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迫害丈夫离世 四川杨勤芳女士控告江泽民
现年51岁的杨勤芳女士于2015年8月2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最高检察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杨勤芳女士叙述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及遭中共迫害的事实：
我以前有严重的便秘，多年一直不能痊愈，严重时一周一次大便；高血压，心肌梗塞，小腿冷痛，风湿关节炎，真是痛苦难言。一九九七年十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不知不觉，身体上的病痛都不翼而飞了。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法轮功祛病健身真的有奇效啊
我炼功前性格不好，我行我素、从不考虑别人感受。炼功后性格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得事事为别人着想。我女儿曾对她表妹说：你来我家玩吧！我妈现在炼法轮功了，脾气可好啦！
法轮大法教人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我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尔虞我诈，远离了人世的争争斗斗，进入到那种善待他人，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美好心境中，那种感受真的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丈夫被国安警察绑架到戒毒所非法拘禁三天，从那以后就不允许我们到户外炼功，诽谤大法师父，我和丈夫就想：是不是弄错了，这不是真的，肯定是上面不知道真相。我和丈夫商量一定要去把真相告诉上级领导，结果一到天安门广场，被警察一问你是炼法轮功的吗？我没加考虑说是，就这样把我带上了警车。把我们送到了天安门前门派出所，在那里看到了一幕幕残酷的场景，看见有同修被警察用手铐在背上反铐住双手，面对墙壁，强行成九十度角弯腰蹲步，并不停用警棍乱打……傍晚把我们送到了昌平看守所，搜走了我仅有的两百多元钱，进了号室还脱去衣服搜个遍。凌晨三点还要审讯。在那里一天两顿饭，一顿一个窝窝头，一小块咸菜，就这样关了三天。后来被大竹县国安赵建生，肖平等人绑回当地，路途中把我和丈夫连铐两天。在大竹戒毒所，我丈夫被非法关押三个月，收生活费九百元，我被非法关押一个月，收生活费三百元，还各罚款两千元。
二零零零年六月的一天，我和丈夫晚上发真相资料，先后受到迫害。丈夫先被绑架，关在看守所。他被国安大队刑讯逼供三天三夜，头顶上是开足了马力的电风扇吹，下面坐的是冰凉的石凳，他十分难受，差点晕过去。后来把他一关就是半年多，最后给他非法判三年劳改，送到德阳监狱继续进行迫害。国安大队随后又开始了对我的迫害。八月的一天晚上国安大队的邱涛、文莉、赵建生等人闯入我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把我家翻得一片狼藉。抢走了我的全部大法书籍，后来说叫我去问一下情况就回来，把我骗去，结果一去就非法关进戒毒所，家里只剩女儿一个人在家，当时女儿正在读初一。在戒毒所里我整天以泪洗面，担心女儿，担心女儿的生活。每次警察来提审都逼我放弃修炼，我想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放弃，那时的心情不知有多么煎熬，在戒毒所一关就是半年多，结果等来的是劳教一年。在资中楠木寺遭受了四个月的强制洗脑“转化”经历。这是一段扭曲我心灵的痛苦过程。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起，我家便不断的有国安警察、“610”人员。社区、街道、治保人员、单位领导对我们进行了上门传唤、骚扰、监控，我家的电话长期被监听。最让人气愤的是，我和丈夫都被非法关押期间，有一次晚上国安警察还到我家去骚扰，我女儿气不过，说：我爸妈都被你们关起来了，你们还要干什么？他们自知理亏，才灰溜溜地走了。
二零零八年五月的一天晚上，我和一同修被蹲坑的人跟踪举报，被国安警察彭宇等人强行绑架到西区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刑讯逼供，一警察还扇我耳光。彭宇又带了十几人强行抄了我家，抢走了师父法像和大法书籍，连丈夫的按摩室也被翻了个底朝天，后来把我强行关进看守所，一个月后又转到戒毒所被非法拘禁一个多月，最后给我非法判了一年零九个月的劳教。一进劳教所，我每天都承受着警察及包夹人员十几个小时的强行洗脑，被迫看录像，听的是诽谤法轮功的污蔑材料。强行灌输洗脑言论，可笑的是，他们的谬论根本不堪一击。这一次没有人能够动摇我对法轮功的坚定正念。坚决不转化，警察们便迫使我参加奴役劳动，从身体方面迫害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儿，强行劳动迫害了一年半，后来我以不参加劳动来抗议迫害，这样又给我加了两个多月时间教期，天天就以军姿的姿势坐凳，每天近二十小时。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的家人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由于我和丈夫都被非法关押，女儿才上初一，只能让我爸妈来照顾。他们都七十多岁了，只有我爸每个月有四百元的退休金。我爸妈也是修炼人，因为这场迫害，也被当地派出所传去问话，因受不了他们的恐吓，回家就不敢炼了，爸爸身体渐渐出现病业状态，后来就是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我妈只有靠捡垃圾来维持生计，一边要照顾我女儿，一边还要照顾我爸，实在太苦了，后来还跌了一跤，摔断了手腕。幸好孩子上学的费用以及生活用品都得到当地同修的接济和帮助，才渡过难关。
但孩子失去了应有的父爱和母爱，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性格都怪异了，而我七十多岁的父母更是备受伤痛，终日里牵挂着我们夫妻的安危，不久先后含冤离世。
三年的牢狱日子，使丈夫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二零零三年出狱回家，工作被开除，女儿还在读书，我又下岗多年，没有经济来源。为了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他四处奔波，摆过小烟摊，修过锁配过钥匙，看过大门，后又学扎灸针、搞按摩，含辛茹苦，最后积劳成疾，再加上红色恐怖对他的无形压力，思想负担很重，身体也每况愈下，于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含冤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