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恶业疾病缠身 修大法起死回生
损人利己积恶业 现世报应病缠身
在中共文革中，我打过老师，打过同学，给别人上纲上线，戴帽子、打棍子，伤害了不少的人；我在生产队当民兵排长时多次主持过批斗他人等等这些害人害己的事，更严重害人害己的事就是为了自己的前程伤害我的姑父。而我换兵种仅仅过了两年，就患上了肺结核。
当我被查出肺结核的时候，我感到那是我在姑父问题上干了损人利己的事情而遭到了报应。这个时候我的内心才有所不安，有所忏悔。但仅仅忏悔根本不能消除我所欠下的孽债。我因损人利己而获得的理想事业也因肺结核的纠缠而被迫中断，在部队带病挣扎了几年之后，被迫退出现役而转到地方工作。
肺结核折磨我大约有七、八年时间才痊愈。可是好景不长，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又先后患上了乙肝、胃炎。一九八五年，医院又说我患有胆结石。医院当即给我开刀進行胆囊切除，可是当把胆囊切下后，里面根本就没有结石。经过这一系列的摧残和折腾之后，我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每况愈下。消化功能极度虚弱，一两重的馒头不能一次吃下，只能每过半个小时啃上一口；水果只能用热水泡热了才敢吃，即便炎热的夏天也是如此，否则要难受好几天。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下一个鸡蛋。体重减少了四十多斤。
我的这种状况严重地拖累了家庭。我的妻子提出与我离婚，我也不想连累别人，毫不犹豫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妻子拿着我签字的离婚协议和她家人商量。她家人认为我们的孩子才几岁，离婚后，妻子也没房子可住，因此劝她不要离婚。婚虽然没有离，但家庭气氛沉闷。我自己大有朝不保夕的感觉，在苟延残喘中，我多次向家人交代后事。
那几年，我基本上就是为了生存而挣扎，不知跑了多少医院，吃了多少药物，但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后来進庙宇、访道观，烧香磕头、求神拜佛，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兴起气功热后，我又先后练了好几种气功，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修大法起死回生 做好人从善如流
直到一九九四年我遇到法轮大法之后，才使我的生命出现了脱胎换骨般的转机。
一九九二年的一天，一个有预测功能的气功师对我说，你大约在二十个月之后会遇上一种最好的功法，那是一种真正的修炼功法。自那以后我就天天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二十个月之后终于盼来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的一天，我到一个私人书商那里去办事，他向我推荐了《法轮功》一书。买回来后我也没有马上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拿起这本书来看。这一看才感觉到这本书和其它的气功书大不一样。这本书的内容解开了我心中多少年都无法解开的谜团，揭示了常人无法了解到的天理天法。
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样的天理天法只有修炼到那样高的层次的人才能够看得清，才能够揭示得出来。一个修炼没有达到那种高度的人绝对写不出那样的内容，也揭示不了那样的法理。所以我清楚地感觉到作者李老师绝对不是一般的人，而一定是一个真正开智开慧的大觉者。书中印有许多李老师演示炼功动作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李老师的身体有一种透明感。
当我认识到法轮大法不一般以后，我就开始到处打听有关法轮功的消息。到了一九九四年秋冬季节，终于传来了李老师要在广州举办第五期法轮大法传授班的消息，时间是十二月二十日到二十八日，而且这是在中国大陆举办的最后一期面授班。我不想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从广州传来消息说，报名参加广州传授班的学员太多，名额已满，门票已经订完。凡没有订到门票的人不要去广州，去了也進不了会场。我仍不放弃，找到当地一位姓周的熟人，是早年我们一起练气功时认识的，她得到广州传法班消息比我早，因此她已经订到了师父广州传法班的票。我请她到广州后，一定千方百计帮我订一张门票，马上给我打电话，我会立即赶过去。周同修到广州的第一天就想办法为我订到了一张门票。
我立即乘飞机奔向广州。第二天开课之前，我早早地来到广州体育馆，为的是尽快找到周同修以便拿到门票。但体育馆周围人太多，参加这次传法班的人大约有六、七千多人。这样多的人，如何才能找到为我订票的同修成了大问题。那个时候，手机还不普及。体育馆周围素不相识的众多同修知道了我的难处，纷纷为我想办法。讲课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估计为我订票的同修已经進入会场。我立即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一位身穿警服的女同修，她進入会场后立即把我写的纸条交给了大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广播里念了我的纸条。已经進入会场的周同修听到广播后，马上来到检票口把门票交给了我。就这样我终于走進了我梦寐以求的法轮大法传法班会场。遗憾的是我缺席了头两堂课程。
在聆听李老师讲法的过程中，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要打瞌睡。有几天我都是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听的课。虽然如此，但李老师讲课的声音还是如春雷贯耳，我都听進去了。大概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当天的讲课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和众多学员正陆陆续续地走進体育馆，正要進入体育馆大门的时候，李老师正好也来到大门口。这时众多的学员都一齐向李老师围了过去，纷纷与李老师握手。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李老师，而且是在不到一米的距离之内。李老师是那样的高大英俊、和蔼亲切、神光照人。
广州传法班结束的那一天下午，我和我们地区的一部份同修在机场突然看见李老师在广州辅导站站长等几位同修的陪同下来到了候机室检票口。候机室里所有的同修都一起向李老师围过去握手问候。几分钟过后李老师就检票進站了，進站后李老师又转过身来隔着玻璃向我们挥手。这时我和一些同修都情不自禁地再次向李老师冲过去，但机场的工作人员挡住了我们。
我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三个月，我浑身的疾病一扫而光，法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重获新生。从此以后总是精神饱满，红光满面，走路总是感到轻飘飘的。我和亿万法轮功弟子一样，不但身心健康，而且道德回升，从善如流，心性在不断提高。
修炼法轮大法首先就要处理好个人利益问题。我在一个学术部门工作，我们单位开办有函授教学班。现在中国大陆的一切事情都在败坏之中。读书的人不是为了学知识，纯粹是为了混文凭；学校和教师也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为了捞钱。学生们为了顺利拿到文凭，会在考试的时候作弊。为了能够顺利通过考试，全班学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凑钱向监考老师行贿。修炼大法以后我在监考时就不再收受任何钱物，有时当面推脱不了，过后也要把礼品退还给班主任或纪检部门。
二零零零年，我曾经是一个巡视组的成员。通常，被巡视的单位都要给巡视组的人行贿，这成了一个普遍现象。每当面临这样的事情，我都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不得不义之财。面对有人行贿的时候，能够推脱的我就尽量推脱；实在推脱不了的，过后我也会单独来到相关单位退还红包。
前几年，我所在地区的政府要派出督查组到下属地区对所布置的事项進行督查，我被抽调参加了其中一个督查组。被督查的地区为了得到好的评价和成绩，也要给督查组的人行贿。每当面临这样的情况，我都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有几次我在当面无法推脱红包的情况下，过后又悄悄返回原地，退还了红包。
邪党迫害伤天害理 大法弟子舍己救人
自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事件之后，当时的共产匪首江泽民就正式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和部署对法轮大法的全面打压和迫害，我们地区几乎每个炼功点上都突然出现了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有的炼功点上还不止一个，我们炼功他们也跟着比划动作，我们学法他们也坐在那里冷眼旁观。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则是打听谁是负责人等等，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他们是特务，但还是热忱地欢迎他们。因为大法没有秘密，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公开的，心怀坦荡的。看到他们那心怀叵测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孔夫子“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句话来。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终于开始了。自这时起，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就失去了公开集体炼功的场合和机会，我和同修也失去了联系。那段时间我虽然没有放弃修炼，但思想上还是有过短暂的迷茫、彷徨和消极。大概是二零零二年前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使用翻墙软件上明慧网的方法，开始和同修们一起做好“三件事”。
可以说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都是在舍己救人。一开始我的怕心很重，只是在亲朋好友中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又打真相电话。但后来看到许多大法弟子舍生忘死地讲真相、劝三退，唤醒民众，救度众生，我也逐渐去掉了怕心。为了更广泛地救度众生，有一段时间我专门骑电瓶车到车站拉乘客。只要有人乘坐我的电瓶车，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拉人时我也不收别人一分钱，这样讲真相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对于有上网能力的人，我在向他们讲真相的同时还向他们推广翻墙软件。我推广翻墙软件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动态网和无界浏览这两个网站的当前网址和IP地址以及二维码打印在纸上交给他们，让他们回家用电脑或手机上网。
在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以“贵州亡党石”作为切入点。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中邪党流毒很深的人。他们会说，既然法轮功那么好，为什么国家还要迫害你们？我就告诉他们说，首先我要向你澄清一个问题，不是“国家”要迫害法轮功，而是江泽民要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滥用权力和共产党相互利用，开动国家机器在迫害法轮功。有许多官员并不愿意迫害法轮功，但江泽民实行连坐法，把迫害积极与否与各级官员的升职和收入挂钩。江泽民如果不用这种方法来利诱各级官员，他还维持不了迫害呢！当时在中共七个常委这样的小圈子里都有六个常委反对迫害，在更大的范围里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反对他呢！所以说不是“国家”要迫害法轮功，而是江泽民要迫害法轮功。那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法轮功自一九九二年传出后，由于在祛病健身方面具有奇特的效果，受到亿万民众的由衷喜爱和热烈追捧，短短几年时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就达到上亿人，大大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发展如此迅猛；法轮功的表现如此不同凡响；人们对法轮功创始人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人们对法轮功赞叹有加的如潮好评……。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鲜明地反衬出了江泽民贪污腐败、卖国求荣、荒淫无道、出口成谎的丑恶嘴脸，这就让江泽民妒火中烧，于是一意孤行地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和迫害。
共产邪党有一个非常邪恶的阴暗心理，就是不允许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名誉和声望好过中共、超过中共。如果有任何个人和团体的表现和名誉好过中共，中共就会把这些个人和团体视为对它们的威胁，就会被中共视为敌人，于是中共就会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和消灭。
我还進一步告诉听真相的人说，中共不仅对待宗教信仰的个人和团体是如此，就是在对待一般的人和团体也是如此。比如中共不允许大陆以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名义从事慈善活动。想从事慈善活动的个人和团体，只能把钱交给中共，由中共的名义来搞慈善事业。这样中共既可以垄断财富，又可以垄断荣誉。如果官方以外的人做慈善，中共就会认为别人分散了中共的财富，分享了中共的荣誉。如果一般的个人和社会团体擅自从事慈善事业，就会反衬出中共假慈善、真贪婪的丑恶嘴脸。所以中共才会禁止官方以外的个人和团体从事慈善活动。再比如几年前青海发生地震，政府的救灾行动迟缓，在军警还没有达到灾区之前，当地喇嘛就已经救出了很多人，因而受到人们的好评。这本来是件好事，但这也引起了中共的嫉妒和不满。军警到达后他们就下令不准喇嘛救灾。因为喇嘛先于官方救灾，就抢走了中共的名誉。中共只注重自己的虚荣，根本不重视民众的生命。
又比如，前些年，有一个德国人来到中国的一个贫困地区用自己的钱扶贫。中共却毫无道理地将其赶走。因为在中共看来，一个德国人来中国扶贫，会让中国民众产生中共制造了贫困、德国人消除了贫困的联想，会让当地民众产生感激德国人的心理。中国民众都去感激德国人了，还有谁来感激中共呀。这就让中共很难看，所以中共要将其赶走。
从以上的例子中，人们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了。因为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准则，而中共以假恶斗为准则；法轮功修身修德，中共损人损德。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无神论者。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告诉他们：共产党宣扬无神论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极端自私的。宇宙间的神是客观存在的，共产党否定客观存在的神，目地是要把它们自己塑造成一个主观的“神”。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无一例外地要宣扬无神论，也都无一例外地要神话它们自己和它们的领袖，都要把它们的领袖塑造成“神”。这种现象尤以中国、苏联、阿尔巴尼亚、越南等掌握政权的共产党最为极端和明显。还有一个现象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在世界上人工保存下来的七具死尸全部都是共产党头子。共产党反对人们的信仰自由，其目地就是要强迫人们去信仰它们的共产邪教。它们霸道地认为人们都去信仰天神去了，就没有人信仰它们了，人们都不信仰它们了，它们离垮台也就不远了。所以它们看到炼法轮功的人太多，就感到害怕，感到恐惧，就说法轮功在和共产党争夺群众。
再说了，共产党的权贵们一边在向人们灌输无神论的同时，又一边在私下里为了自己的私利信神、求神。毛泽东就多次找高僧算命看前程；江泽民自知罪业深重，专门找人代它抄地藏经，还找了许多气功师为他治病看前程；一些有名望的气功师都被中共部以上官员垄断起来专门为他们治病。许多中共官员为了升官发财，还找人给他们算命看风水。给周永康算过命看过风水的某某某就宣布，由于找他算命的人太多，他只接待厅以上的官员。这一系列的事实说明，共产党宣传无神论不但是虚伪的、自私的、害人的、而且也是别有用心的。
许多听真相的人都认同了我的说法。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针对有些人所谓搞政治的误解，我会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的人无非是为了自我拯救，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祛病健身，即肉身的自我拯救；一个是提高道德水平，净化心灵，以便脱离苦海，超凡入圣，这也可以说是心灵的自我拯救。除此之外，法轮功修炼者别无他求。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在修炼法轮功，除中共外没有哪个国家认为法轮功有什么政治诉求，有什么政治威胁，只有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才心虚胆怯地把法轮功视为威胁。中共最怕失去盗窃到手的权力和财富，因为它们手里的权力和财富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窃取到手的，不具有合法性，他们也会以窃贼防失主的窃贼之心来加以提防。针对那些所谓劝三退是与××党作对的误解，我会告诉他们，是中共在处心积虑的迫害我们，不是我们在和中共作对。在迫害之前，我们谁讲真相了？中共迫害在先，我们讲真相在后；中共的迫害是主动的，我们讲真相是被动的、被迫的。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给人们讲真相、劝三退的目地也只有两个：一是为了澄清江泽民强加在法轮大法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证明法轮功及其师父和大法修炼人的清白；二是为了救人，救度广大被欺骗被利用的民众，希望他们远离邪党，远离罪恶，以免他们与邪党同流合污毁了自己，避免众生与邪党同归于尽，避免给邪党充当陪葬品。
我的这个心得，主要是为了与同修交流，给讲真相救人的同修一点启发。其实，我在自我修炼方面，在学法方面，在讲真相救人方面，比起其他同修还差得太远太远。我也还有许多人心没有完全放下，我也在时刻反省自己的不足，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跟随师父返回自己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