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郭兴萍,一九九七年八月份得法,因祛病健身走入修炼。没修炼前多种疾病,子宫内膜炎、附件炎,经常感冒,腰椎盘突出压迫神经造成腿疼,得法时已经不能入药,生活能力很差。我炼功后不到一个月我身体一身病不翼而飞,以前生活中计较的事情也不计较了,变的大度能理解别人,生活中出现了生机。
然而自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江泽民发动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和千千万万个大法修炼者一样遭受的迫害罄竹难书。给大法弟子、给家人增添了无尽的痛苦,亲朋好友都跟着难过。没想到自从接触大法以后想做一个好人,却被不明真相的单位领导和公安警察三番五次地以各种借口进行干扰。家里安定的环境没有了,经常听到的是刺耳的攻击教训声,家人也不理解。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曾经五次被洗脑迫害,劳教两次,被送往沂水拘留所四次,临沂拘留所两次。二零零零年二月去北京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单位领导送去北郊洗脑班。回家后因上公园附近炼功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被单位领导送进了城郊洗脑班,夏天在单位久住不让回家逼迫转化。二零零二年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劳教一年十个月,超期一个半月才让回家。在此期间我曾经被罚站,坐小板凳,长时间不让上厕所,被关禁闭两次。
二零一零年八月因讲真相又被绑架到临沂看守所十天,之后被送到临沂洗脑班迫害三个月。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我又被国保大队的三个人骗开门,那天我正好回家请客,叫他们走不但没走还打电话叫来了穿黄绿军装的人,把我抬起来就走,就这样我家被他们非法搜查了一遍,我的大法书,炼功用的MP3,MP4,手机都被他们抢走了。
查体的时候,那个为首的吕大队长当着四五个人的面把我的上衣给揭开了,三四个人按着我,我当时说:你这是侮辱我。他恬不知耻的说:查体就这样。当把我送到临沂看守所的时候,我质问哪有脱光衣服的,被姓徐的女警察打了一耳光。关到临沂看守所就头痛,在那里被强制干手工活,基本上喝凉水。
五天以后把我和另一同修从临沂看守所接回来,在沂水看守所呆了两宿以后,送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继续关押迫害。逼迫我转化,放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录像,我一点也不接受;要给我录像,我不叫录,结果我进到储藏室,以后劳教所各个室内全部都安了摄像头。
和我在一起的人也一样长时间不被允许上厕所。我多次被包夹打过头部,胳膊被打的一块一块的青紫,被李立娟队长和一个叫朱明英的拿起我的手腕往墙上撞过两次,朱明英被警察怂恿对我施加压力,天气不怎么热也天天打开风扇,把我扇的天天发晕,身体非常难受,我不开风扇,她拿起塑料板凳狠狠的打我的肩膀,把我的肩甲骨打的下落,脖子底下两块骨头到现在还不一样,很长时间活动胳膊就肩膀痛。
在劳教所,我经常头晕头痛,别人说话或有别的动静头部就象在头上轰轰的声音,心里发火,面色发白,在储藏室长期睡地板。因为早上起来叠被褥被干扰的很厉害,我就不再叠被褥了,被包夹威胁,没好气的语言攻击。因为喝水,放暖瓶,得听那个被转化的,两人夺暖瓶来,把热水都倒了,我喝了一天凉水,结果刚来月经一天就停了。他们经常叫早上值班的朝着我发脾气,弄得我心神不定经常忘东西,袜子那些小零碎东西丢了就找不着了。
别人都睡觉了,我睡觉早了就头晕,身体也难受,起来,值班的犯人就过来叫躺下,以后我就要求比别人晚睡觉。一个叫王宝菊的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以后就和我在一起,大约在二零一三年四月初,王宝菊伸腿把我绊倒,头部撞破血管,擦血用了将近一个卫生纸卷,肋骨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掉下来半个扇子似的,第三天早上就还有三根吧,开始翻身就痛,往外掉,我就用手捂着,大约一个星期才不往外掉了。
从劳教所回家后,我已经超过退休年龄,工资晚办一年,要求给补上,答复就是几时办几时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