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在最近几年讲法中不断指出大陆大法弟子应该注意清除党文化的问题,师父讲的一次比一次重,特别是二零一四年师父在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对大陆来的学员非常严肃的指出了党文化的表现及危害,对我震动很大。那天進会场后我们的座位离讲台较远,突然通知我们往前坐,我坐在了第二排。
师父一开始讲法就指出:“中共邪党的邪恶党文化,潜移默化几十年的灌输,已经使大陆的中国人,包括一些大法弟子,性格扭曲,想问题都是极端的,甚至和国际社会、和古老传统中国人的想法完全是不同的了。”[1]“有时候媒体用你们,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事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1]“做什么事都是防着别人,说话非常的含含蓄蓄的、躲躲闪闪的,给人感觉还贼眉鼠眼的。什么事情都在躲闪,什么事都爱打听。”[1]
师父严肃的批评每句话都是重重的棒喝,我一直在哭,不敢看师父,内心极度的惭愧、自责,修了这么多年还让师父操心。
党文化的因素已经对我自己证实法,对海外同修证实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有亲身的教训:我们在自由钟讲真相时,曾把资料放在台阶上,把横幅拴在坐椅上,挂在灌木枝上、水管上,自由钟的管理部门对这种做法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国外大法弟子多年来辛辛苦苦开创的救人阵地差点被我们破坏了,在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自身存在的党文化的毒素也在讲真相过程中表露出来,如显示心、妒嫉心、说谎、狡猾的心等等。劝退人数多时,沾沾自喜,以为都是自己劝的,贪天之功,听到别人退的比自己多时,心里就不舒服,妒嫉。和游客交谈时听出他是南京口音就说:哎呀,是老乡啊。游客问我:你也是南京人?我说是啊,不是千里迢迢,而是万里迢迢有缘在这里相遇,多大的缘份啊!借此拉近距离好讲真相,有时还能劝退。其实我不是南京人,虽然我在南京生活多年,结婚育子,但我的祖籍是安徽。为什么要说谎呢?自认为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样讲别人易于接受,表面上看起来出发点是好的,实质上是在掩盖自己不好的心,一是怕心,我是黑名单上的,虽在美国政治避难,可我的家人都在大陆,孩子还在安徽工作,怕牵连他们。二是虚荣心,安徽过去比较落后,比较穷,上海人称之为“乡屋人”,就是乡下人,“江北佬”是贬义词,就是江北又穷又没文化。
狡猾心的表现,举个小例子,有天上午只劝退了三个人,同修问我:阿姨,今天退多少?我说:没退多少,心想,没退多少,你能知道是多少?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说三个,而要这么说呢?是怕别人说自己劝退这么少,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转弯抹角在掩盖。就象师父指出的党文化的表现,讲话总是含含蓄蓄的,躲躲闪闪的。有同修跟我说,你可真抓紧时间,打电话给你,你几句话就挂了,有时还有话没说完呢,实质是以我为中心,不尊重别人。
使我最痛心的是,我和老伴同来美国,他也是大法弟子,那时已是近九十岁高龄的人,在法拉盛四年里,我对他照顾的很不够,我的党文化的极端思想,认为多做证实大法的事就是修炼,就是精進,所以东跑西颠,有时把他一个留在家中,他是个知识分子,人非常好,生活上不太会料理,他把黄色的洗涤剂当作油来炒饭吃。他在过病业关的时候,我也没有很好的跟他一起学法、交谈,鼓励他共同闯关。他走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极端自私,痛定思痛,刻骨铭心的教训直到现在。
以上仅举几例,足以揭示出党文化在我身上存在的毒害,其根本是执着于“自我”。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放下自我,就谈不上无私无我,也修不出慈悲心,不从旧宇宙生命中跳出来,就不能同化大法,旧宇宙的理就死死控制你,感到很难提高。正法已接近表面空间,时间紧迫,挖除党文化的毒根,找出真正的自我,必须争分夺秒。
(二零一六年费城法会发言稿)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四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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