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文化是正法修炼路上的一大障碍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今年是我得法修炼的第十八年，我是懵懵懂懂的来到海外，初期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由长期从事管理工作到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心里落差使我深感不适应。但有一点，我听师父的话。

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目前由于正法洪势的急速推進，大法弟子证实法的阶段也接近完成，历史将很快走入新的阶段。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著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一旦目前这个阶段过后，众生的第一次大淘汰即将开始。”[1]

我就每天坚持白天到景点讲真相，晚上打电话救人，后参加天国乐团，认认真真的做好三件事，一路走到今天，我明白了，没有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没有这样的修炼环境，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洗净身上许多的污浊、在去执着提高心性方面有快速的進步。对于党文化对大陆大法弟子的渗透之深、影响之大，在海外证实法项目中起到的破坏作用，是我以前没想到的。

我过去一直与不同级别的官员打交道，最高至国家副总理，他们的心态及行为，即使我没有走進大法，也让我知道中国的希望不是他们，我修炼大法、学习了《九评》后，对邪党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对邪党的本质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但是还是没有意识到党文化附着在大陆大法弟子身上，使这些来到海外的弟子对海外同修证实大法起到了破坏作用。

师父近几年的讲法中多次讲过这方面的法，我才认真思考并审视自己的言行，同时看到周围同修的一些表现，才意识到邪党统治下的党文化体制对一个生命后天的秉性居然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

我们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许多老弟子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前得法，在大法中洗礼已将近二十年了，可党文化的东西仍然存在，有的还很多，这使我认识到去除党文化对我们修炼圆满，以及在正法时期助师正法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具体谈谈这方面的一些修炼体会：

《九评共产党》对邪党的起源、邪恶的本质、对人类的危害阐述的很透彻，我这里不赘述。邪党系统性的破坏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通过强行的思想改造、灌输手段建立了一套党文化的系统，使邪党统治下的人民被强行的植入了党文化的思想、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行为方式。由于邪党是反人类的，因此党文化下生长的人所表现出的行为与正常人类社会成长起来的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也是不能被正常人类社会所接受的。

在《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说：“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深受其害而却难以察觉，更难以摆脱与归正。”

来到海外看到大陆出来的同修（包括我本人）的所作所为有很多共性，即显示心极强，明白的不明白的抢着说，争斗心及妒嫉心强，说话水份大，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不拘小节等等，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及证实法项目中都能明显的表现出来。而台湾的同修这些问题在表面是看不出来的。两地的同修站在一起不用说话，就能分别出来。

大约在二零一三年，我在唐人街值班，这时走来一个中国东北中年男人，突然在我身边停住对我说：“你这人啊就是太犟，杠杠的，活脱就是一个‘刘胡兰’。”说完就走了，听完这话我也没往心里去，心想管他是褒是贬呢。过了几个月，他又走到我身边说了同样的话，这次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了，他为什么同样的话对我说了两次，“刘胡兰”是邪党树立的英雄人物，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宣传图片的形象都能显现在眼前，好像斗争性很强。

如果我没有得法，不知道何为党文化，听到这话会很高兴的，可现在不同了，我是一个大法弟子，修炼已经十多年了，对党文化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什么会得到中国人这样的评价，这说明党文化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灵魂深处，使党文化表现在我的形像上，师父讲过：“相由心生”[2]，这使我非常吃惊与害怕，带着这种东西怎么能修圆满呢？我下决心要把它去除掉。

但是“斗争”是贯穿在邪党执政始终的，也是它的国策之一，争斗心已深入到百姓的内心，所以中国人非常好斗，要想去除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去除我较强的争斗心，在初期景点讲真相时让我碰壁最多的就是这方面的事。记得二零一三年刚到景点讲真相时，经常遇到对方谩骂甚至用手指着脑门的事，我因争斗心重及在常人中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使我经常紧追游客争辩，一种非要压倒对方的架势，认为这才是精進与正念。

随着学法及同修之间的交流，使我认识到这是严重的党文化——争斗心的表现，我就每天发正念带上去除争斗心这一念，同时多学法，由每天学《转法轮》一讲增加到两讲，慢慢的我自己感到这个争斗心越来越少，越来越平和，善念越来越多，带来的变化是听我讲真相人再没有出现谩骂的，三退人数也随之增加。后来当我看到大陆出来的同修（有早的有晚的），象我原来那样在景点讲真相时，就像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带着争斗心讲真相，不仅救不了人，还会把众生推出去，严重的甚至会使这些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

当然了，这个争斗心并不是马上就能除干净的。二零一五年在一次拨打营救电话时，给一个监狱的警察打电话，当时接听的警察不说话听了十几分钟，忽然说话了──说的是诬蔑大法与师父的话。一般情况我是不动心的，但当听到诬蔑大法与师父的话时，我一下就激动起来了，声音提高了八度，觉得很有力量的说了几句话，这时就听对方不紧不慢的说：“你看怎么样，心跳加快，声音提高，没忍住，还得修啊。”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当时有点发懵，第一感觉是这次正邪较量，让对方占了上风，觉得这个警察太老练了，把我们心理掌握的清清楚楚，这不是在耍弄我吗？不行，我还得打过去跟他讲清楚诬蔑大法与师父是极大的犯罪，可是不管我怎么拨打，他就是不接电话。这时我冷静下来回顾事情的经过，整理一下思路，清楚的感到事情的经过只是一个表像，事情出现后我的心里第一反应还是争斗心，救人的善心是不够的，这个警察是很老道，他什么都清楚，但这不正是师父慈悲，让我继续提高心性，彻底修去这颗争斗心吗？

由于邪党是靠着谎言与暴力维持着政权，所以说大话说谎话是党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人无一幸免。

有一天在景点，协调人跟我说：“我觉得你说话不诚实。”我听到这话简直像受到了侮辱，我从修炼开始，觉得在“真、善、忍”中修的最好的就是“真”，怎么还能出这个问题。我很生气的对她说：“我从事的职业是金融，每天做的就是诚信的事，你说说哪儿不诚实了？”她说：“具体的我也说不出来，就是有这个感觉。”我当时的心情像打翻的五味瓶，什么都有——怨恨心、不服气、觉得对方不可理喻等等。

带着愤愤不平的心回到家，当我拿起《转法轮》正好学到第四讲，当读到：“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个心很难守的住。我说都在打坐中过去，那还容易了，可是不会总这样。”我恍然大悟，顿时眼泪流下来了，这个隐藏很深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通过同修的嘴告诉了我，心里谢谢同修，更加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

认真反思自己的言语，虽然在大的方面能把握好，但在日常生活方面说话不诚实的还不少呢，比如：自己的美国签证没办下来，觉得很没面子，景点同修关心的问我时，我的回答含含糊糊：“嗯、嗯，差不多了。”心想赶快再去办一次，等批下来，告诉同修就行了，可是越这样想越批不下来。还有我最反感同修问自己私生活的问题，往往随便说个什么搪塞过去了事。

师父讲：“任何事情养成的习惯就是物质的生成。在另外空间有那种物质，在这个空间里才会出现这个状态。”[3]“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在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它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4]

我认识到说谎话就是邪党背后邪灵的一部份，带着它是不能圆满的，在以后的言行中我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修炼，善意的假话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因为我们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

邪党是邪灵，与人性背道而驰，极端自私，自我为大，不为别人考虑，做事不考虑后果，不拘小节等党文化在大陆弟子及海外证实法项目中都有表现，因为时间有限我仅举一、二例：

有一天我从景点回家，到达Sheppard and Yonge站时，等车厢里的乘客下完，我走進车厢，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地上、座位上都是我们大法英文版的宣传册，我一张张捡起来，大约有近二十份，我想可能是不会外语的同修，没有介绍大法，只是派发，这使别人以为这是普通的商业广告，一个车厢的人都扔掉说明这种方式引起西人的普遍反感，这样做的同修只是想自己如何如何，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种做法不仅救不了人，还起了破坏大法的作用。看到这我就提醒自己，要引以为戒，做事一定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只顾自己什么事也做不好，这是党文化的又一种表现。

还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同修阿姨买菜的包上放了一大堆菜场的新塑料袋，心想你可别跟别人说你是大法弟子，太丢人了。当然让我看到也不是偶然的，提醒我不要占小便宜，我们修炼人要怀大志而拘小节。

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脑海：“中共邪党的邪恶党文化，潜移默化几十年的灌输，已经使大陆的中国人，包括一些大法弟子，性格扭曲，想问题都是极端的，甚至和国际社会、和古老传统中国人的想法完全是不同的了。大陆有十几亿人，慢慢的灌输中没有感觉的被变异了”[5]。

由于时间有限只能谈这么多。我认识到党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是灾难，给修炼人带来的是执着心，是修炼中巨大的障碍，也是证实法项目中的阻力，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让我们每个从大陆出来的弟子都认真查找一下自身的党文化，珍惜同修提出的意见，让我们共同修好自己，认真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完成我们的史前大约。

叩谢师尊！

谢谢同修！

（二零一六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曼哈顿讲法〉
[4] 李洪志师父经文：《保持清醒》
[5]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一四年旧金山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