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迫害九死一生 胡爱云自述十六年遭遇
以下是胡爱云自述十六年来的被迫害经历。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至今，我被五次非法抓捕，一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十一年，因社区、派出所多次上门无故骚扰，房子被迫卖掉，户口被迫迁出，在十一年的冤狱迫害中，被迫绝食六年多，十六年来所经历的各种酷刑折磨，使我的身心受到巨大伤害，象一场场恶梦令我不堪回首。
一、进京上访
1、第一次进京被逼跳楼
我家姐妹六人，只靠父亲一人的收入维持生活，从小生活贫困。在我十八岁时父亲因劳累过度而离世，我只得辍学打工，做小生意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生活的重担，心里的压力，使我变得暴躁、易怒，加上起早贪黑的劳动，使我身体得了多种疾病，苦不堪言。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心中充满了愁苦与阴暗。
自一九九七年九月份得法后，法轮大法的法理使我震撼。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意义，自此灰暗的生活里充满了阳光，内心是一份平静祥和，暴躁易怒的性格变的忍让与宽容。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使我痛苦不堪的多种疾病也不翼而飞。
家人看到我的巨变，也相继走入大法中来，弟弟虽未修炼，也深知大法的美好，他交女朋友时都要把我的《转法轮》书送给她看，希望他的女友也变得温顺，善良。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突如其来对法轮功的打压，使我内心受到巨大冲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思考，我认定大法修心向善，是正的，是好的，政府一定不了解真实情况。于是我决定去北京上信访局，去现身说法，告诉政府大法的美好，而且能祛病健身，我是亲身见证。
弟弟突然来了电话：“姐，你们法轮功怎么的了？你可千万别出去呀！”我说：“大法好不好，从我身上的变化你应该有分辨的能力。”弟弟说：“姐，我知道好，那也别出去，先在家里呆着。”我说：“你不用管了，过一段时间，你找不到我就把我的房门撬开吧！”（因我一人居住，当天就想去北京，如果不把真实情况说出来，我寝食难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当时没有任何法律常识的我，不知去了会不会被抓，甚至被枪毙）。
我于一九九九年九月份去了北京，当晚住在北京附近燕郊的一个小旅店里，准备第二天去信访办上访，可在半夜十一点多，我被疯狂的砸门声惊醒，外面的人高喊：“我们是警察，赶快把门开开。”我与屋里的几个同修不知所措，我们是正常的按法律条文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的，为什么这么多警察来抓我们呢？这时房门马上就要被撞开了，还没说明情况就要被抓走，被逼无奈，我与另外同修从窗户跳下了楼。当时我右腿骨折，脊椎骨折错位，一刘姓同修骨盆粉碎性骨折，还有一外地女学员，头部摔破，出了很多血。
我们是正常上访反映情况，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可是却被警察无故抓捕，被逼跳楼、摔伤，使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给以后的生活带来困难。
2、第二次进京被非法关押四个多月
一九九九年九月末，我拖着被摔伤的身体在朋友的帮助下回到家中，因我单独居住无人照顾，脊椎、腿部骨折错位，疼痛使我无法坐立、行走，上厕所只能在地上爬，无法下楼，有时连饭也吃不上。
可在一九九九年十月份，法轮功又被江氏诬陷为×教，我躺在床上流泪，我是在大法中的亲身受益者，可今天大法被诬陷，我却不能去为大法说公道话，我的良心难安。
就这样在痛苦的自责中我躺了几个月，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份，我拖着腰、腿尚未痊愈的身体，一瘸一拐的又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可刚进入天安门广场，就无故被警察非法抓捕，送回哈市并被非法关押在七处四个多月。
在哈市七处（鸭子圈看守所）关押期间，因腰、腿骨折未痊愈，我不能久坐，可在看守所每天要码铺十六个小时，腰都疼痛难忍，我每天只好用两臂支撑着上身，久之，我两手背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我被关押在哈市七处十号间，这间四十多米的房间关押八十多人，白天坐着码铺已经坐得满满的，晚上睡觉要躺下后把身体立起来，胳膊放在身下，一个挨一个挤得紧紧的。如半夜上厕所，必须值夜犯人在上面拉，否则自己无法起来，上完厕所后，下半夜只能在地上站着了，因睡觉的地方早已被挤得连一根棍都插不进去的，地方被其他犯人占了，根本就挤不进去了。
一天晚上我刚躺下不久，胸前后背被两个犯人夹得紧紧的，感觉呼吸困难，全身盗汗、瘫软，几乎要休克了。
早晨我腰痛得无法起床，只好别人帮着把我拽起来，右腿疼痛无法行走，上厕所只好左腿跳着走。因腰椎骨折未痊愈，长时间的码铺、坐着，导致脊椎变形，突出来一个大包。
监号的厕所与睡觉的大铺相连，每天不许我们随便上厕所，每天早晨才允许大便，可八十多人排队上大号，每人一分钟还要近三个小时，而且上完大便马上就要开饭，所以时间很紧张，有时刚站到厕所上，打扫厕所的犯人就大叫：“快点快点”。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不停的催促中根本无法便出，导致许多人二十多天不能排大便，苦不堪言。
在七处关押期间，我虽没有达到向政府反映大法的真实情况，可我也要把大法的美好带给身边的人，我跟周围的人讲大法的真相，大法被诬陷，并要求炼功，可却被五、六个管教围着我殴打，并把我用绳子捆绑关在放肉的屋里，用几个犯人看管。直至二零零零年四月份，我被释放，一共被非法关押四个多月。办案单位是：哈市南岗分局，办案人韩秀纹。
3、第三次进京，被迫绝食
我于二零零零年四月份释放回家后，打开长时间无人居住的房间，墙上、地上布满了灰尘，成群结队的蟑螂肆无忌惮的满屋乱窜。我的心很酸楚，边打扫房间，边听着广播对法轮功歪曲事实的报道，播音员的一字一句都象针扎在了我的心上，心似乎揪成了一团。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给了我生活的希望，给我带来的新生，我不能违心的呆在家里，置大法的名誉而不顾，我的良知促使我必须走出去向世人说清大法的真相，即使被抓、被打，我也要走出去说清这一切，我无法安心在家里停留，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
几天后，我于二零零零年四月末，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炼功，向世人展示大法的美好，即被狂奔而来的警察殴打，推上警车，送入前门派出所后院，下午又把我们送入丰台体育馆。我没犯法，拒绝被他们带上警车，几个警察薅着我的头发，连踢带打把我推上警车。在丰台体育馆的操场上关押八百多名大法弟子，我们在这广场上坐了一天一夜，警察强迫我们蹲着，我不服就对我殴打。
早晨，大法弟子炼功，周围的小武警对我们连推带打，一个小武警从后面把我打倒在地，我站起来接着炼功，并喊着炼功口令，使大家炼得齐一些，打我的小武警又走到我身边，拽着我，把我拽到了队伍的前面，让我领着大家炼，我喊着炼功口令，大家整齐的炼着，八百多名大法弟子纯正、祥和的场，使周围的几百名警察、武警都安静了下来，他们被溶在这慈悲、祥和的场中，静静的看完了我们炼完了五套功法，甚至还意犹未尽，拉着我让我们接着炼。可见大法纯正祥和的能量会使众生归正，使他们变得安静、祥和。
第二天，又把我们送到大峪派出所，在这里警察对我非法审讯，我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我拒绝回答他们的问话，包括我的姓名、地址，他们给我编了代号“三十七”号。他们三天三夜不许我睡觉，不许吃饭，到第三天晚上三点多，一个四十多岁的被称作警长的男警察，把我单独带入阴森森的地下审讯室，墙上挂了许多根电棍、手铐。因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我困得头脑发木，意识不清，突然被他单独带入这阴森的挂满刑具的地下室，那种恐怖的感受使我清醒了许多，我不知道他要对我怎么样。男警察阴险的对我说：“你不是不说吗？我告诉你，我最知道让女人怎么开口。”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但把心一横，平静的对他说：“你是人民的警察呀，你们代表着首都的形象。我希望你不要执法犯法。”他听后，无奈的看了看我走了。
第二天，我被送入昌平看守所（北京七处），警察每天对我非法提审四至五次，强迫我说出姓名、地址，送要当地迫害。我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我没犯法，拒绝他们的一切问话，并绝食抗议这种非法关押。
我在绝食期间北京高温达四十多度，监号闷热，透不过气，而且每天还要被提出去四、五次，上楼、下楼的非法提审，使我身体极其消瘦。
有一次半夜我又被提出监号，一位四十多岁，稍胖的男警察单独提审我，他问我姓名、地址，我拒绝回答。他又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我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我不是犯人，这监号的饭菜不是我吃的，我不吃。”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吃？”我说：“我什么时候走出这个看守所大门，我什么时候吃。”他突然一反常态的对我说：“你做的非常好，希望你坚持下去。”可见“真、善、忍”是生命皆认可的普世价值，即使在强权与利益的诱惑下，被利用的人，他们内心深处也有一个善、恶的衡量标准，政府的暴力、强权不会使人的良知泯灭。
多日的绝食、绝水、连续的高温，加上不断的提审，使我身体急速的消瘦，虚弱的躺在铺板上心里感到闷热、烧膛、呼吸困难。难以忍受的痛苦使我趴在监号的地砖上，扒开衣服，把胸、腹贴在地面，才感觉能喘上气来。渐渐的我感觉地砖都变得很热，胃里像着了火，即使胸、腹贴在地上也觉得全身热得不行，我整夜无法入睡，有时几乎没有了意识，好象有时忘记了呼吸，心脏也好像要停止下来，不愿再跳动。我挣扎着爬到厕所里，扒开胸前的衣服，趴在厕所地上的积水中。难奈的痛苦使黑夜变得无限的漫长，意识在我的躯壳中游离着。我不知怎么熬过了这一夜，天亮了，犯人刚一起床，我便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用盆接冰凉的水，从头浇到脚，我深吸一口气，感到自己又活了过来。
因北京持续高温，我绝食十几天了，口里没有唾液，警察提审时，我无法发声，嘴唇、舌头，直往牙齿上粘，两腮深陷，眼眶像熊猫一样变得乌黑。
一天傍晚，外面警察喊我收拾东西，用我的钱随便给我买了一张上鞍山的车票把我放回了家。
4、第四次进京被关铁笼子，吊八天八夜
一次次的上访被非法关押、迫害，使我明白了信访办不会给老百姓做主的。为了叫世人了解大法的美好，了解真相，我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第四次进京，在天安门广场与其他大法弟子打出十几米的大法横幅，告诉世人大法真相，师父的清白。可疯狂而来的警察对我们大打出手，周围的同修脸被打肿、打青，头被打破。一双大手从后面薅住了我的头发，用力向后拽，使我无法站立，猛烈的拳头、巴掌打在了我的头上脸上。我倒在地上，他们把我从人群中拖出。四个警察在天安门广场，在众多游人的围观下，围着我殴打，把我踢得在地上不停的翻滚，脸被打破，鞋被打丢。他们四个抬着我，横着扔上了警车，脸撞在车门上，嘴被撞破，警车把我们送入前门派出所，又转入门头沟看守所，然后十几辆警车把很多大法弟子分别从北京送到天津、河北等处。
我被送入河北省赵县看守所关押。我从被非法抓捕到前门看守所就开始绝食抗议，到赵县看守所后，赵县公安局对我非法审讯，我不配合他们的违法行为，拒绝回答他们的问话，包括我的姓名、地址，避免他们对我继续迫害。可他们对我们又动用了更阴毒的迫害方式。
这几天，他们焊了十个大铁笼子（我们共被送到这里十个人，七个女同修，三个男同修。）他们把我们骗出监号，分别强行关进铁笼，他们把我两手用手铐吊在笼子的两侧上端，然后一穿白衣服的女护士，把手伸进铁笼，拽着我头发，使我脸扬起，插入鼻管，管子对嗓子的刺激使我呕吐，管子一次次从口中吐出，她拽出来，又一次次的插入鼻子，鼻腔钻心的疼痛。鼻涕、眼泪不断的流出，周围又断传出了其他同修的呕吐声。
经过反复的折磨，护士把胃管插入后，灌进了一盆白色的液体。我不停的呕吐，内脏的翻动，使我把刚刚灌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她把插在鼻腔的胃管粘在我的脸上、头上，另一端系在笼子的上端，长期放在胃里不拿出来，嗓子的抽动与胃管的接触，使我不停的呕吐，内脏也随着不断的痉挛、翻滚着。我吐得天昏地暗，觉得血往上冲，头晕、目眩，这种痛苦使我一分一秒都不想再承受。不知什么时候周围的呕吐声都没有了，其他同修无法承受这种疼痛的折磨，报出了她们的姓名、地址。恍惚间我听到了监号的另一端传出了同修曲月光微弱的声音：“一百四十七，你一定要坚持，不能妥协。”（他们这次给我编了一百四十七号），这时我才看到监号的另一端只剩下曲月光一人，也被吊在了笼子里，插着胃管。
这微弱的声音警醒了我。是呀，我没有违法，怎么能在压力下，违心的向施暴者妥协？就这样，我们互相鼓励着熬过这一夜。
第二天，曲月光被他们抬走了，空旷的监号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第三天早晨，我在恍惚中听到外面的嘈杂声，曲月光被几个人架着走进了监号，她身体虚弱，脸色苍白、浮肿，痛苦的走近我说：“一百四十七，你很了不起，我没有做好。”她刚说，马上被那群人给架走了，我知道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被关在笼子里了。
接下来，警察对我不断的提审、殴打。一天，河北省赵县第四中队姓赵的中队长来提审，他把我放出笼子，几天几夜的折磨使我无法再忍受，我突然向墙上撞去，赵队长一把抓住我，气急败坏的叫嚷着抬手要打我，可我脸上头上粘满了灌食的管子，无从下手。他把我押到赵县四中队，把我吊在树上，吊了一下午。我拒绝回答他们的问话，他们只好把我送回赵县看守所，继续吊在笼子里。
因鼻管长期插在胃里，而且不采取消炎设施，导致我鼻腔、食道、嗓子全部发炎、水肿。而且胃管插在左鼻腔，导致左眼、左耳嗓子疼痛难忍，嗓子沙哑，无法发声，低头、俯身都感到食道与胃部剧痛。
看守所的院子里长满了梨树，每晚空旷的监号门窗大开，灯明瓦亮，地中间摆着吊着我的铁笼子，天刚一黑，从院子里蜂拥而至的大蚊子扑向了铁笼子，布满了我被吊起的双臂、脸部、脖子，我的两臂无法移动，只能看着它们叮咬我。
这里的夏天温差很大，白天高达四十多度，上半夜闷热难奈，我还要忍受无数蚊子的叮咬，到了下半夜寒冷又向我袭来，冻得我全身发抖。
熬过了漫漫无尽长夜，终于天亮了，可警察又咆哮而来，他们让四个身强体壮的男犯人把吊着我的笼子抬到办公室，对我非法提审，把手伸进笼子薅头发、打嘴巴子、侮辱、谩骂。
就这样一天天、一夜夜，随着外界不断的对我身体的刺痛，我的心也随着越聚越紧。渐渐的，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身体对外界的刺激似乎没有了知觉，这种让我分分秒秒都难以承受的折磨好像瞬间远离了我，外面的世界好像也离我而去，我感到了暂短的超脱与轻松。
突然，铁笼猛烈的震动，似乎在另一世界传来的呐喊声把昏昏沉沉中的我惊醒，我努力的睁开沉重的双眼，看到铁笼周围布满了一双双的大脚，接着不争气的眼皮又无力的垂了下来，朦胧中我听到一个男人说：“把打火机拿来，我烧她的手。”接着又说：“不用了”。
恍惚中我感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身体右侧。突然我的右肋处钻心的疼痛，我痛苦的惨叫着，一只大手像钳子一样抠着我的右肋正在用力向外掰，我痛苦的扭动着身体，接着他又走到了铁笼的左侧，我的左肋也同样发出了剧痛，疼痛几乎使我顺不过气，我觉得我已经到了极限，我的全身在抽搐。不知过了多久，他停了手，我微弱的喘着粗气。一会儿，随着嘈杂的脚步声，他们都走出了监号，被突然的剧痛刺激的狂跳的心也渐渐的慢了下来，我全身无力，四肢瘫软。我感到胸闷得不行，整个人向无底的深渊，不断的下沉，下沉……潜意识中我在不断的提醒着自己，一定要清醒，千万不能放松，否则我可能就要晕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了。
在以后的九天里，再也没有了警察的狂叫与殴打，昏昏沉沉中，我只知道天黑了，天亮了。有时我被从外面偷跑来的大法弟子叫醒，他们站在笼子前看着昏迷中的我，头发被薅得蓬乱，两手被绑吊，脸上粘着胃管，头沉得无力抬起，已被折磨的不像样子，他们流着泪把我叫醒，告诉我：“我们马上要被送回当地关押了。我们走了，这里就剩你一个大法弟子了，你在这里被吊了八天八宿了，你很了不起，你是师父的真正弟子，我们关在笼子里时，你声援我们，可这里就要剩下你一个人了！再也没有人来声援你了。”我吃力的抬起了头，深吸了一口气，对他说：“我不孤独，我还有师父在。”他们哭着走出了监号。
不知又过了多久，来了一伙人，其中一人说：“拨出来吧！插的时间太长了，里面都水肿了。”
突然，我感觉好像肠子被拽出来了。胸部、腹部剧痛，好久没喘过气，几乎要休克了。
他们说：“一百四十七，你写个保证，不自杀、不自残，我们把你放出笼子。”我说：“我本来也没自杀、自残，这一切是你们干的。”
我从笼子中放出，回到监号，躺在铺板上昏睡了两天两夜，醒来后，全身疼痛，瘫软无力，这些天我又瘦了许多，两臂也不知怎么被弄得密密麻麻像被刀划过的伤疤。呼吸时两肋疼痛，几天后，后背与臀部脱掉了大片的黑皮。
监号里共有两个犯人，一个叫刘园园的农村阿姨，很善良，我跟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她每天跟我背《洪吟》，一天所长把她叫去，让她看着我，她说：“她们都是好人啊？为什么要关押她们呢？”所长说：“她们跟政府对着干。”刘姨说：“她们只是要做好人，他们比你们警察都好，前几天报纸还登了你们警察杀人的事。”所长无话可说，把她送回监号，一天早上，干警把我叫出监号说，你写个保证不进京，我们把你放了。我说不可能，进京犯哪家法了，为什么要给你们写这种无理的保证呢？他被问的哑口无言，最后勒索我三百元钱，把我放了。
其中一警察说：你胜利了。我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根本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是你们错抓我，就应该无条件释放我。
我于八月二十日返回本地，这次非法关押我一个多月。
二、亲历人间地狱——万家劳教所的邪恶
二零零一年四月的一天傍晚，我正在家里（宣德街六十号），同修付桂兰（现已被万家劳教所迫害死）也在我家。大成派出所片警王洪波，带领五、六个警察，疯狂砸门，并强行把防盗门撬坏，闯入室内，非法抄家，抢走我的大法资料及一万多元钱（在我非法劳动教期满后，经索要已返还），并把我与付桂兰抓走。我要把这种强盗行为曝光，我们在楼道小区院内高喊“法轮大法好”，楼上窗户纷纷打开，邻居们都看着他们罪恶的行为，王洪波等人慌忙把我们推进警车，绑架到大成派出所。
第二天，大成派出所在没有我任何签字的情况下，把我们关押在哈市第二看守所，在监号，我绝食抗议他们的违法关押，哈市第二看守所对我野蛮灌食。十几个人把我强行抬出监号，按在木板上，用钳子把牙撬开，用一根四米多长，很粗的皮管子，从嗓子插进去，我顿时觉得呼吸困难，四肢无力。胶皮管子在我的嗓子、胃里不停的搅动着，我感到窒息，不停的干呕。管子还在不停的往胃里插。胃部剧痛，好像要被穿漏，管子的另一端插着漏斗，一女人站在凳子上，往漏斗里倒掺了很多盐的玉米面粥，灌完后，他们把管子从我口中拨出，在这一瞬间，刚被灌进去的玉米面粥，也随后喷了出来，喷了拨管人一身，我的身上、头上、脖子里也都是玉米面粥，因加盐过多，我吐出来的粥都是苦的。回到监舍后，因过多加的盐，使我造成严重的脱水，头晕目旋，不停的上吐下泻，并带有很多血。当时办案单位，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办案人刘刊。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被非法押入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一走进万家劳教所，就感到那里的邪恶恐怖气氛使人透不过气来。
当天十二大队的张波（大队长），把十几个大法弟子都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坐在小凳子上码坐，不许说话，干警与几个犯人看管。
几天后，警察把大法弟子们分别关押。这里的环境恶劣，我刚到这里脚上、腿上就长满了脓包芥，同时伴有高烧。白天我冷的全身发抖，可还是要码在小凳上折磨，晚上拖着疲惫酸痛的身体回到监所，象一座山倒在床上。我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监所，二十多名被欺骗转化的人，对我恶狠狠的狂吼，讲着他们那些骗人的谎言，我看到他们被蒙骗感到心很痛，欲哭无泪，面对着他们声嘶力竭的喊叫，我平静和他们讲了大法的法理，得法当初激动的心情，来唤醒他们的正念良知，使他们清醒。几天后，被他们欺骗的几位同修彻底清醒了，又从新走回大法中来，从此张波（大队长）再也没有给我做所谓的转化。
同年九月，我抗议对我们长期体罚，坐小凳，及不许说话等侵权行为，并要求炼功，被张波关押在十二大队的小号里。
在十二大队的小号里，我与大法弟子林秀如、李兰、周磊、吕适平每天都被小号干警贾春延、周慕琪（警号02341189）、吴波、李长荣等人殴打谩骂，强行我们坐铁椅子。
铁椅子是一种刑具，胸前有一块铁板，人被牢牢锁在里面，两脚被铁环紧紧的卡住，有时两手还要被捆绑，根本动不了。长期被锁在这里，我感到全身松软，胳膊、手麻涨，腿严重的水肿，脚肿得像个大馒头，四十号的鞋，我都穿不进去，卡在脚脖处的铁环，深深陷在肉里，四肢被牢牢的紧固在这里，一动不能动。更可怕的是，几十年来可以随时调动的四肢，突然长期的被束缚，那欲动而不能动的心，使我几乎要发疯了，这种压抑的心情使我胸闷，全身瘫软。
警察不允许我们之间说话。一次我与林秀茹小声说话，贾春延、周慕琪、吴波等人突然闯进小号，用脏裤头塞入我们口中，并用胶带封住，林秀茹把嘴紧闭，贾春延就用毛巾堵她的鼻子，直到把林秀茹捂晕过去才放手。她们每天还要在小号放高分贝的迪斯科音乐，他们为了躲避噪音，在按下按钮的一瞬间，他们飞快的跑出小号。刺耳的音乐声使小号的地、棚都在震颤，我的头也被震的嗡嗡作响，心在狂跳，耳膜几乎要被击穿，心被磨砺的没有一点空间，我感到窒息。
在小号关押期间，几个月不让洗衣服、不让洗澡，有时甚至不让洗头、洗脸，上厕所就在小号的便桶里，长期这样，小号的气味浑浊刺鼻，男犯人给我们送饭都用手捂着鼻子进去。周慕琪、贾春延有时还找来男犯人、男干警殴打我们。一天早晨，我正在小号炼功，突然一个身体强壮的三十多岁的男干警闯进小号，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后，小号已经没有人了，我已被锁在铁椅子上，后来听干警说，这个男干警叫张×国。另一间小号，五十多岁瘦弱的周磊，被二十多岁身体强壮的李民，打的头部流血不止。
进入十二月份，外面已是白雪皑皑，小号里没有暖气，非常寒冷，我身上穿的很薄的棉衣（不让回监号去取）被周慕琪等人每天的厮打，已被扯破露出棉花，裤子被拽的与上衣只连着一点，我坐在冰冷的铁椅上，穿着被撕烂的衣服，在没有暖气的小号里，冻的瑟瑟发抖。
可周慕琪等人为了发泄私愤，经常强行把我们的棉衣扒下来，再把我们锁在铁椅上，打开窗户，把铁椅放在有穿堂风的走廊里，还要把我们的棉鞋扒下来，使我们两脚放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们被放到风口上，嗖嗖的北风，很快穿透了我们单薄的衣服，我们被冻的缩在铁椅子上，双脚被冻木，身体好象被冻僵了，我的心在一直紧缩着，在颤抖着，好容易熬到了晚上，可周慕琪等人还要继续把我们锁在冰冷的铁椅上，不许睡觉、休息。
晚间小号里更加寒冷，白天在风口上冻了一天，晚上仍锁在冰冷的铁椅上，我们被冻的全身发抖，嘴唇青紫，在无尽的漫漫长夜中颤抖着，一分一秒的熬着，小号的夜晚静的让人恐怖。突然楼下伙房传来电机的嗡嗡声，我心里升起了一线希望，我知道伙房三点起来做饭。
我继续煎熬着，渐渐窗外传来了昏暗的光，终于天亮了，小号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周慕琪、贾春延幸灾乐祸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打开铁椅子，让我们去方便，可我们经过一天一夜锁在铁椅上，又在寒冷的北风中冻着，脚和腿已经没有了知觉，无法行走。
小号里阴暗潮湿，长期不让洗衣服、洗澡，我们身上都长满了疥疮。周慕琪、贾春延等人以此又对我们变本加厉地迫害，他们找来了大夫，以治病为由，让男犯人把我们拖出小号，按着我，用没有刃的钢勺，挖我身上流着脓血的疥疮，我痛的几乎要昏死过去。贾春延洋洋得意的说，这是对你们负责任，在给你们治病。他们走后，我看到我的腿被刮的血肉模糊，肉沫、血不断向下流。
我们对这种非人的折磨，多次绝食抗议，周慕琪曾扬言：让你们出来一丝不挂（意思是把我们折磨疯了）。
我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份走出小号，在小号里被折磨了三个多月，被锁在铁椅上两个半月。
三、再遭绑架被酷刑逼供与提外审：大号电棍、辣根与芥末油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我与三位同修在哈市教化广场附近路边正在说话，突然从周围几辆茶色玻璃窗的面包车里飞出二十多个彪形大汉，迅速把我们打倒、摁在地上，把我脸打破。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其中一彪形大汉揪住我头发，另一只大手大手死死掐住我脖子，我被掐的几乎要背过气了。周围很快围满了群众观看，我们被戴上头套，推上面包车，被绑架到道里区一个小二楼上。他们把我们分开关押，我被锁在铁椅子上，他们在我身边不停的快速穿梭着，并不停的打手机：“快点来上班，胡爱云到位了，胡爱云到位了。”对方问：“哪抓的？”，回答：“刑侦一处”，对方：“真厉害”。
他们搜我身，搜我背包，搜出八百多元钱，其中一人问：“肖队，这钱怎么办？”另一人说：“不用给她记帐，抓她不够油钱。拿这钱去买一个大号电棍，这儿有小的有什么用？把辣根、芥末油也买回来，要日本进口的。”
我茫然的坐在铁椅子上，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从他们粗暴的言行，毫无表情的面孔上，我感到我好像被黑社会的打手绑架了。
后来从他们的言谈中得知，我是被哈尔滨公安局刑侦一处绑架，现在这些人是市局国保的人。
我坐在铁椅子上，重新审视着这一切，审视着我自己。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至今这几年来，我为了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为了洗刷对大法与师父的污蔑，我几次被抓被打，被关押，九死一生，今天面对这帮心狠手辣的暴徒（明慧网多次登载过市局国保人员把大法弟子打死打残的案例）在生命与信仰上我要做出真正的抉择了。
任何外在的强权与暴力，只能迫害我的肉体，而改变不了我的内心与信仰，如果为了保全自己的肉体而背叛自己的信仰，那保全下来，肉体也只是一块没有真正自己灵魂的肉，即便保护了也毫无意义。为了对“真、善、忍”的追求，我可以随时放弃我的肉体。
我突然静止下来，我的心出奇的平静，静静地看着他们在忙碌，好像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市局一处的张军说：“胡爱云，为了抓你全城出动上千辆车，二十四小时监控，我们已经跑了半年了。说吧，你那些东西放哪了？（指插播设备）”
我平静的对他说：“你什么都不用问了，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张军说：“我砸碎你骨头渣子，你也得说出来。”我静静地看着他说：“死人不会开口的。”
他愣了一下说：“你也别把话说得太绝了。”然后他拿起一本精装的《转法轮》，打开师父的法像说：“看看你们师父。”我看到了慈悲的师父，想起了师父的教诲，更坚定了我对真、善、忍信仰的追求与对人性恶的一面的抵制。
他们把我用手铐吊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市局一处的肖队长进来问：“怎么样了？”张军说：“整很长时间了，没咋地。”肖队长走过来，用铜丝接在我两个大脚趾上，另一端接在电棍的两极上，给我用电刑。突然火星四射，发着蓝光，嗷嗷作响的电棍象一条毒蛇一样撕咬着我。我全身剧烈地抖动，心脏也被带动的没有规律的狂跳，随着电棍不间断的吼叫，渐渐的我头脑发木，好象没有了思维，他们这样反复折磨我，每次长达三、四十分钟。
突然电击声嘎然停止，我喘着粗气，心在狂跳，两手仍被吊着，头向后仰，突然他们往我鼻子里灌进一管粘糊糊的东西，鼻腔剧烈的刺痛，使我本能的屏住呼吸，整个头都肿大了。我用力把扬起的头向下低，鼻涕眼泪与鼻腔中的物体一起流了出来。
我刚刚被电击，心在狂跳，呼吸急促，两手被吊起，头向后仰，这时突然两侧鼻腔被灌入辣根、芥末油，很容易呼入肺部，导致死亡。他们真是心狠手辣，他们这是在故意谋杀。东北农业大学教师刘丽梅就是被他们以这种手段把辣根、芥末油呛入肺部，于二零零三年九月份死于万家劳教所医院的。
他们折磨我很久，把我放下时，打开手铐，我两手黑紫，肿的像馒头，已没有知觉。
接着他们把我锁在铁椅子上，用电棍电击我的脚心、两腿内侧、腋下，腿被电击得撞在铁椅子上哐哐作响，火星四射，发着蓝光，像是嗷嗷嘶叫的怪物在我身体上游动着，空中散发着皮肉的焦糊味。
我看着眼前心狠手辣、理智不清的可怜生命，平静的对他说：“我们只是追求人性的善良，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人，可你们为了一己私利，对无辜的善良群众下这样的毒手，你们的良心能安吗？善恶有报这是天理呀！文化大革命时被政府利用、红极一时的造反派、警察，过后有多少被押往云南秘密枪决了，那是前车之鉴哪。”
他看到我平静的面容与平静的语气，边电我脚心，边奇怪的问：“你对电没感觉吗？”我说：“为了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我可以放弃我的生命，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任何外在的、对肉体的迫害对他都不起作用了。”
他们从六月二十一日晚六点一直折磨我到六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市局国保的一个人说：“走吧，把她装进麻袋扔到大江里去”。经过一夜的对我惨无人道的法西斯酷刑折磨，我真正看清他们狠毒、灭绝人性的本质。他们所说的不是做不出来的。我默默的坐在车里，小车在寂静的黑夜中狂奔，后来把我押到了七处第二看守所。
在六月二十一日他们绑架我的同时，又抢劫了我在哈市香坊区安埠小区的住所，把八千多元现金、存折，还有一台松花江微型车、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电脑、两台惠普打印机等全部抢走，经家人多次索要，法院批准把存折返还给我，可家人去取时，市局一处的肖凯、朱凯还要刁难家人，克扣一部分，才把存折返还家人，其它钱物全部非法扣押。
我被关押在第二看守所期间，为坚持信仰、炼功、喊“法轮大法好”，被科长赵凤霞、干警盛淑伟拖入空号，用铁棍抽打我。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以此抗议他们的残暴迫害。盛淑伟把住我的手，赵凤霞像疯了一样用铁棍不断的抽打我，铁棍被打弯，她翻过来用另一侧打，这样反复抽打，直到把铁棍打折，当时我全身被打的乌紫，全身大面积皮下出血。四十多天后即九月二十一日，我被转押到第一看守所时全身是伤，当时第一看守所韩金凤管教给我做了伤痕记录。
在第二看守所期间，市局一处肖队长、朱凯、肖凯等人多次对我非法提审，我没犯法，拒绝回答他们的问话，他们对我恐吓、谩骂，朱凯用冻了冰的矿泉水瓶打我头，并威胁我说：“再不说下次带家伙来”。
直到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五点，我被动力分局的两个警察戴上头套、手铐，塞入车内带到别处提外审。车开了很久，我坐在车里，头被套住，手被铐住，只听到两个警察在黑夜中辨别方向的交谈。我思忖着这半年来我为了坚持信仰所遭受的各种酷刑折磨、殴打、谩骂、威逼、恐吓，他们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所谓“口供”与签字。这次又对我非法提外审，听监号里的犯人说，提外审就是挨打，刑讯逼供。
轿车在寒冷的黑夜中狂奔，我不知道要被带到何处，更不知道下一步面临又是什么样的灾难。但是有一点，不管下一步将面对什么样的魔难，我决不背叛对真、善、忍的信仰。
车终于停了，我被两个人架着，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一所小楼里，才把头套取下，把我锁在一个铁笼子里，并把我一只手铐在床侧面墙壁上的一个铁环里，屋里非常寒冷。这里所有能接触到的墙面、铁栏杆及床头都被海绵包裹着，都做了软包处理，看来这里是专门为迫害大法弟子而设立的。期间一个雇来做饭的人偷偷告诉我：这里是王岗。
当天晚上十一点多，两个小武警把我从笼子中押出去，锁在铁椅子上。市局一处的肖队长又出现在我面前：“为什么绝食？”我质问他：“你们为什么给我蒙头？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不敢公开地点？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违法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面对我的质问，他竟胡说：“现在关押你的是一所，那这里就是二所”。（其实一所二所都在哈市顾乡地区，在同一个大院内）我接着对他说：“你作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给我非法上刑”。他说：“胡爱云，你怕打吗？打你没用，我承认你是大法弟子，我承认你不怕死，给你根绳你敢死，你以为大法弟子都敢死吗？”
接下来的几天，安全局盛姓、杨姓等人每天晚上对我非法提审，我给他们讲大法的法理及我得法后身心受益，并绝食抗议他们这种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六天后他们把我送回第一看守所。
四、冤狱摧残十一载
1、入监即入小号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二日，我被绑架到哈市女子监狱，在女子监狱的走廊里，二十多个犯人给我们搜身，搜包裹，并拿来带斑马条纹的囚服给我们穿。我没犯法，我决不穿犯人的衣服。我把衣服扔在地上，突然围上来十几个身体强壮的犯人，薅头发、掐脖子，连推带搡把我拽到水房，把我打倒在地，十几只脚象雨点一样狠命的踢在我头部、脸部、胸部。
我的脸被踢肿、踢破，胸口发闷，呼吸疼痛。她们又用手铐把我两手反铐在后面，用胶带封嘴，把我从水房拖入干警办公室，干警陶丹丹对我大吼大叫，并让犯人拿剪子在我头上乱剪。我用力摆头，并含糊不清的问她：“为什么让犯人打人？”陶丹丹对着血流满面的我，竟然说：“没人打你”。然后在大队长吕晶华的指使下，十几个犯人把我押入小号。
小号里的杂工（负责打水、打饭的犯人），强行给我脱得一丝不挂，进行搜身检查，然后强行把我两手背在后面，铐在铺板上的地环上。十几米的小号里，四面的墙壁上长满了黑斑，没有窗户，对面的大铁门上有一个书本大的小窗口，向小号里流动着稀薄的空气。我的头顶上悬挂着一盏昏暗的灯泡，小号中的一切都模糊不清。不久我就感到心慌、憋闷、四肢瘫软，两手铐在后面的地环上，使我上身向后仰，无法坐直，只能尽力用被铐的两手在后面支着铺板，可是不久，两手又被很紧的手铐勒得青紫、麻胀，拇指没有了知觉。
我难以坚持下去，便侧身躺下，因两手铐在后面的地环上，一只胳膊被压在身下。突然刺耳的监控喇叭大喊：“起来”。我静静的躺着，无力再动了，外面响起了脚步声，哗啦，小号的铁门打开了，身体肥胖的王亚莉（队长）站在我面前，揪着我头发，把我拽起来，并大喊：“不许躺下”。
他们走后不久，我无法支撑坐立，便又躺下，外面立刻响起了脚步声、谩骂声，两个小号杂工跑进来，薅着我头发踢打我。晚上他们仍把我两手背在后面铐在地环上，不给被褥，不让休息。
虽然已经是五月份了，但小号里阴冷、潮湿，我侧身躺下，一会儿，身体便被铺板冰得全身冰凉，再加上压在身下的胳膊早已麻了，我只得吃力的坐起来，再躺向另一侧，就这样，我几分钟换一下姿式，不停的翻动身体，根本无法入睡。手铐与地环的撞击声在寂静的黑夜中刺耳的响个不停。
我被这样折磨了四天四夜，第五天早晨放便后，我拼命的抵制他们再把我铐在地环上，吕晶华（大队长）指使二十多人来到小号，把我强行铐在地环上，并把我右腿掰伤，瘸了一年多。
小号环境极其恶劣，十几种虫子满墙爬，蚊子、苍蝇满屋飞，如小猫一般大的老鼠，每晚在我头顶上来回跑。没有窗户，长期关押在这里，看一眼蓝天、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成了一种奢望。
我被关押在小号里，不许洗头、洗脚、洗衣服、不许说话，时间久了，身上的气味很大。有一次我近半个月没洗过头、没洗过脚了，头痒的像无数的小虫子在咬，我就用杂工给打来的很少的洗脸水洗头，被杂工吕春光（犯人）发现后，把水泼在地上，并对我大骂。隔壁的大法弟子王洪洁也是因洗头被吕春光扇嘴巴，打倒在地，并把水泼在地上。
一天我与大法弟子王洪洁说话，曹玷支（狱警）与杂工吕春光（犯人）等人冲进小号，跳上铺板，对我连踢带打，并用胶带封我俩的嘴，把胶带粘在嘴上向头上绕了几圈。我的脸被勒得变形，眼睛向外鼓，血向头上冲，感觉头胀，视力也模糊不清。就这样，我们两手被铐在后面的地环上，嘴被紧紧的勒住，坐在冰冷的铺板上，在黑夜中，一分一秒的煎熬，直到天亮。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二日，我开始绝食抗议这种非法迫害，黑龙江女子监狱对我强行野蛮灌食，并利用灌食之机对我进行迫害，每天给我强行灌食四次。犯护商晓梅薅我头发，并用又粗又硬的胃管有意用力把鼻子插破，每次胃管取出时，胃管上的血都滴在小号的铺板上。两个小时后，我被插破的鼻子还在流血，商晓梅及杂工等人，又闯进小号对我们野蛮灌食，我的双侧鼻腔已肿得没有了缝，商晓梅让杂工摁着我，她一边用手摁我头，一边咬着牙用另一只手用力的往我鼻腔里钻。我感到鼻腔连带着眼睛及半个头都痛得发木，眼泪不住的往外流。我被折磨成这样，犯人商晓梅不但没有半点同情与恐惧，还恶狠狠的说：“再插不进去就把鼻腔切开。”商晓梅常用同一根一次性的胃管给我们几个大法弟子灌食，不洗、不消毒，长期使用。
直到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我从小号被放出，这次我在小号被关押了三个月。
我从小号被放出的第三天，又以我不服从管理为由，再次把我关进小号，直到十月十日，近两个月才从小号放出。
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吕晶华（队长）又一次把我关进小号，冬天小号里异常寒冷、潮湿，没有暖气，白天坐在铺板上冻脸、冻鼻子，脚被冻肿，地上洒的水象要结冰，我躺在冰冷的铺板上缩成一团。因小号里太冷太潮湿，褥子长满了绿斑。每晚十点前警察不许我们休息。一次我因铺被早，袁晶（狱警）把我的被褥抢走，我在冰冷的铺板上冻的根本就躺不下，致使我被冻的拉痢疾、便血。
小号里的杂工吕春光、宋淑波、任秀莉、莘普善等人，经常对我们进行侮辱、谩骂、殴打。一次吕春光等犯人未经允许用手铐把我强行吊在小号的铁栏上。
按相关规定，小号关押不得超过十五天。可是刘志强（狱长）却长期把我们关在小号里，在二零零五年五月我与大法弟子张春芳、吕荣华、陈伟君为了抗议这种迫害集体绝食。期间吕春光、宋淑波、任秀莉、高洪霞等人强行灌食、殴打、谩骂、薅头发、打嘴巴，犯人商晓梅骑在我身上灌食，把鼻子插破了流了很多血。
夏天小号里没有窗户，不通风、潮湿、闷热、气压低，憋的透不过气，在暗淡的灯光下分不清白天黑夜，再加上绝食，我四肢瘫软，每天躺在铺板上起不来。在我绝食四十多天后，二零零五年七月从小号中放出来，这次在小号被关押八个多月。
我从小号出来后，她们把我关在集训队一间没有监控的房间里派两个犯人看着我。在二零零六年二月，吕晶华（队长）因我炼功，指使犯人张晶、肖利华等人，用手铐要把我铐在床上，我用头撞床，抗议她们这种迫害，她们把我关进小号，我绝食抗议，十五天后她们把我放出来。后来，她们把我分别关在大伙房监舍、小号的楼上、食堂的楼上，派几个犯人监视我，进行“隔离”。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二日，陶淑萍又把我关进小号，刘志强（狱长）要求每天只给我们稀粥、咸菜，不给吃饱，长期关押迫害，我又一次绝食抗议。
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入监至二零零六年九月我被五次关押小号，累计时间一年半。
2、十一监区和一监区的凌虐
二零零六年九月，陶丹丹（队长）指使十几个犯人给我封嘴，戴背铐，强行绑架到十一监区（专门强迫“转化”大法弟子的地方）。
王亚莉（队长）、陶丹丹（副队长），指使九个犯人二十四小时监视我。她们不许我盘腿、炼功，强迫我穿囚衣，不许我随便出入房间，上卫生间都要五、六个人跟着，强行我码小凳，我撞墙抗议这种迫害。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她们又把我送到一监区，把我关在没有监控的便衣库，派盛巧妹、王宝霞、王凤芝，郭兰英等人监视我。她们寸步不离监视我，不许我与其他人说话。一次我上卫生间与一同修碰上了，盛巧妹（犯人）便破口大骂我。一天早上我起来打坐，盛巧妹等人一拥而上，在邓宇（狱警）的指使下，把我按在床上，王宝霞掐我脖子，使我喘不过气来，并用束缚带把我捆在床上，一连捆了三天，并把束缚带放在盛巧妹等犯人手里，她们可以随时私自捆绑我。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我绝食抗议这种迫害，要求无罪释放，在绝食的第五天，盛巧妹不顾犯护郑东梅（负责灌食的）的阻拦，强行给我灌浓盐，使我造成严重脱水现象，头晕、腹泻、呕吐不止，直到晚上八点多犯护商晓梅来给我打点滴，说稀释稀释。当晚我感到胸闷，象火烧胸膛一样，一宿没睡。这次我绝食两个月。
二零零八年三月八日，我再次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罪释放，女监对我野蛮灌食，我拼命反抗，当时一监区大队长吴雪松指使监舍中的其他十一个犯人全上，强行给我灌食。十几个犯人死死的把我压在身下，有时灌食的犯护都找不到我了。犯人张秀园用手抠我眼睛，掐我脖子。每次强行灌食后，我全身不停的颤抖，脸上身上多处被掐青、挠破。
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我绝食半年，身体极度瘦弱，因我炼功，何影杰（包夹犯人）、张秀园（犯人）对我殴打，薅我头发，把我抡在床上，用拳头打我脸，我的头发被他们扯落一地。我找吴艳杰（队长），可她们一直躲避，不给处理，助长犯人打人。当我见到家人时揭露此事，刘晓芳（狱警）把我电话抢下，强行把我拖走。从此两年多不让我接见。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何影杰用很烫的开水给我强迫灌食，我感到胃部剧痛，全身出汗，极度痛苦。灌食的犯护商晓梅感到灌食的注射器很烫手，便对何影杰说：“再灌几管她的胃就成了水泡肚了”。一次性的胃管他们使用长达九十多次，何影杰甚至用擦地抹布擦灌食用具。何影杰扬言让我死不了活受罪，留口气就行，说治我的招有的是，在这个恶人的迫害下，我的身体迅速消瘦，只有七十多斤，血压四十至七十，心律四十，后来被送入医院住院。
3、病号监区的迫害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份，狱长史耕辉以我长期绝食，需要病号监区的犯护来灌食为由，把我调入病号监区。当天下午即十一月十五日，院长赵慧华指使高福艳、郭佳十几个身体强壮的犯人，把我强行封嘴，两手铐在后面，薅着我头发，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拖到病号监区的住院处，我因长期绝食，体重只有六、七十斤，她们把我扔在三零五室的地上。
我以前在别的监区就听说过，住院处早已成为院长赵慧华专门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几年来在这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非常严重。
病号监区环境极其恶劣，三十平方米的监舍住着二十多人，而且都是老弱病残犯人，但劳动任务量很大。因无法完成，她们不分昼夜的在监舍里、自己的床上、狭窄的床边做塑料花、粘纸儿。塑料花味、呛人的胶味、拥挤的监舍、使多数人因花屑过敏，使脸上、身上出现大片的红疙瘩，奇痒无比，或被工业胶呛得头晕、恶心，嗓子肿痛。
院长赵慧华指使三至四个犯人看管一个大法弟子，不许大法弟子随便出入监舍，即使上厕所也要几个犯人跟着监视。如在走廊厕所遇到其他大法弟子，他们就连推带搡把大法弟子推走，不许大法弟子见面，更不许说话。我无法忍受这种对我人权的践踏、侮辱，在走廊里高喊：“法轮大法好！”来抗议她们的违法行为。
当时在住院处利用来管理走廊的犯人王微，马上指使孙晓娣、李彤彤（大庆人）、张艳秋等犯人强行给我穿囚服，并且用胶带捆住我的手脚，把我扔在冰冷的方砖地上，用胶带堵住我的嘴，王微穿着皮鞋用力踩住我被绑的脚踝处，不停的对我诬陷、谩骂，疯狂的用拳击打我的头、脸，然后用剪子在我头上乱剪。在这过程中，她们一直把挂着白帘的三零五室门关得紧紧的，我被捆绑着，扔在冰冷的地上，被张艳秋等犯人看着，十几个小时不给我解开，不让上厕所方便，直到晚上九点才给我解开方便。
第二天早晨六点，也就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刚起床就被王微从床上拽下来，推倒在地上，把我的被子扔在了地上，并指使孙晓娣、李彤彤、张艳秋等犯人又强行给我穿上囚服，捆上手脚，扔在冰冷的地上，直到下午，我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手脚抽搐，嘴唇抽搐，牙关紧咬，双目紧闭，她们才把我放在床上。
几天后，我抗议这种折磨，抗议灌食，被王微、李波（体重二百多斤）两个犯人揪着我头发，发疯般的轮番殴打，直到我被打晕，王微又取来针，用针扎。之后的两天我全身无力，无法起床。犯人王微叫嚣：“你以为像大监区惯着你们，我告诉你这是病号监区，死两个人是正常的。”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狱长白英贤、赵慧华来住院处察房，我趁张艳秋等犯人不备，突然闯出三零五室，大喊：“犯人打人了。”犯人张艳秋等人迅速跑出去把我拖回来，摁在床上疯狂的殴打我。听到我的喊声，白英贤等人又返了回来，推开三零五室看到她们正把我摁在床上殴打。
我被打的头发蓬乱，气喘吁吁，我向白英贤等人讲述了从来到这里所遭受的迫害，并质问白英贤狱长：“犯人王微说这里是病号监区，死两个人是正常的，是不是我被关在这里，关上门挂上白帘，被王微等人打死在这里也是正常的死亡呢？”白英贤等人无话可说，他对我说：“你写一份材料，我晚上派科长来取。”
白英贤等人走后，第二天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早晨五点多，我被院长赵慧华突然又派人把我从三楼住院处押回病号监区三楼东侧，这个道子里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
二零一三年三月份，新上任的大队长孙伟、姜婷指使犯人高福艳、郭佳、邢国辉、张房清、张贺等二十几名身体强壮的犯人突然闯进监舍，把我、李佩佩、里玉书等几名长期绝食、身体极其瘦弱的大法弟子，用牛皮做的束缚带捆绑，手捆在后面，两腿用胶带紧紧缠在一起。
当天晚上，我要上厕所，犯人组长邢国辉不许把我手脚打开，因两腿被胶带缠得过紧，无法行走。邢国辉指使值夜班犯人把我抬进厕所，她们帮我扒下裤子，因两腿缠在一起，无法下蹲，邢国辉让我站着尿，用盆接，我两腿被胶带缠得过紧，裤子勉强脱下，用盆根本接不了。在我一再抗议下，她们才把我两腿胶带扯下，她们帮我蹲下，上了厕所。
但从此后，我手上的束缚带，腿上的脚链从不打开，两手捆在后面，不能洗脸，不能刷牙，不能洗头，上厕所让包夹犯人给我脱裤子，不能擦屁股。我不堪忍受这种屈辱与折磨，在上厕所时在走廊高喊：“法轮大法好！我要洗漱！”她们把我用力推搡进屋，又把我两腿捆在床上。
队长姜婷跑进来说：“束缚带对你不起作用吗？”于是她又让犯人把束缚带打开，又给我换上了背铐，（用手铐把两手铐在后面）。
因戴束缚带，戴背铐长期不给打开，两手背在后面根本躺不下，无法睡觉，我只能长期黑天白天靠墙坐着。
更恶毒的是，队长姜婷竟利用身体强壮、有暴力倾向的杀人犯精神病人刘波（齐齐哈尔市塔子城人）来包夹看管我，并暗示刘波殴打我。（后来刘波清醒时对我说的，她也非常反感姜婷等人利用她在不清醒时打人）。
因此我在走廊高喊“我要求洗漱”时，多次被精神病犯人刘波把我从走廊扔进屋内，并对我大打出手，因我手脚被捆，每次都被重重的摔在地上，多次胳膊手脚被摔伤。
后来刘波对其他犯人说：“姜队利用我管制胡爱云，我不想干了，我怕犯病时控制不住把她打坏了。”就这样她们捆绑折磨我一个月，本来我绝食六年多，身体非常瘦弱，这一个月的折磨捆绑，无法正常休息，使我更加消瘦。
二零一三年四月份，狱长史耕辉和其他干警来病号监舍查岗，我高喊：“我要见狱长”。史耕辉等人走进监舍，看到我被绑在床上。我向她讲述了我被病号监区长期捆绑虐待长达一个月，不许洗漱，无法睡觉，上厕所要犯人帮着脱裤子，不能擦屁股，这是严重的侵犯人权，严重的长期体罚虐待。
史耕辉走后不久，她们给我打开了束缚带和手铐，可是仍用几个犯人每天对我强行灌食，跟踪监视，直到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出监。
自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我被绑架、判刑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出狱，我在共产邪党的魔窟中整整被迫害了漫长的十一年，大部分时间都被关在小号中折磨，共计绝食六年多，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看透了邪党“假、恶、暴”的本质，它们对奉行“真、善、忍”、有着坚定正信的大法弟子是极端害怕与痛恨的，所用的一切手段都是邪恶至极、见不得光的。在这世人难以想象的人间地狱中，在这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中，正是在师父的呵护和对大法的坚定信念下我才走了过来，邪恶妄图迫害正信，然而正信却由此更加坚定，这是邪恶所想象不到的。
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导致十六年来我和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及其它方式的残酷迫害，给我们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江泽民及其政治流氓集团，对这场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理应和必然受到法律和正义的公正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