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赵兰英遭绑架、拘留、劳教、判刑……
我曾经身患神经性心脏病、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高血压、类风湿、植物性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尤其是神经性心脏病，说犯就犯，一犯病难受得浑身发抖，一抖就是连续几个小时不停。为了治病，那些年我寻医问药，始终也不见好转。我被这些疾病折磨的度日如年，苦不堪言。
一九九八年六月初的一天，我和熟人一起到公园里的法轮功炼功点，正式开始炼法轮功，到第四天的时候，忽然间感觉自己心脏上压了十多年的那块大石头一下子就没了，心里舒服极了！等炼了有个把月后，其余的病症也都在不知不觉中全部消失了。我内心的喜悦与幸福无法言表，万分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全新的人生！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在中国大地搞起了一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为了坚守这份信仰，这些年来，我曾多次被当地不法警察骚扰、抓捕、勒索、拘留、劳教和判刑等迫害，给我本人以及我的家人身心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进京鸣冤遭非法拘留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和几个功友决定去北京，向政府讲清自己炼功受益以及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法轮功被镇压是冤枉的，还我师父清白。一到北京我们就见到了来自各地的许多功友。当天我们一起去的这几人就联名写好了真相信，寄给即将在下月初召开的“两会”。
第二天，我们又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我们要在这里炼功证实大法。可是，就在我们刚刚坐下盘上腿，正要打坐炼功，这时就见守候在附近的许多便衣“呼啦”一下子全都快速围了过来，拽胳膊揪领子，连拉带踹，就象从新唐人电视节目中看到在天安门广场抓捕法轮功学员的镜头一样，把我们硬是推到警车上，拉到了离广场较近的前门派出所，随后又把我们关进了一个能有十多平米的大铁笼子里，当时我们大约有四十多人同时被关在里面。
两个小时后，又把我们几人送到了牡丹江铁路分局驻京办事处。次日，牡丹江市公安和各单位的领导一同赶到北京，替我们每人交了二千元的所谓“车费钱”之后，把我们“押”了回来，送进当地看守所，非法拘留我三十九天。等到他们通知我丈夫上看守所去接我，在办理手续时，他们向我丈夫要了二千元钱，才同意把我接回家。
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零年年末，孩子上大学元旦放假，就在他到家的第二天早上接近七点钟，片警李伟敲开了我家门，对我说：“请你马上跟我上派出所去一趟，所长要找你谈话。”我说：“我不去，找我谈什么话？我还要上班呢。”他说：“你别担心，也没什么事，用不了几分钟就回来了，走吧。”当时我心想：我也没有什么事，可能一会儿就能回来。想毕，我就跟着他下了楼。本来我家离派出所很近，步行五分钟就能到，可李伟却急急忙忙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非得让我坐车去，此举让我多少感觉有点不对劲，但由于路上时间短，我也没往深里想。
到了向阳派出所，李伟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然后他就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事先放在那里的纸出去了（后来我猜那张纸可能就是劳教审批表之类的东西吧），屋里只有两个穿便装的人在办公椅上坐着。等了一会儿，我问他俩：“你们所长呢？说是找我来谈话，为什么不出来见我？”那俩人不吱声。我见时间不早了，就对他们说：“既然所长不在，我得走了，再晚了上班就要迟到了。”我边说边往外走，他俩就起身拦住我，不让我离开。
又等了一阵子，他们见我总是要走的样子，他们彼此递了个眼色，就把我带了出去，给我换了个房间，把我锁在了派出所临时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小屋子里，门窗上都有铁栏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十有八九是被他们蓄意构陷了。于是，我使劲喊人放我出去，用脚踢门，也没人理我。而外边走廊和大厅里警察们的说话声，我却听的一清二楚。
上午九点多，我听到我儿子来派出所找过我，被警察哄骗回去了。儿子到家以后，孩子他爸也找来了，气哼哼的骂派出所的警察个个都是大骗子，赶快把媳妇给我交出来！整个派出所只有他自己在那喊，没有一个人和他搭话。等到了晚上，我儿子又来找我，孩子苦苦哀求警察叔叔快点把我妈妈放出来，结果还是没能打听到我的下落，含泪而回。这期间片警李伟只来过一次，给我带来几个包子放下就走了，我也没吃。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他们就用大客车把我拉到了看守所。到了那里不让我下车，叫我在车里等着。过了一会儿，又陆续的上来十七个人，加上我正好十八人，一起被送往哈尔滨戒毒所，我被非法劳教一年。事后我才知道，到年终岁尾了，派出所没完成爱民公安分局下达的全年必须要抓捕多少个犯罪嫌疑人的指标，抓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来充数，这些“人民警察”也太卑鄙无耻了！
然而，更让我万万没有想不到的是，在劳教期间，我们单位领导居然也对我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本来我月工资能开到六百出头，可当时单位只发给我家二百二十元的最低生活费。家里仅靠我丈夫每个月六百元的工资供孩子上大学，虽省吃俭用，但常常还是捉襟见肘，那段时间丈夫一人在家，生活过的特别艰苦。
劳教期满，按规定家人去接人时，手续上必须得经过当地”六一零”盖章，可是当我丈夫找到他们，他们却故意刁难，不给盖。没办法，我丈夫只好又花了一千多元请他们吃了顿饭店，他们这才答应给盖了章，随后我丈夫上哈尔滨把我接了回来。
遭绑架、勒索、刑讯逼供
二零零二年春夏两季，牡丹江市内的资料点先后两次大面积的遭到破坏，有很多同修因此被非法劳教和判刑。直至七月中旬，有几个外地被邪恶迫害致流离失所的同修共同在此又建立了一个资料点，其中有一人与我同期被非法劳教过，她和我取得联系后，从此我经常去他们租住的楼里帮着做些事情。
时光飞逝，转眼间资料点运转三个多月了。因头天和同修约好了，第二天要一同去外地办事。可是没成想，当天夜里该资料点就已经被警察给抄了，有同修还遭到了绑架，而我对此却浑然不知。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七点半，我如约提前赶到资料点。在楼下防盗门上按响了对讲门铃，对方回答：“进来吧！”随即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当我走到四楼看到房门虚掩着，可就在我伸手拉开门的一瞬间，猛然看到一个陌生男子站在我的对面，脸上露出得意的狞笑。我先是一愣，随后马上意识到有危险！迅速转身想往楼下跑。但由于我俩毕竟相距太近了，就在我回身之际，他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衣服。
接下来，他们先是把我绑架到附近的派出所，对我进行搜身，然后又把我押到市公安局六楼国保支队审讯室。一进审讯室，他们就把我的双脚锁在铁椅子上，把我的双手反背到身后，用手铐铐上。有一人揪住我的头发使劲往后拽，同时用手按住我的头，另一人开始往我的鼻子里灌芥末油，那种浓烈的气味呛的我简直是难受极了，眼泪“哗哗”的往下直流……
后来他们又把我转到了爱民区向阳派出所，关进一个窗户封的严严的黑屋子里，把我按坐在地中央的椅子上，随后又跟进屋七、八个便衣，有一人手里拿了五瓶芥末油放在了窗台上面，还有一人抱来一大抱黄色大塑料袋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这时有一个好象是个当官模样的人来到我面前，凶狠狠的对我说：“今天我倒要看一看，你能遭的了这个罪吗？”
话音刚落，这些人象是听到了命令，“唿”的一下全都向我围了上来，有揪头发的，有拽胳膊的，有把脑袋的，有掐脖子的，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在我眼里他们简直就象是一群小丑一样。与此同时，只见一人拿起一瓶芥末油就往我嘴里倒，我本能的极力反抗着，不配合他们的恶行。这时边上有个人还提醒他说：“往她鼻子里灌！”还没等灌芥末油那人做出反应呢，这时我身后有一人突然间把黄色塑料袋一下子就套在了我头上，塑料袋两边提手处交叉使劲勒我脖子，勒的我都喘不过气了，当时我下意识的想扭转脑袋来试图减缓这种窒息感，但无济于事！憋的我两只眼睛瞪的大大的，眼珠都要瞪出来了。那个勒我脖子的人见状不妙，怕出人命，立刻松开手，扯下塑料袋，转身撒腿就往外跑。其余的人一看勒人的人都跑了，都怕摊事，也都跟着往外跑，最后屋里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了。
到了晚上，他们见我已没有生命危险了，就又把我吊挂了起来。其中有个穿皮鞋的人说：“踹死她！”刚说完，就见他用尽全身力气狠命的对着我的小腹处就是一脚，当时如果不是师父加持，他这一脚下去，不被踹死，也得被踹个半死！在这里，我被整整吊了十二个小时，当次日上午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已是浑身无力瘫倒在地了。尽管如此，他们随后还是把我送进了牡丹江市兴隆看守所。
被关进看守所的第十天晚上八点多钟，市公安局国保的李哲来非法提审我，问这问那的，我不说，他就用力打我耳光，等他打累了，见我还不配合回答他，他就气急败坏的走了。
在看守所关押了近四个月后，我被非法劳教三年，把我送到了哈尔滨戒毒所，因体检出高血压、心脏病，被拒收。这下随同去的片警伊群可急坏了，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的向上级请示，然后哀求大夫给我做了二次检查，结果还是高压二百一、心脏病。伊群做不了主，就又开始打电话，可能是得到上边的指示了，紧接着他就上楼去找戒毒所所长去了。我等了一会还不见他下来，于是我也想到楼上去看个究竟，好心的门卫听说我就是那个体检不合格的法轮功时，立刻告诉我伊群去找副所长了，并指给我楼上哪间是他的办公室。
我来到副所长办公室门口，门开着，只见伊群正在那一脸乞求的表情。就听副所长对他说：“既然这样，我只能答应你先把赵兰英留下观察七天，一周以后再体检不合格，我们绝对不能收。”他出门看到我，做贼心虚，快步的溜走了。如今象伊群这样的警察迫害起好人来，不惜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也整你没商量！
七天的期限很快就到了，星期一狱警带我去体检，等检查完了，大夫说检查结果和上次一样。狱警领我回去等家里来人接，可等了四天，我丈夫和片警伊群才来把我接回牡丹江。我回到家才知道，他们不肯就这么轻易把我放了，向我丈夫勒索一万五千元钱，外加一千元车费，我丈夫用这三、四天的时间，东借西借的才凑了一万五千五百元。这是邪党又欠了我们家一笔债啊！
被迫流离失所
我们从戒毒所开车回到牡丹江，下车后伊群让我们等一会儿，他就掏出手机走到一边开始打电话，这个电话打了估计能有半个多小时吧，当时是三九天，外边特别冷，我们就一直站那等他。待他打完了第二个电话，这才告诉我明天早上八点到爱民公安分局去一趟，说完他就走了。
第二天我没去公安分局，伊群来家找也没见到我。第三天他又来了，叫我必须上公安医院检查身体。由于这些年被警察来家里骚扰怕了，我丈夫不放心，第二天请了假没去上班，陪我一起去的公安分局。到了那里，我丈夫跟伊群进去了，让我在外面等着，我等了能有一个小时我丈夫才出来，他见到我就告诉我：没事了，咱们回家吧。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用检查就让我们走了？我丈夫说：我进屋就让他们把勒索我家那一万多元钱还给我，不还就不要再找我们麻烦。他们自知理亏，商量了半天，最终还是让我们走了。
然而，邪党向来耍惯了“说一套做一套”的骗人伎俩，派出所警察还是时不时的要来我家看看。记的有一天半夜十二点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我丈夫起床问谁呀？他说是派出所的，来看看你家嫂子在没在家。我丈夫一听就急了，从厨房随手抄起一把菜刀，猛的把门打开，冲着面前的俩人就喊上了：“你瞧你们一个个的大老爷们，半夜三更的敲人家门，来看看人家媳妇在没在家，你们他妈的还是人吗？”他们一看我丈夫连警察也敢骂，手里还拿把菜刀，知道事不好，撒腿就跑，我丈夫就在后边追，直到看不见人影了才停了下来。象这样的事情，说出来都觉的挺可笑的，真是应了那句古话：是鬼也怕恶人哪！
那几年，我家居住的小区旧楼改造正在动迁，因为警察总来骚扰，我丈夫天天为我担惊受怕的，因此我们家都没要回迁，只拿到很少的卖房款到别处租房子住，后来又接连搬了两次家，所以他们想来找我也不知道我家在哪儿。
二零零六年十月的一天，市局国保派来三男一女到我丈夫单位，扬言说：抓不着我，就要抓我丈夫。他们把我丈夫叫到生产办公室，当时单位的书记和调度也在场。问我丈夫家在哪住以及我的下落，我丈夫不理他们，不回答。书记这时想打个圆场，就对他们撒谎说：“你们还是回去吧，人家俩口子早就不在一起过了。”我丈夫一看书记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心里底气也足了，冲他们抬高嗓门大声说：“你们迫害好人，坏事做绝，除了抓人，你们还会干什么啊！”坐在一边的单位调度，人很有正义感，也帮着我丈夫说话：“他爱人不就是炼炼功吗，你们还至于这样对人家没完没了的吗？”他刚说完，国保有个男的一听就火了，冷不防突然朝调度胸口就打了一拳，接着他恶狠狠的对我丈夫说：“你信不信？再不知好歹，我找黑社会背地里弄死你！”——光天化日，头戴国徽，肆无忌惮，有恃无恐！瞧瞧他这份德性，纯属是一个流氓警察，“过去土匪进深山，现在土匪当公安。”此言一点不虚！
一连几天，他们都在我丈夫单位蹲坑，厂子前后大门都有车在那儿把守，车里坐着便衣，他们是要监视、跟踪我丈夫回家，最终企图想把我绑架。门卫值班的把这事告诉了我丈夫，无奈之下，我丈夫下班时只好不走大门，爬工厂围墙，翻墙而出，围墙很高，跳来跳去也是很危险的。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他们仍是天天都在大门口守着，有时还进厂里找我丈夫纠缠，还把电话打到我妹妹等亲属那骚扰……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已，从此我开始流离失所，远走他乡，一直到二零零九年末才返回家。在这期间，有一次他们来我家砸门，我丈夫当时就在屋里，没给开，他们把我家的铁门都踹变形了，把我丈夫吓的够呛，还以为他们真是要破门而入呢。
被非法判刑四年半
由于我给同修用客车捎东西被人跟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清晨，我从外面回来，在我家楼下被市公安局国保的乔平等五、六个便衣绑架，还非法抄了我家，抄走成套的大法书、打印机、讲真相手机等大法物品，屋子里被他们翻的凌乱不堪、一片狼藉。
随后他们用车把我拉到爱民公安分局关进一间审讯室，审我的有个姓孙的，他一上来就连着打了我好几个嘴巴子，接着就是一个秃顶胖乎乎的，用胳膊肘处使劲撞我后脖梗子，当时我就觉的脑袋、脖子难受发热，心脏跳动过快，整个人抖个不停。他们一看这种情形也没法再审下去了，就决定先把我关进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开始给我检查身体，量出我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而且两种病情都很危险，急需住院治疗，我不同意；让我吃药，我也不吃。可给他们气的不行，但是又拿我没招。等过了半个月，他们找茬还是叫看守所把我的脚戴上镣子用大锁头锁在大铺上的铁环上，被“定位”那种滋味真不好受，一锁就是一个星期。没过多久，我又是出现血压高，低压一百一，高压二百四，就是这样，姓丁的狱警也没心软，又把我定位了四天。在那里的警察身上，让人看不到他们有一丝一毫的人性与良知，简直就是一群吃人的恶魔！
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市局国保大队的李哲总是带人来非法提审我。有一次来了四个人，他们审问了半天，我也不说一句话，给李哲气的脸都变色了，刚要动手打我，正巧这时狱内大夫来给我量血压来了，量完了，大夫往外走，他也跟着大夫出去说也要量量血压。等他一回来，坐到椅子上就开始骂我：你怎么不死呢！看都把我气的血压也高了。打这以后，是凡他来非法提审，见到我就骂：“不用你什么都不说，我今天来了，明天还来，我天天来”；“别人家里都有人来要人，就你家没人来，谁都不管你了，你干脆死了算了”；“就你这样的，够判你十年的，让你蹲死在监狱里。”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在看守所对我秘密开庭，对我非法判刑四年半。次日被劫持到哈尔滨黑龙江女子监狱。
我先被非法关押在严管监区（十一监区） ，被逼坐小板凳，每天从早上五点开始码坐，强迫看诬陷大法的录像，坐到晚上九点以后才让去睡觉。这种小板凳坐几天之后，臀部就会被硌出大水泡，水泡坏了就烂成坑，很长时间不敢坐，一碰都象针扎似的疼的钻心。尽管这样，同修孙淑兰还被犯人用刷鞋的刷子刷破了她身上的大水泡，然后再往她伤口上撒盐，心可真够狠的！监区还由刑事犯和邪悟人员组成了帮教组，几个刑事犯人在屋里看着，稍不服从“规定”、“管理”，他们就会拳脚相加。
有一天晚上坐到九点半了还不让回去睡觉，我刚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这时有个四十多岁的刑事犯李海玲，在我身后突然用手使劲往下按我的两个肩膀，我没任何防备，一下子就被按在了地上，其他几个刑事犯人一拥齐上，拽的拽，按的按，我就拼命的喊，拼命的挣扎也无法挣脱，他们死死的抓住我的手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按上了我的指印。
在这里，警察和包夹法轮功学员的刑事犯人，他们的行为如同鬼魅一样见不得人，因此这个监区每个屋的门都是挂着帘的，不让人看到他们时刻都在做恶，它把整个监狱又分隔成了无数个用来迫害好人的小“刑场”。在这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她们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被邪党剥夺了做人最基本的权利，就连上厕所都要定时排队去，并且还得在那些杀人抢劫罪犯的看管下，才可以考虑是否允许让你方便。
两年后，我从严管监区转到生产监区（十三监区）。狱方里对所有服刑人员，除了想转化、改造他们的思想以外，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借惩罚之名，剥夺人服刑人员正常的休息和睡眠时间，加班加点的为监狱及各监区承包人做奴役挣钱。
他们把外面给钱少、没人愿意干的手工活都弄到监狱里让服刑人员来干，为了多创收，他们给每人都定了大大超出劳动极限的生产定额，白天若是在车间干不完，收工了还要背回监舍晚上接着干，我有时都要干到后半夜两点才能去睡觉……
在经历了一千多个日夜的折磨，我于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出狱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