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遭劳教所酷刑、药物迫害　北京杨春秀控告元凶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杨春秀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杨春秀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是杨春秀，女，五十六岁，原北京建材水磨石厂工人。我的父母早年就离世了，自小就和哥哥嫂嫂一起过日子。哥哥嫂子觉得我是个负担，所以我的内心始终很苦，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离我很遥远。长大结婚后，丈夫又很粗暴、自私，不得不早早结束了不幸的婚姻，只身带着一双儿女勉强度日，倍感命运的艰难。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生活有了转机，从此知道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目的，也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得法后，我努力按大法真、善、忍原则做好人，积极面对生活。

和平上访　被刑拘洗脑

然而邪恶的中共头目江泽民，妒嫉法轮大法吸引了这么多人修炼，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开动中共暴力机器，公然诬陷、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看到电视台在电视广播中污蔑师父、污蔑大法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好的大法与师父会遭到如此恶毒的污蔑和攻击，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泣不成声。

为了给师父和大法讨个公道，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我和大多数同修一样，走向了天安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我被朝阳拘留所拘留一个月。二零零一年五月八日，北京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副所长穿着便衣，带着社区一帮人到我家，强行把我绑架到十八里店洗脑班。

被非法劳教　备受折磨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日，我在崇文门东花市大街发真相资料救人时，被路边蹲守的两个保安强行绑架到派出所。当时两个邪党保安还高兴的说：“一千六百块钱到手了。”我被绑架后在崇文门东花市派出所地下室关了一天，第二天被劫持到崇文门角门看守所里。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后来被恶党非法劳教一年半，从二零零二年二月二日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七大队遭受迫害。

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七大队副大队长李守芬（当时三十多岁）等警察用强制手段想让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她们用“罚站”、“剥夺睡眠”、“不许大小便”、“药物迫害”、“剥夺洗澡”、“围圈围攻”、“剥夺光线”、不让家属见面等卑鄙的手段，企图改变我的思想和信仰。

曾经连续四个多月不让我好好睡觉，期间只偶尔允许睡一、两个小时，企图用这种“剥夺睡眠”的手段让我精神崩溃。有一次（大约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份）在警察办公室里（与其他被关押人员隔离的地方，其他人看不见、听不见），警察们全副武装，拿着电棍，拿着凶器，恶狠狠一面威胁，一面用圆珠笔狠劲扎我的手，同时强行抓我的手逼写所谓的“三书”。还把攻击大法的纸条贴在我的身上，浑身上下能贴的地方都贴上纸条，甚至连鞋里面也恶意放了纸条。我当时义正辞严地对参与迫害的人说：“你们敢把此时此景录下来上电视吗？今天我亲身体验，你们迫害好人、迫害法轮功这一切都是真的！外头那些真相材料上说的都是真的！”

在劳教所，警察们还用不明药物来迫害我，故意“没病制造病”。我修炼后身体一直很健康，根本没有病，警察故意长时间不让我睡觉，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带到医务室去量血压。我问她们为什么，警察大夫当时就拿出一瓶药使劲掼在桌子上，恶狠狠地说：“吃药！”我问什么病，警察说：“血压高，头晕。”我说，“我不晕，我没病。”警察大夫说：“你要相信科学！”我戳穿她们说：“原来你们不让我睡觉，就是让我血压高，然后逼我吃药。”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份，警察李守芬带着绳美玲（六十多岁的人）等人强制按着我灌药。因我拒绝吃不明药物，他们就强掰我的嘴，狠劲撬我的两颗前牙，致使其松动，快要脱落下来。当时绳美玲吓得浑身打颤，不敢灌药。李守芬恶狠狠的说：“灌！快灌！出了事我负责！”就这样，她们每天强制灌药（一种黄色药片）。

中共迫害示意图：强制灌药

在这样严苛的折磨下，我全身严重浮肿，两腿肿得像“大象腿”一样，上下一般粗，也无法弯曲，极度疼痛。在长时间剥夺睡眠的同时，又逼着我长期“罚站”，身体的承受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极限。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在劳教所七大队图书馆的一个小屋子里，在这极其难忍的罚站酷刑中，我的身体直挺挺的突然倒下，右侧头部重重撞击在瓷砖地面上，倒下发出的猛烈的撞击声把她们吓坏了，巨大的疼痛也把我震醒了……那是一段多么残酷难熬的岁月呀！

被迫离家　再遭绑架

我从劳教所出来后，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我和家人的骚扰。每到所谓“敏感日”，南磨房地区街道办、社区邪党书记袁素娥等人伪善的问候我，或用电话骚扰我们一家人的正常生活。

二零零六年二月份，我通过合法手续去香港旅游。回来后警察就开始抓人，当时去香港旅游回来的很多同修都被警察绑架迫害。大约是那年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晚上九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公安分局、南磨房派出所的十个左右警察突然闯入我家。其中有女警穿着警服，很多男警穿着便衣，准备突袭绑架我。因当时我没在家，他们扑了空，我与警察擦身而过，安全走脱。

但他们并不甘心，经常在我家门口及路口蹲守，伺机实施绑架，致使我不得不离开家，在外流离失所。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他们在到处抓不到我的情况下，用卑鄙恶毒的手段扣发我近三十年辛勤劳动所得的退休金，企图从基本生存上搞垮我及家人。

二零一零年元旦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我因为给同修送《明慧周刊》等资料，又遭绑架，国保警察开着没有标识的车，遮着我的脸，送到王四营秘密洗脑班。逼着我女儿录像，然后把录像给我看，企图诱导我屈服。元旦前，北京朝阳区南磨房派出所警察找家属做“笔录”，家人这才知道我又被绑架了。

最可恶的是，二零一一年他们居然冒用我的名义，写了一篇谄媚中共污蔑大法的文章，发表到互联网上，欺骗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