这就是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嫉,为了达到其妄图根除法轮功的目的,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在全国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导致十六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被超伦理、超人性的酷刑折磨,有的被酷刑迫害致死,更残忍的被活摘器官致死。
十六年以来,我个人遭受了一次非法判刑,一次非法劳教,二次非法抄家。期间我本人遭受了许多肉体与精神摧残,家人也因被骚扰、搜查,为我担惊受怕,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非法判刑迫害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在上海浦东新区发放“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传单时,被跟踪的便衣警察绑架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晚上,有两个警察非法审讯诱骗我的口供,使我的朋友章迎枝和全燕也蒙受冤判。第二天,他们把我强行送到浦东新区看守所。然后到我位于浦东新区的租住房内抄家,家中无人,也不知道他们拿走了多少属于我的私人财产。
在浦东新区看守所的几个月中,我常常会想,为什么做好人,说真话都要坐牢? 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我被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非法判四年有期徒刑,上诉后,被维持原判。不久,我被劫持到上海松江女子监狱迫害。
新兵集训后,我被分到劳役大队一大队,警察派了两名包夹监视我,无论是洗漱还是洗衣服,包夹都在旁边,不准我跟别人说话,否则包夹要被扣分。一大队是专给一家服装厂加工日本和服,中间穿插做些衣服钉珠、缝纽扣,折月饼盒等,手指经常被针扎的一个个洞,任务很重,白天做不完就晚上做,有时要做到凌晨一、二点。《监狱法》中明文规定了服刑者的劳动与学习时间,上海女子监狱却从来都是作假不遵守。
四年非法刑期结束后,我母亲执意要给我改个名字,把敖朵朵改名为敖译文。母亲认为换个新名字,我以后在工作及组织家庭方面不会受前名字(坐过牢)的影响。在这场迫害中,不得不说父母精神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给他们的身心所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
非法劳教迫害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我在上栗县福田镇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时,被福田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他们抢走了剩余的真相资料,还给我铐上脚铐,我绝食抗议。下午,萍乡市六一零组织内的几名成员来了一会就走了。后来听我父母说,我被绑架后的第二天,家里来了一群警察象土匪一样抄了我们的家,抢走了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晚上福田派出所警察要劫持我到上栗县看守所继续迫害,我不配合,有一个年轻的警察打了已倒在地上的我,强行拉着我在地上拖着走。
在看守所期间,我继续绝食,八月的天气非常热,我全身发烫,一位女看守把我反铐在铁门上,见我不屈服,就叫了几个男的在押犯把我押回监房,在监房的床板上对我进行野蛮灌食,用筷子、铁调羹撬我的嘴,我拼命的用尽全力抵抗,女看守见我嘴里流出了血,气也喘不上来了,怕出人命才作罢。绝食九天后,他们急忙把我劫持到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刚入所,就见到靠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升职了的王姓科长,他用那肮脏的手钳住我的下巴,恶狠狠的威胁恐吓我。以下是劳教所对我实施的迫害。
一大队是集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我被强制关押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米小房间,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房间内装了摄像头,没有任何隐私。两个吸毒人员二十四小时轮班包夹,洗澡和洗衣服的时间加起来只有十分钟。在那个小房间内,我们一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的劳役,基本上全是手工针线活,对眼睛伤害很大。我刚去几天就被吸毒贩包夹(受一大队中队长陈瑛教唆)殴打过二次。当班警察还会强制我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轮番对我洗脑,企图摧毁我的信仰。
因有两次,一大队警察和包夹殴打其它房间的法轮功学员,我大声的制止,她们就把我转到三大队。刚去就被三大队包夹殴打了我一次,也被中队长罚站过。三大队的劳役时间一天做下来也要十几个小时,刚开始是吹医用手套的检测(灰尘的污染很大),后来是在流水线上做计算器加工(锡线燃烧后的烟有毒),做不完就要加班。长期高强度的劳役和精神紧张使我越来越瘦,脸色也越来越不好看。非法劳教期满时,我发现竟然还被非法加期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