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敲门”的警察
教导员说：“来看看你。”我说：“直说吧，是不是因为我炼法轮功？”教导员说：“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就是来问问你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你就不用问，那肯定要炼。”这时，只见白光一闪，副所长举着照相机在给我与教导员拍合照。同时，也发现教导员胸前带着个录音、录像设备。我手指副所长：“你敢给我拍照？！”副所长马上把照相机放在桌子上。我又对着教导员说：“你带着这个东西，随便给人录像，你经过我同意了吗？你对人这么不尊重，你这不是在侮辱人吗？”这时副所长说了一些话，大意是说：我被劳教过，说我有“前科”。我问他：“什么叫前科？文化大革命时期，习近平他爹习仲勋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蹲监狱，你说那是不是前科？你去问问习近平，你说，你爹有没有前科？那是前科吗？那不是被迫害吗？我被（非法）劳教，同样是被迫害。如果法轮功明天被平反了，你今天的所为才是真正的前科（当然邪党不配给法轮功平反）。”
当时气氛有点紧张。这时那个村辅警对教导员说：“我不陪你了，我得走了，”说着站起身，就走了。走后，这个辅警对我妻子说，他不愿来，是他们逼他来的。
此时教导员重复中共的谎言，我说：“你根据什么说法轮功是×教，国家哪条法律认定法轮功是×教。前期国务院和公安部确定了十四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后期习近平上台后又公布了十四种邪教，还是没有法轮功。是真是假，你上网去查。而两高的司法解释代替不了法律，它也不是法律，它更无权制定法律，它只是执法机关。制定宪法与法律的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邪教系统）。而两高的司法解释与宪法和法律是相抵触的。宪法、法律是允许保护信仰自由的。而两高的司法解释是打压信仰自由的。”
这时，我妻子（未修炼法轮功）走進屋，与两个警察打招呼，说了些客气话后，紧张的气氛有所缓解。我妻子讲我修炼前与修炼后的变化。修炼前，经常喝酒打架，对家庭伤害也很大。自修炼法轮功后，这些恶习都改了，病也好了，尤其是胳臂上患骨髓炎，是年年犯病，年年做手术（同时我让两警察看我胳臂上的八处伤疤）。
妻子继续说：“自从炼法轮功后，一直（十六年）没犯病。我虽然没炼法轮功，但我支持他炼法轮功。他的身体好了，脾气也好了，不做坏事，家庭也顺了，你说我能不支持他吗？”妻子说了二十多分钟。教导员客气的对我妻子说：“大姐，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妻子与警察对话的过程中，我的情绪稳定下来。我想我是在讲大法真相，那他想录真相，就让他录吧，把坏事变成好事。我开始讲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以及出卖国土，讲“天安门自焚”和历史上的预言。当前时事讲的多一些，并告诉他们现在官员落马的真实原因。
两警察一直没打断我说话，靜静的，听的很投入。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副所长问：“你知道的太多了，你是咋知道的？”我指着我的手机说：“都是从网上看的。”副所长说：“我咋看不着呢？”（我当时没有翻墙软件）。
这时教导员说：“你绝不是开三轮车的水平，你说的这些道理不是一般人能讲的出来的，你也绝不是一般的人……”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对大法弟子的敬佩。
教导员接着说：“我对你很尊敬，我也一直在听你说。你也让我说几句，就是你能不能把你的电话号给我。”我笑着说：“我的电话是被监控的，还用问？”
此时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对教导员说：“行，可以给你，我记不清我的电话号了，往你电话上挂一下吧。”他就说出他的电话号，一挂，通了（我一直想找他的电话号）。副所长说：“你告江泽民，我们一直也没找你……”我还是笑着说：“你要能解决，我就不上最高检那告了。其实你们也应该告它，它出卖国土，你还不应该告他吗？”教导员无奈的说：“让后人去评说吧。”他虽然没站在正义一边去谴责江泽民，但他最起码已经相信江泽民出卖国家领土这一事实。他们是上午十点钟来我家的，现在已是中午十二点了，教导员说：“我们得走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我说：“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你们帮。在二零零六年，我家被三十多个警察包围，是来抓（绑架）我的。当时我妻子与警察讲理，被一个年轻警察一脚踹在肚子上，当时倒地。我老丈人（岳父，八十三岁）上前去抓那个警察，被另一个警察一拳击倒在地，打在胸部。后来老丈人住進了医院。花多少钱不说，就是说，请你给查一下打我老丈人的警察是谁？仅此一件事，能帮吗？”大家沉默了一会后，副所长说：“这些人都是××区的，打你老丈人的人是××（局长）。”我说：“他人现在在哪？”副所长说：“已经死了。”我说：“你可真能整，往死人身上推。”我与两个警察都哈哈大笑起来。副所长又问：“下一个大老虎被抓的是谁呀？”我说：“如果曾庆红被抓了，江泽民就没几天了。”我与警察握手告别，上车了，副所长还在打招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