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女画家被绑架迫害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开十九大的前一天），易文君女士与丈夫再次被绑架，被非法羁押三十七天才回家，但还要被所谓“监控管制”半年。
下面是易文君女士陈述她这次的遭遇：
一、非法入室搜查、绑架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上午大约十点左右，我正在画画，丈夫因身体不适，正躺在床上休息。听见敲门声，我问是谁？外面答是警察，我问他们是哪个派出所的，答是草堂派出所的，我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声称是“人口普查”。我问他们依据是哪条哪款？如果没有请勿骚扰，没时间奉陪。他们问我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我说：是租的是买的你们能解决什么问题？他们说必须开门配合调查，否则强行开锁进门……我丈夫听见我们争执，只好起床问他们到底什么事，然后把身份证报给了他们，他们问我丈夫刚才那女的是谁？我丈夫回答他们：是我妻子。然后他们让我把身份证报给他们，（因为一九九九年我被迫害前户口正在往金牛区转（那时候流行买户口），一九九九年被非法判刑关押三年回来后，到处都找不到我的户口，成了黑户，奔波辗转都被人踢皮球似的没有结果，无奈我在老家的大哥只好找关系托人情把我户口“暂时”挂在他的户口上，老家当官的很不乐意，让我上好户口后立马迁走，哪儿来哪儿去，不要连累了他们，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中旬直到二零零八年我才办到身份证。）既然他们已经核实了我们的身份，那就堂堂正正的面对，也许他们明白的一面在求救！
我打开门把身份证递给了他们，看见门口站着两个警察。一个是曾参与绑架并多次骚扰迫害我的警察，叫郑晓洪。我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放着大案要案不抓，非要把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作为维稳对象来骚扰、迫害，我们不是怕你们，我连迫害元凶江泽民都敢实名控告，还有什么可怕的！只是不希望你们来骚扰我们，干扰我们的生活，你们心里应该明白，你们的所谓‘敲门行动’是违法的……”
两警察坚持要进屋看看，我把他们让进客厅坐下。郑晓洪一进屋就在客厅里乱翻乱找，我对他们说：“这是我家不是你家，你到处乱翻乱找的不合礼节，既然把你们让进屋，来者是客，就请遵守客人应有的礼貌礼节和规矩。”他指着客厅电脑、打印机，画案上未装订的《明慧周刊》，并从客厅书柜中抱出几摞过期的《明慧周刊》、《正见周刊》放到沙发上说：“你这儿有法轮功的东西！”我说：“我们本身就是修炼法轮功的，有法轮功的东西很正常。”郑晓洪还执意要打开佛堂的门，被我拦住了。我丈夫说：“这些都是见得人的，不是见不得人的，都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你又没有搜查证，在这里乱翻乱找的干啥呢？”郑晓洪立马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我劝他不要那样做，不要继续对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犯罪，对好人犯罪就是对自己的惩罚……他根本听不进，一意孤行。
只一会功夫，我家便来了很多警察，门里门外，站的站，坐的坐，一拨一拨的进进出出，至少有十几二十个，我们也没时间数，只给他们讲真相。这些平时只懂得欺压良善、贪生怕死的警察不敢去破真正的大案要案，反而把修炼法轮功遵循真、善、忍做好人、遵纪守法的人当破获“大案要案”来对待！
我丈夫看见来的人多了，就起身去卧室藏他的学历证和二百元“真相币”，怕被他们抢了，却被和郑晓洪一起进门那个警察看见了，被他一把抢夺过去。我丈夫说：“这些钱都是流通的，可以花的。你们要可以，但得以钱换钱，拿钱来换。”
那个警察马上填了一份什么单子给我丈夫看。我丈夫看后问他：“你是红牌楼派出所的？你们不是说是草堂派出所的吗？”那个警察说是我丈夫的户籍警，我丈夫问他是怎么知道他住在这儿的？那名户籍警一指郑晓洪说：“是他给我说的，带我找到这儿来的。”
中午大约是十二点三十分左右，草堂派出所刑侦警察宋林才拿着所谓的“搜查证”和摄像机等强行所谓“搜查”拍照、全程录像。我对他们说：十八年来你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所作所为都是非法的，都是在迫害，都是在滥用职权犯罪……
那些警察看到佛堂供桌上我们师父的法像、书柜中摆放的大法书籍、和墙上挂的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画作兴奋不已，真以为他们破获大案要案了。我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亘古不变的天理，那些被所谓反腐打下来的大贪小贪们其实都是因为手上沾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才落马的。奉劝他们认清形势，邪恶只能逞凶一时，却不能逞凶一世，人做了恶早晚会遭报应，天惩法治清算的。那些警察说：自从我们来了你们就一直在这样说，前面被抓的那几个法轮功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还不是判了几年……
大约下午三点左右，他们把我和丈夫绑架到了草堂派出所，宋林暴力从我手上抢走了我的一串钥匙，然后他们才背着我们肆无忌惮的在我家逐屋进行非法抄家，抢走很多私人物品。
二、被非法关押在成都郫县看守所
当天，我和丈夫一天未吃东西，我丈夫身体不适，只穿了一件运动衣，一条裤子，被强迫绑架出门时胡乱穿了一双夏天的网鞋，冻得瑟瑟发抖，我一再要求看守人员帮忙买碗稀饭给他，也遭到拒绝，直到晚上很晚了才给他买了块蛋糕；给我买了块面包。深夜，宋林和另二个警察把我和丈夫又绑架到黄田坝所谓的“提讯”，在那里，我们遭到了有损尊严的所谓检查和侮辱性对待。刚从黄田坝回到派出所又把我和丈夫绑架到成都市西区医院做所谓的“身体检查”。
十八日凌晨，宋林和另一名二排以及那名不知名的610人员把我和丈夫绑架到郫县看守所，在那里，我们同样遭到了中共最邪恶的有损尊严的脱光衣服的各种“表演”似的“检查”和侮辱性对待。看守所、拘留所人满为患到连上厕所都困难，犯罪率高到令人瞠目结舌，中共却天天大言不惭的在电视上高唱“伟、光、正”，还让人们寻找什么“幸福感”。看守所、拘留所人满为患到铺板睡不下时，就得睡不到狭窄而潮湿的连腿都伸不直的地铺，地铺从监室门口直挤睡到便池前面。在看守所、拘留所，我都睡过地铺好几天。关押在看守所的每一个在押人员每天神经都是紧绷的，每天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快点”、“快点”、“快点”。中共的看守所、拘留所只是像个存放货物的仓库，把人当成关在圈里的猪一样的对待管理，蔑视人的尊严，根本也从未想过政府有责任义务施以正确的引导。每次提讯、会见律师、过检回去都得做尊严无存的、羞辱性的脱光衣服做各种动作的所谓“检查”，这是中共国的特色奇葩！
我和丈夫被非法关押在成都郫县看守所二十多天后，草堂派出所才所谓的再次“提讯”，隔了几天，我和丈夫的律师也到看守所会见我们了解情况，之后青羊区检察院到看守所所谓的“过检”。我们被整整关押三十七天后才被草堂派出所和青羊区公安分局“以监视居住半年”为名放出。
十一月二十四日晚被从看守所放出已是十点过，丈夫就站在我面前我都认不出来了，骨瘦如柴，满脸皱纹，胡须花白，和三十七天前判若两人。如果不听声音，对面碰上都不知道是谁。出所时，执勤武警拿着单子问我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说：“我什么罪都没犯，我只是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何罪之有！是他们在犯罪！”宋林和610的都不吭声。
我和丈夫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十一点多被草堂派出所宋林和那名610人员以及一个开车的警察接回，车到派出所停下，宋林就叫我们回家，我问他：“钥匙呢？我们的东西呢？”他说东西全拉到双流去了，我问他钥匙在你手上，你不给我们钥匙我们怎么开门？宋林说“有人给你们开门，钥匙阿姨拿回去了”。并威胁我们“老实点，再不老实，又弄进去再关几十天。”我和丈夫既疑惑又无奈，只得到另一位亲属家拿了我们的另外一把钥匙开门。一进门才知道家里被强制断电了，家里一片狼藉，佛堂、客厅、厨房、冰箱里储存的食物、水果、蔬菜全部腐烂坏掉了，发出阵阵的恶臭，蚊虫飞舞，根本无法住人……
回家后我才知道：我丈夫被关进看守所的第二天就被看守所送到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药物迫害，强迫他吃药输液，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强迫他做各项折磨人的所谓的“检查”，强迫他吃的药都吐了，胃里翻的很难受，令人非常痛苦，他说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活着出来！在那所医院，他看到了绝食反迫害已三个多月的同修李忠芳，他说李忠芳整个人都比原来小了一半！我知道前些年被青羊区人民医院药物迫害致死的同修就有：黄丽沙、张维华、胡红跃、顾传英、沈立之、陈桂君、段世琼、邓建萍、赵忠玲、黄敏……不知道他们给他吃了什么药，自从看守所回来后，丈夫就无精打采，每天昏昏嗜睡…到现在身体也没恢复，令人心忧。
回家后，有知情人告之：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七日那天上午我们居住的小区前后几道门都停满了警车，全被堵死了，只是先上楼两人敲门。由于我们在那里居住的三年多时间中，他们每次上门骚扰都遭到我们抵制，物管也曾扬言不配合青羊区公安分局的管理登记要对我们断水断电……
三、被监视居住、强制搬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到草堂派出所要我被他们抢劫的私人物品和问他们强制断电后造成的损失该谁负责，而且我佛堂抽屉里的现金少了五百块，有八十块钱红旗连锁带金券也不见了，问他们谁负责？值班警察让我星期一去，说宋林、郑晓洪星期一才上班。
星期一下午我去草堂派出所，值班警察说宋林、郑晓洪都不在，让我“明天再来”，我把打印好的明慧网报道他们迫害我们夫妻的消息、以及我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寄往两高顺利先后签收的《刑事控江状》递给他们，让他们了解真相，不要再对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犯罪。那些值班的警察一个都不敢接，哄赶推撵我赶紧离开。我回家时途经牧电巷社区警务室见郑晓洪也不在那儿，就留了一份明慧网报道和《刑事诉江状》给值班二排，请他转交郑晓洪。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再去草堂派出所索要被非法抢劫的私人物品、问询家中被断电造成的损失由谁负责、以及存放佛堂抽屉的现金不够数等。那几个值班警察又让我第二天去，见我站着不走，他们推赶我离开，我坚持要等到宋林、郑晓洪来了解决问题，“迫害好人时他们跑那么快，怎么解决问题时却找不到人了！”那几个值班警察见赶不走我，狂暴的叫嚣起来。我们正在争论时，旁边的门打开了，宋林急匆匆的走出来，我问他被他们抢去的东西什么时候还？他头也不抬的只说了句“不还”，我问他断电后家中腐烂变质的水果、蔬菜、储存食品谁负责处理？他说：“该丢的丢，该扔的扔，你自己把卫生做了不就行了。”我递给他明慧网报道和《刑事控江状》，让他深入了解法轮功真相和当前形势：信仰无罪，迫害有罪，办案终身责任制为滥用职权者量身订做。却被宋林一把抓了揉成团扔在地上，让我去“两高”告他，急匆匆又上楼去了。听我们律师说：他们此前到派出所了解我们被绑架抢劫抄家关押的情况，遭到草堂派出所警察们的威胁恐吓，要把律师铐起来。
那几个值班警察对着我凶神恶煞的叫嚷：“先喊你走你不走，现在你想走也走不了了，把她弄进去！”过来两个年轻警察抓住我把我推进了留置室外的院坝并关上外面的双扇大铁门。
过了一阵，才见郑晓洪从外面进来，见我就说：“易文君，你可以哦，还敢到处发资料！”我说：“你们迫害法轮功是有罪的，发资料是让你了解清楚真相，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以后再不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是为你们好。”郑晓洪咆哮说：“你必须给我搬家！”然后拿出手机拨打我房东何先生电话，逼迫我房东何先生必须立即到派出所来终止租房合同。逼迫我们第二天必须搬走，并且蛮横地不准我们在青羊区范围内租房，而且绑架抄家时就抢走了我们夫妻的身份证也不退还，叫嚣第二天到我家看如还没搬就把东西全扔出去。
那天我从草堂派出所回到家已是晚上六点多了。家中电脑、手机全被他们抢劫光了，根本没有条件办法查询网上的租房信息，只能挨家去找房屋中介。
第二天早上六点过我就出去找房，丈夫留在家里收拾东西。上午十一点过丈夫打电话说郑晓洪带着一帮人在门外耍流氓砸门，我丈夫不给开门，他们扬言要撬门锁，我丈夫说：“今天你们要是敢撬锁进门，先考虑清楚将是什么后果”，他们在门外嚣张的砸门，威胁恐吓了很久才离去。
四、再次被非法关押
十一月三十日上午，我丈夫因为身体被迫害的很虚弱准备回重庆老家调养身体，我在家收拾东西，等着搬家公司的人上门搬运东西。我由于头天晚上清理收拾东西一夜未睡身体已经非常疲惫，上午十一点过听见门铃响，我门一开闯进两个警察，后面跟着态度嚣张的社区警察郑晓洪。
郑晓洪一进门就大声喝问我：“你昨天到哪儿去了？”看见我丈夫不在，又问“丁中斌到哪儿去了？”我说：“脚长在他身上爱去哪儿去哪儿，你不觉得管宽了累吗？要知道善恶有报啊！”郑晓洪说：“你们现在还是监视居住。”我问他：“你们不是滥用职权逼迫房东中止租房合同逼迫我们走了吗？你们监视什么呢？别自欺欺人了。”郑晓洪让我跟他走，我说：“去哪儿？你又耍什么花招？没看见我正收拾东西搬家很忙吗？”他说：“到派出所一趟，二十分钟就回来了”，不由分说，让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抓着我又把我绑架到了草堂派出所，关进留置室。
我在留置室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又困又累又渴又饿，因为昨天忙着找房子，一直没时间吃东西，晚上回家又忙着收拾东西一晚上没休息。
直到下午两三点左右，他们又从我身上抢走了唯一的一把单钥匙，然后又把我绑架到黄田坝所谓的再次“提讯”。我要求警察开车绕到不远处我家拿件外套，因为我在家做事身上穿的很单薄，又几顿没顾上吃饭了，要拿钱买点食物和水也遭拒绝。“办案”的刑侦警察宋全敏把他的水递给我喝。到了黄田坝，重复前次的侮辱性检查，所谓的“提讯”内容是因我给监视我们的叫秦质兵的小区车棚保安发了份明慧报道和《刑事控江状》以及给郑晓洪和宋林的相同内容的资料是哪来的，《刑事控江状》是在哪寄的，两高有没有签收等。
直到从黄田坝“提完讯”回草堂派出所，宋全敏才给我买了个面包吃。当天晚上把我绑架在派出所的留置室。在派出所关押二十四小时后他们强行把我拽到派出所隔壁医院尿检，又把我绑架到郫县拘留所关押迫害十天。宋林说是“凑人数”。自始至终我未签一字，都是他们签的。出所前一天，拘留所警察递给我的几页单子中签字拘留我的人名有：宋林、宋全敏、童鹤。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时，有从看守所转到拘留所的人告诉我：她在看守所关押时监室里就有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已经在那里关了两年多了；另一名二零一七年四月份才从成都龙泉女子监狱回家的人告诉大家说：龙泉女子监狱对那些炼法轮功的那真的是整得太狠了，看见她们炼功就拉到楼上没有窗户的黑房间里打，经常听到她们被打的惨叫声传出来，春秋冬冷的时候还用盆子大盆大盆的往她们身上泼凉水，每天除了繁重的劳动任务还要逼迫她们“加强学习”，还要加强加强再加强，逼迫他们“转化”，不“转化”就往死里整。说那些人文化比我高多了，都是些博士生、研究生、导师之类的，说她们被整得太惨了！最近被成都市龙泉女子监狱迫害死的就有严红梅、胡霞。
拘留期满后，丈夫接我回了新家。十一月三十日，我丈夫半路折回见叩门无人应，又不知什么情况，辗转找到另一亲属才拿到剩下的最后一把钥匙开了门，郑晓洪等一伙恶人气势汹汹的想拦截绑架他没有得逞，我丈夫估计我可能又被他们绑架了，只得拖着虚弱的身体独自张罗着搬家。搬家当天郑晓洪等人气势汹汹的还出动了110等实施威胁恐吓想要拦截绑架他……
回家后我查看我平时背的包，我丈夫说他没动过包里的东西，钱包里的现金又少了五百元左右，抄写纸上放好的郑晓洪电话号码和草堂派出所警察名字、警号等也找不到了。我们十一月二十四日从看守所回家后，由于已经被他们抢劫抄家了，就没想过要换大门钥匙，想看看这帮人拿着我们的钥匙还想干什么！有几次，当我们夫妻都出门回家后，发现我故意存放敏感东西的位置有翻动痕迹。估计十一月三十号把我绑架走之后他们又派人进去查找过，并顺手牵羊拿了些东西走。
回家后，订画的客户辗转我亲属找到我，问我怎么被他们弄进去了？草堂派出所打电话给他，问他有没有接到过我们发的真相资料……也就是说，草堂派出所拿着从我家抢劫的电话簿、手机通讯录挨个打电话问询，为构陷我们找“罪名”。
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拘留所，我都堂堂正正的证实了大法，让那里的众生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与慈悲。那些在押人员都非常尊敬佩服法轮功学员，有的曾接到过法轮功学员发放的真相传单、语音电话，有的在香港、澳门、台湾、国外看到过法轮功学员震撼的游行队伍……并有五十多人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表示今后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其余什么都没入过的人都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五、以前遭受的部份迫害
那个叫郑晓洪的警察二零零五年六月九日曾参与对我绑架抄家，那次因一位马来西亚籍华人女士在我画廊买了幅画，问我要名片时我把桌上正在看的一本书《九评共产党》一并送给了她，她过海关时被查出，李春城命草堂派出所严办重办。被绑架抄家的头一天郑晓洪去骗我母亲开门说是查煤气的，那次被绑架抄家导致我年迈的老母受到惊吓大病一场！
二零零八年四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们当时租住在牧电巷七号院，郑晓洪和另一个警察也是上门骚扰，要求身份证登记，还问“你们那个在画画？”等他们走后，丈夫执意要立即搬家，而我们画画的画案桌子、书籍、纸墨笔砚等杂物东西又很多，我那时怀着四～五个月的身孕，在那次匆匆躲避迫害中不幸流产。虽然不是郑晓洪的直接责任，但由于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不讲法律、毫无人性残酷迫害，才使我们到处躲避，导致两次流产，没有自己的孩子。
二零一五年四月底，中共两高宣称改革案件受理制度“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自己的合法权利，我和丈夫都先后向两高实名起诉控告了迫害元凶江泽民。当年八月份我丈夫已经在成都草堂北路邮政厅交费办妥的两封寄往北京两高的控告状却迟迟没收到回执，网上查看也无动态，我丈夫就到邮政厅查询邮件去向，得到邮政厅人员的答复是：“被青羊区郑警官拿走了”，然后给了我丈夫一个姓郑的电话号码。我们拿这个号码查询到机主并不姓郑，而是另一个女姓的名字，我曾电话询问青羊区公安分局拦截诉江状的郑姓警官叫什么名字却遭到拒绝。后来我采用加微信的方式才查到郑警官就是郑晓洪。我打电话问他为什么要拦截我们的合法邮件？告诉他我们是依法控告，是合法的，而且控告状是已付费办妥寄往两高的，告诉他的行为是违法的，是在滥用职权犯罪，他在电话中狂妄的叫嚣“你告我嘛”。这是公然的藐视、无视法律法规的存在。从那时起，我们在那里居住的这两年多时间中，草堂派出所经常上门砸门骚扰，想确认我们的身份，都遭到我们不配合的拒绝。
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十八年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中，郑晓洪一直积极追随江氏流氓集团参与迫害本辖区内法轮功学员，抓人、审讯、上门威胁、恐吓、骚扰那儿都有他，手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血债。我知道辖区内法轮功学员本着慈悲救度的善心曾多次找他讲过真相，换来的却是威胁、恐吓和骚扰迫害。我们在牧电巷、牧电路先后居住的这几年时间中，经常看到郑晓洪管理的牧电巷草堂社区派出所的所谓警察们暴力“执法”的事件：收缴、追赶、推搡打骂那些年老体弱挑担摆摊求生的菜贩、小商贩等，可谓态度恶劣，蛮横粗暴，觉得他们太可怜了：不修善德只知作恶，把珍贵的福德都转换给被他们欺负的人了。
二零一六年大约是五～六月份，我家亲戚到我家只一顿饭工夫，下楼就不见了停在楼下的电动车。而我们居住的小区和草堂社区派出所仅一墙之隔却还经常出现东西被盗的情况。
十八年来，中共倾举国之力制造的所有谎言毒害、打压迫害是不得人心的，令人唾弃的。这场持续十八年的人权迫害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希望所有还在参与迫害的警察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彻底摆脱江泽民流氓集团与中共邪教的魔爪，不要成为江泽民迫害善良好人的帮凶，及时悬崖勒马，停止迫害，避免在未来法制昌明、回归正义的下一步成为迫害人民的罪犯。老天爷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恶行。
草堂派出所社区警察郑晓洪：电话：189808060601 17302890320
成都红牌楼派出所社区警察（户籍警）刘宇豪。电话：13981866630；8702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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