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钟小明自述遭迫害经历
时间到了九九年七二零，我刚刚大学毕业，黑暗笼罩了神州大地，也开始笼罩了我，邪恶的江泽民集团开始全国大面积的迫害法轮功了。当时我也正考完我们本地的公务员考试。当时，中共媒体在全国全方位的报道中都造谣说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全都放弃炼功，全方面的污蔑大法及师父。在面临工作和证实法的选择中，我想到了多年来在大法中修炼的点点滴滴，想到了自己的数不清的受益，想到了自己修炼以来的身心的升华和多年来自己修炼中的功能展现，也明白了当前形势下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使命——助师正法。
一、第一次被迫害（拘留十五天）
一九九九年九月，为了让本地世人明白本地法轮功学员并没有象电视上讲的那样，所有人放弃修炼。我和本地数位同修不约而同的来到了本地公园公开炼功。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本地蒲纺集团公安处警察绑架，随后我被押送到分管的赤壁市陆水湖办事处派出所，经过一番审讯被绑架至赤壁市拘留所行政拘留十五天。当时拘留的男女同修共有二十多人。拘留迫害期间，我们男性法轮功学员（其他罪名关押的男性疑犯也一样）都被强行两班倒，被送到一个叫“北山”的地方（当时这个地方很多赤壁人都知道，是一个公安局赚钱的黑窝），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强行要求打石头。在每日长达近十个小时的高强度的劳动中，不准休息，不准停，否则就拳打脚踢和用竹片抽（叫“竹笋炒肉”）。每天劳动结束，每一个人都会吃一肚子灰尘，还会被赶到一个臭水池塘里面洗去满身灰尘，然后被押送回囚房。表现越坚定的，打的也是越狠和伤越重。当时我也是被抽的全是竹片印子。十五天期满后，我们陆续被释放回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地看守所和拘留所放人的时候都要家属缴纳每天十五元的住宿费伙食费（这个价格是一九九九年的，现在的价格是四十元/天）。当时，我们每人都强行缴纳四百五十元，否则就不放人。
二、第二次被迫害（拘留二个月）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面对从上到下，无处不在的对师父对大法的污蔑和栽赃陷害，我决定进京上访。后辗转到广州参加了九九年年底的广州法会。十一月二十五日半夜，我们都在出租屋里睡觉，许多全副武装警察破门而入，打人，抓人，拖走人。在场的同修都被强行绑架到广州市天河看守所。身上钱物被搜空，并扒掉衣服强行拍照。我被戴上手铐，在看守所关了两天。之后，我和另两个北京同修被转移到广州市海珠区拘留所拘留十五天。十五天期满后，赤壁市公安局派人过来，将我押送回赤壁，直接关进赤壁市看守所继续迫害。二零零零年一月底，在我家人担保和在强行勒索两千元保证金的情况下，我被释放回家。
三、第三次被迫害（拘留三个月）
二零零零年四月份左右，我和另一个同修去咸宁市温泉镇看望一个女同修，刚进她家门，不到两分钟，当地恶警扛着摄像机等就来了（后来知道那个同修家被监控了）。这一次我被以串联的罪名又被绑架到赤壁市看守所拘留迫害达三个月。
四、第四次被迫害（拘留十三个月）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到湖北武汉市找工作。面对世人继续被江氏集团欺骗，面对大法和师父继续被诽谤，我决定继续要向世人讲真相。十二月的一天，我在武汉市广埠屯电脑城发真相光盘，被电脑城保安举报，之后绑架到了武汉市街道口派出所。为了反抗迫害，我当时趁他们不注意从派出所楼上的窗户跳了下去（四、五米高吧），因为身上有血，的士司机拒载，我跑了一千多米，被警察追上了。追上之后，我才发现我左腿动不了了，全身是血。警察强行将我送到了武汉市亚贸附近的军区医院，我才知道我左腿骨折，牙齿掉了七、八个（包括两颗门牙），嘴唇内外穿孔。之后嘴唇内外缝了有一、二十针（伤情也是听他们说的，我自己也不清楚，当时已经痛的麻木了）。手术完后我被押送到当时一个叫武汉市公安局疗养院的地方被继续迫害。武汉市的众多法轮功学员当时都曾经在这里被迫害过，每一个同修都同时被二名公安警察包夹，强行要求说出自己的一切及强行要求写所谓的“保证书”和“转化书”等等。当时这个地方是迫害大法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重要的黑窝。
没有多久，赤壁市公安局来人，再次将我绑架回赤壁，继续关押在赤壁市看守所。在这严重受伤的情况下，我在看守所被迫害了十三个月。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刑事拘留最多三十七天，如果不能逮捕、起诉到检察院，应该无条件释放。可是当地“610”，国保大队，政保科的人，他们在看守所对我说：你们炼法轮功的，我们想关多久就关多久。使用的招数，完全都是用的江泽民说的那套：肉体上消灭，精神上折磨，经济上搞垮。对待我们修炼大法的，完全不讲法律，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这一年，我亲哥因为寻衅滋事致人重伤被判三年，当时也在这个看守所。所里面的警察和犯人们都说：你们俩兄弟一个是因为要做好人关进来，一个是因为做坏事被关进来。这一年，我家里雪上加霜，七十多岁的老父老母天天在家以泪洗面。我记的当时被释放的时候，看守所的伙食费高达五千多元，我家里七十多岁的老父老母根本没有办法凑出这笔钱来，为此我还被多关了一些日子。最后，由我们当地赤壁市陆水湖风景区办事处（乡镇单位）出面，说是象征性的交一点，也交纳了一千多元，我才被释放。
回家后，他们一直对我进行监视居住，不让我外出打工，我堂堂一个本科毕业生，连温饱都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跳楼，前面门牙掉了几个，说话都漏风，也没有钱去补牙。二零零二年，他们强行安排我到当地一个农村小学做代课老师，每个月由办事处象征性给三百元作为我的工资（后来涨到四百五十元/月）。二零零三年暑假，我悟到法轮功学员应该否定迫害，应该不承认加在身上的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带着自己身上的六百元钱只身来到武汉开始我的打工生涯。
五、第五次被迫害（劳教一年）
二零零九年七月，我们从明慧网得知我堂侄钟首帮（法轮功学员）在湖北沙洋劳教所九大队被迫害得生命垂危。八月二日，我妻子杨震寰（同修）同本地两为同修陪同钟首帮母亲和弟弟来到沙洋劳教所，要求接见和无罪释放生命垂危的钟首帮，遭到沙洋劳教所报警并随后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当晚，赤壁市“610”，国保大队邪恶人员将他们绑架到赤壁市看守所进行迫害。第二天，八月三日，我家被抄家，一些大法书籍、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台式电脑及打印机等设备和若干真相资料耗材被抄走。我因有事不在家中，也因此被迫流离失所。我妻子一个多月后被她公司老总担保释放。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二日上午，我在武昌火车站送怀孕八个多月的妻子回家待产。在武昌火车站进站时被恶警查身份证为由绑架，下午即被赤壁市国保大队长马四海从武汉劫回赤壁并关押在看守所。不久，我被劳教一年。先是被押送到咸宁市向阳湖劳教所被其拒收后，直接押送到了湖北省沙洋劳教所九大队进行迫害。而妻子因生小孩被劳教一年监外执行。
在沙洋劳教所九大队，九十%的人员是吸毒戒毒人员，他们人格扭曲，绝大多数对大法和法轮功学员都是仇视的。恶警利用二个吸毒的作为包夹，剥夺一切人身自由：不让说话（只能跟包夹或者恶警打报告才能说话，连同监室的其他人员也不允许说话），不让炼功等。平时坐立、行走都得按他们的要求，长时间罚站或者蹲军姿。包夹任意折磨，殴打，人格侮辱等。从早到晚关在囚房里，只有上厕所或者吃饭时才能换个地方呆一会，也不让参加所里的其他的任何活动（比如劳动、晚上集体看电影等）。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二－三个月，才慢慢让参与劳动半天，另外半天与以前一样。另外，还强迫学打太极拳，不打的就被威胁进行酷刑折磨。
这种日子持续到二零一一年九月，刑期满了，由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来人将我押送回家。
在这个黑窝，我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身体素质下降的厉害，明显感觉到反应迟钝，健忘，失去与人正常交往的能力，期间还晕倒过几次。我以前是做工程类销售的，释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感觉到已经不能胜任以前的工作了，缺乏正常交往的能力！
六、我妻子的迫害经过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妻子杨振寰在街上讲真相被不明真相世人诬告，被赤壁市赤马港派出所绑架，并遭到他们毒打，所有手机等财务被没收，之后被行政拘留十五天。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早上七点左右，赤壁市“610”，国保大队等一伙人（大概六人）潜伏在门外，由当地蒲纺集团六米桥社区一百零一小区的焦姓书记（焦春梅，女）以登记小区住户屋主姓名为由敲开门，然后国保大队、“610”的人一拥而入，强行闯入家中，也不出示任何证件，将我妻子杨振寰抬手的抬手、抬脚的抬脚，丢到车上扬长而去。过程中，国保大队的那个人始终将我控制住（他还不承认是国保大队的，后来我去国保大队要人时看到他在那办公）。他们的行为跟黑社会绑架完全没有两样。小区焦书记也沦为了他们迫害大法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帮凶！当时我五岁的小女儿在现场目睹这一切完全吓傻了，心灵受到很大伤害，心里蒙了一层阴影！过了几天，我才知道，杨振寰被他们绑架到了湖北省洗脑班进行迫害（武汉市武昌区湖北法制教育所），恶警及“610”一直不肯告诉我实情。我多次去“610”要人未果。二零一六年七月，整个湖北遭到看海模式，多处被淹没，洗脑班也不例外，被迫临时解散，杨振寰也得以被遣送回家。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我妻子杨振寰去看望病危的法轮功学员黄层秀老人（也是我家一个亲戚），被赤壁市鲫鱼桥派出所绑架并拘留十天。当天，黄层秀老人家遭到抄家，而当晚，法轮功学员黄层秀老人含冤离世。
多年的迫害过程中，除了本人身心遭到了非常大的摧残，我家人也备受折磨，也使亲戚朋友们对大法和法轮功学员们的护法、证实法行为感到不可理解和误解，也使他们思想受到了蒙蔽。全都是被江泽民邪恶集团所害。直到目前，邪恶势力依然没有放弃对我的监控和迫害。二零一七年九月，我带着孩子进京看望那里上班的妻子，被咸宁市驻京办，赤壁市公安局数人在北京西站高铁站门口被拦截，之后被强行遣送回赤壁。他们的借口是北京要开十九大，外地人口不能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