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人遭迫害 山东代国玉全家控告江泽民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代国玉与妻子张兆美，父亲代中成（未修炼法轮功）、母亲吕学兰（未修炼法轮功）、女儿代瑾和儿子代磊共同起诉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代国玉手书的《刑事控告书》中叙述的部份事实。
修大法 村干部街坊邻居称赞
我是一九九七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之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神经衰弱、风湿性关节炎、胃溃疡，特别是患严重眼病病毒性角膜炎、左眼失明，在医生欲摘除眼球的危急情形下，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多种疾病彻底去掉，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右眼完全恢复了视力，从此摆脱困境。
妻子张兆美也是九七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这之前，我们生活很困难，而且妻子腰痛，十二指肠疼，都很厉害，也没有办法治愈，后来她通过学炼法轮功，身体都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
生命真正步入幸福，更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为人处世不但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称赞是好人，我们村连任三十年的老书记，在全村村民大会上都公开的说：“我不怕咱村的人都学大法，如果都能像人家学大法的那样，我这个村干部才好干了呢。”
可是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的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操控全部国家宣传机器及媒体对法轮功创始人进行恶毒诽谤、造谣、诬陷。至今已达十六年之久，我的全家都是受迫害者。
做好人 夫妻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晚，我妻子（张兆美）与本村两个学员一起到北京上访。晚上派出所就叫村治安主任到我家说不准让我们去北京，还说了一些威胁的话。第二天大清早，派出所几个人就到我家问我妻子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他们也说了一些难听的话走了。
等到上午大约十点钟左右，因我妻子她们头天晚上在济南火车站被莱西警察截回，派出所的几个人又来我家说我撒谎。还拿走了家里挂的一块大法条幅。第二天上午，把我村炼法轮功的人都叫到村办公室，给我们录口供，逼我写保证再不炼法轮功的保证，逼我要交出大法书籍。之后不但让村里人天天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而且派出所的人经常到门上来骚扰，特别是他们认为的敏感日。更是三番五次到家里骚扰，而且还要找村干部。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我与本市的十七名大法弟子在一起学法交流，被莱西市和青岛路派出所绑架。当场搜身，我被搜去衣服兜里的三百多元钱、手机和MP4、还扣押了我的面包车好长时间作为他们的私车用。我和其他同修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里一宿，不让睡觉，并被刑讯逼供。我被梅花山派出所的警察赵鹏程（梅花山街道办事处上马庄村人）和一王姓警察逼供时用凳子腿打破了头。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我和另两位大法弟子被劫持到莱西辛庄洗脑班关押。莱西市公安局×教科科长沈涛、副科长李为魁、警察隋国勤、徐某等轮流审讯，不让我睡觉，无果后就开始罚我蹲着，不给饭吃等。
青岛路派出所的警察于行一叫一（孙姓）司机拿来一只铁水桶说是领导（所长姓李）让想法子问出点事来，把水桶扣在我头上，本来水桶很深就很憋气，用一把铁煤钩在水桶底上划来划去，发出刺耳的声音，还不断地敲打，导致我耳聋眼花，头昏脑胀。
在“六一零”主任王建志、科长沈涛、公安局长管恩富等的指使下，莱西梅花山派出所（原韶村庄派出所）警察到我家入室抢劫，抢走很多私人财产，还逼我的妻子签字，还说等案子结了到梅花山派出所要东西就行了。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我的妻子和儿子到青岛路派出所要人时，听说我被关到莱西市望城镇辛庄洗脑班了。中午，我的妻子和儿子又到辛庄洗脑班去，看门的不让进，从门缝里看到我在烈日下被迫害的情景很伤心。
二零零八年八月三日中午，我被送到莱西看守所。青岛路派出所警察打电话叫家人到青岛路派出所认领东西，到了派出所就给一张刑事拘留条，拘留的理由什么也没填，还逼家人签字，并说：“人现在关押在看守所里，你们到莱西看守所去要去吧。”
一进看守所，就遭到犯人的打骂与侮辱，有的警察看到根本不管，为了让能听从犯人的指使，好为看守所多干活。每天给点脏饭（真是猪狗都不吃的）、烂菜汤。饿的眼发花，每天干至少十五、六个小时的活（包装白腊出口其他国家的茶腊、和其它工艺品手工活），晚上还得值两个小时的夜班，也得干活。完不成任务或打瞌睡，就经常遭到牢头狱霸的毒打。家人到看守所被逼交上一百二十元钱，所谓在里边用的日用品钱，还有为我多存放的钱，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牢头就给花了。
大约被关进看守所的十几天，“六一零”×教科的沈涛等人经常对我所谓的提审。问不出什么，他们还恐吓我说：你不说不要紧，我们就天天开着警车到你家去找你的老婆孩子。还让我在纸上摁手印，不摁他们就用笤帚把打。还说：你以为这是你家？你不愿干啥就不干。几个人按着我，搬着我的手按上。“六一零”的警察隋国勤在往看守所牢号里送我的路上，看到我吐得痰带血块，那是前几天被牢头打得鼻腔流血，伪善的说：是不是在里边挨打不少，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会处理好。实际上他们明知道、甚至他们直接指使犯人行恶。
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我的妻子、儿子与近八十岁的母亲一起到公安局找沈涛要人，门卫不让进，这时，沈涛打电话告诉门卫，只叫我的妻子一个人进去，一进去就被非法审问。在以后的几天里，家人不断的到公安局要人，公安局的人和青岛路派出所的人就互相推责任。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青岛路派出所又打电话叫家人去认领东西，我的妻子和子女一起去了，所警拿出一张说是抄家时的单据，实际不是我妻子签字的那张，上面还写了许多家里没有的东西，真相资料一类的，而且数量都很多。为了达到陷害我的目的，制造假证据。家人追问假证据的来源时，他们说：“这不管我们的事，这是你们梅花山派出所给的档案，你们去找他们吧。”下午刚回家，梅花山派出所两个所警就拿着假单据到家叫我的妻子签字。
第二天家人就到莱西公安局找沈涛揭露制造假单据的事，沈涛说：“这是办案人员的失误，我们不管这事，我们只看文件。”家人又追着沈涛要被扣的车和被抢走的财产，一连追了好几天，九月八日才把车和被抢走的财产要回部份来（我当时身上带的三百多元钱和一个MP4没要回来）。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又来到公安局找沈涛要人，沈涛在门口看见后，蛮不讲理的谩骂，还不断地推我母亲，几次都差点把老人推倒。
在“六一零”王建志、沈涛等的操控下，我被关押五个月后，于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被莱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实际被执行三年零五天，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并没有公开开庭，而是把我拉到青岛大山看守所与我一起被绑架的另两位女大法弟子在看守所的一个房间，匆匆走了过场，没让任何一位家属旁听，法官（姓胡）最后说：你们不服不要紧，可以上诉。结果上诉后，青岛市中级法院还是在江氏集团的压力下，维持原判。这期间，家人不断的找沈涛、王建志要人，他们都往外推。
在山东省第一监狱冤狱三年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我被劫持到山东省第一监狱十一监区关押迫害，当天中午吃完饭后，犯人姚云霞（经济犯无期徒刑，专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积委会主任）对我说：“来了以后好好‘转化’听政府的话，否则，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呢。”凡是被劫持到监狱来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受严管组、巩固组、过渡组、稳固组的迫害。以后再根据情况或被劫持来的人数多少（十一监区）人多的装不下了，就下到别的生产区，十一监区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邪恶黑窝。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我被迫害入狱后，因不写放弃信仰的“五书”（悔过书等）不“转化”，在狱警的操控指挥下，黑社会犯人王克东、赵岳魁、李晓、李鹏为首的十多犯人，先将我关在十八组严管室进行迫害，逼迫我蹲着，有三个犯人坐着小凳围着我，离我只有十几公分的距离，时间一长腿一麻倒了，几个犯人上来就是一顿毒打，还用鞋底抽脸，用十指掐七孔。我高呼“法轮大法好！”来抗议，打手们气急败坏，用抹布堵住我的嘴，将我按倒在地，几个打手有按胳膊，按腿的，怕再喊狠命踩脖子气管的，有动手打的有脚踹的，然后抬到洗澡间扔到地上，继续迫害，而且往嘴里塞抹布，直塞到嗓子眼，撬嘴时犯人的手指甲都掐在两腮的肉里，（上下牙床脱臼、好长时间张不开嘴吃饭），以致休克，再用凉水泼。
后又转到二十一组“严管组”，由杀人犯张风顺、毕于震等多名犯人继续迫害，拳打脚踢、棍棒擀敲打，用竹板刮两肋，刮得几个月不敢用力喘气，用竹板砍脚背、手被砍的直露白骨，直打得奄奄一息不能动弹，他们还说是装的，再狠命地踹、踢腰部、脊椎。腰椎被打得变形，直到出狱时还没恢复好。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而犯人们打累了就抽烟喝茶水休息，有时被恶徒们关在厕所，自己站不住由俩个犯人架起来贴到墙上，前面的犯人对着前胸、五脏六腑、小腹毒打。
二零一零年五月，因监狱十一监区关押的大法弟子人数太多，就分排到其它监区一批。我被分排到二监区，到那儿也有安排专门迫害的警察与犯人。只要不顺从他们，就限制不让购物，不让与家人有任何联系。
二零一一年正月初七日，又将我关入十一监区严管队。限制一切（服刑人员）应享有的权利。
女儿代瑾叙述被骚扰、恐吓的事实
我是九八年开始跟随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功的。当时年纪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修炼，只是从父母身上看到他们学炼法轮功后身体恢复了健康，家里也变得更和谐、幸福。父母说：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祛病健身的好功法。他们希望我和弟弟都要做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看到父母身体上的神奇变化和家里的转变，我也被深深吸引，经常跟随他们一起参加集体学法，那时每天都很快乐。
可是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一下子打破了我们这个欢乐的氛围。妈妈跟村里的两个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回来之后，村里就天天有人在我们家周围转悠监视，警察也经常到家里骚扰。在学校，班主任知道我学法轮功，就经常找我谈话，让我放弃学炼法轮功。同学也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因当时年龄小（十二岁）心里非常恐惧，给我幼小的心灵蒙上了很阴暗的阴影。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爸爸因参加集体学法被莱西“六一零”伙同青岛路派出所绑架。这期间，我和妈妈、弟弟、年迈的奶奶多次到派出所、“六一零”要人，奶奶追问“六一零”沈涛说：“我儿子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抓他，你们说法轮功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可我儿子学了以后，全身的病一下子好了，在村里谁不说他是好人？！你们放着那么多的坏人不去抓，抓这些学大法的好人干什么，你们才是真正的土匪”沈涛气的喊我，让我赶紧带奶奶走，说：“再不走，就找人把你奶奶抬下去。”还吓唬我说：“小姑娘年纪轻轻的不要跟他们一起胡闹，小心连你也抓进去。”
再后来我们去找他，他不但恶语谩骂，甚至多次推搡我奶奶，并威胁我奶奶说：“再闹就把你儿媳也抓起来。”爸爸被非法判刑三年，这对我们全家人来说真是晴天霹雳，给我们老、少、幼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痛苦。
儿子代磊叙述被迫害的事实
我是九八年开始跟随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功的。当时七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修炼，只是从父母身上看到他们学炼法轮功后身体恢复了健康。看到父母身体上的神奇变化和家里的转变，我也被深深吸引，经常跟随他们一起参加集体学法，那时每天都很快乐。
可是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妈妈跟村里的两个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回来之后，村里就天天有人在我们家周围转悠监视，警察也经常到家里骚扰。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班主任知道我家里父母学法轮功就经常找我谈话，让我在他写好的不让学法炼功的保证书上签字，当时我才九岁，原来的名字叫代飞，被迫在上面签字，让我放弃学炼法轮功。
爸爸被非法关押在莱西望城辛庄时，我随我大伯父去看望被非法关押的爸爸，隔着铁门，在铁门的小口上看见爸爸被两个人看守蹲在院子里的爆日下。当时，看到爸爸被迫害情景，我就忍不住哭出声音来了，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创伤，当时我就想不明白，爸爸越是做好人为什么要被迫害？后来爸爸被关到了看守所，一直不让我们见，找到亲属帮助，在爸爸被关到看守所两个月后才见到，当时奶奶、妈妈、我去见了爸爸，给他带的吃的，爸爸吃的狼吞虎咽的，我们都哭了。
我当时是高中三年级，在爸爸被抓了以后，就没有心思上学了，家里就剩了妈妈跟姐姐工作养家，爷爷奶奶姥爷姥娘都岁数很大，还需要照顾。我只好工作来帮助妈妈减轻家庭负担。
爸爸被判刑三年，送到了济南省监狱，爸爸被关押在济南监狱后，一直不让家人接见，半年后，我才见到爸爸。我去见的时候，狱警警告我不准许跟爸爸说一些家里人的情况。在见面通话的短短十五分钟，狱警一直在旁边戴着耳机监听，使我在这种情况下见到爸爸，感到非常的伤心。
在爸爸快要出狱以前，公安局让我到莱西市政法委办公室开证明，里面的办公人员对我又恐吓、又威胁。说爸爸出狱后，再学大法，就要影响我怎么怎么样，我要学大法，也会一样被抓。让我们全家人都不要再学大法。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对我们全家人来说真是度日如年的苦苦熬煎，家里的老人失去儿子，妈妈支撑这个家带着我们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让我们原本幸福的家庭遭受了子离妻散的巨大磨难。给我们老、少、幼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