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法不到一年,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在邪恶铺天盖地打压的日子里,我虽然知道大法好,但自己无能为力,或者说是害怕,就把书藏起来了。可不学大法,觉得人生像失去了意义,后来就偷偷的学。
那时家里开了个店,没有顾客时我就看大法书,来人就把书藏起来。后来想,他们哪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书?于是我就大大方方看。后来接触一些同修可以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那时明慧网每天都有大法弟子被劳教、判刑、迫害致死的报道。那时真的问过自己:我还要不要修这个大法?答:修!
救众生
二零零四年,我地同修和市里同修开车到偏远地区发资料,被绑架了,涉及四十多人。我地协调人几乎都被绑架,无形中我就承担起了当地的协调工作,带着同修往外走。回想起那段日子,自己都不敢想是咋过来的。
我每天早晨三点起来炼功,五点上货,上货花真相币都是自己用笔写,上货过程中到同修家送《明慧周刊》,协调一些事。买衣服都买适合晚上发资料穿的,买鞋买走道没声音的。开始有怕心,把衣服缝满兜装资料,后来正念越来越强,就背大炮兜子(煤矿背火药用的大帆布兜)出去了。那时最少二百份,最多五百份,一走走一宿。晚上发资料从来不打手电,为了避开行人就走山道、走小道。夏天有时蜘蛛网一下兜在脸上,我一把从脸上抓下来,搁以前我是很害怕蜘蛛网的,为了救人我好像什么都不怕了。
后来有同修走出来和我配合,我们就成片成片的做。有个年岁大的男同修,熟悉周边农村,我就配合做周边农村;有个年轻同修会骑摩托,我配合做偏远地区;一次和年岁大的男同修往回走,走累了在山上休息,我躺那就睡着了,同修说我都打呼噜了!
无论做证实大法的事再忙、再累,我都要把家务做好,不能有漏。一次发资料走一宿,早五点才到家。因我出去丈夫不知道。我一点觉都没睡便和丈夫一起刷房子,直到晚上收拾完我才睡觉,那感觉,要是个常人哪能坚持下来。
因我家开店怕影响他休息,我和丈夫不在一屋住,开始我往外走时丈夫不知道,后来他早晨起来发现我家周围有真相资料,就知道是我做的。这些年来不论什么环境都没间断过发资料。那时孩子小,丈夫有时出外打工,我晚上出去发资料又怕偶尔来人买货吵醒孩子,我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不让来人。
我被非法劳教回来时,我家的店已经兑出去了,我们只好和婆婆、大伯哥住一起。做证实法的事非常不方便了,大伯哥单身伺候婆婆,得等婆婆十点多钟上完最后一趟厕所才能睡觉。大哥每天就玩电脑,所以很晚才睡,我要等到他们都睡着了才能往外走。
我地同修几乎都和我配合过,我每次出去都得走一宿,以前最少一次得发三、四百份资料,喷写真相短语一次得三、四盒漆,不干胶一次二百份,条幅一次挂过三十幅,把同修累的都不愿和我配合了。
有一次快过年了,同修送来六箱《九评共产党》书,过年期间必须发出去。腊月二十九那天我找了一位同修和我配合,她只和我发了一趟就不肯再发了,这位同修以前也没吃过什么苦,背一箱书就被背包带勒得受不了了。那我就自己发吧。那时资料放在一老年同修家。我一次背出去两箱《九评》,到发的地方放到隐蔽的地方,先拿一些发,发完再回来取,全发完了再上老年同修家背。
就这样那六箱《九评共产党》书我发到早上五点全部发出去了。我回来时老年同修心疼的摸着我的脸哭了。
大法使我变成了超常的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突破了很多观念。
谁都知道黑龙江的冬天有多么的冷,屋里可很暖和。有时向外走时,“冷”的观念就起干扰作用,想到外面冰天雪地零下几十度,可当突破怕冷的观念毅然决然的走出去时,那真是另一番景象。特别晚上发完十二点正念出去时,开始怕心很重,当突破观念走出去时,那种轻松无以言表。
一次丈夫在厨房做饭,我在店里看书,丈夫让我去院里拿柴禾,我嘴里答应,人却不想动弹,为什么不想动弹?原来有外面“太冷”的观念。后来当我决定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想,直接就去干。我发现没有观念,干啥都快。一次和同修出去贴不干胶,前面有一电线杆,我边走边准备不干胶,到跟前我一下贴上去了,接着直接往前走。她竟然没看见我贴。我现在是干啥都快。
我买笔成盒买,买本成摞买,自从看《明慧周刊》起,凡是同修讲真相的词、句、或真相诗我都抄下来,有的背下来。为后来面对面讲真相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讲真相过程中,常人都问我,你是什么学校毕业?说我聪明,应该当讲师。在二零一六年我因诉江被拘留,我喊着“法轮大法好”走進拘留所。有一同修也因诉江比我提前两天被非法关押,我和同修配合讲真相,我用真相诗和她们讲,她们特别愿意听,有一个拘留所警察领着犯人修窗户,他也在那听,听完他对那个同修说:她是不是讲师?
我曾前后三次被绑架。这里说说其中两次被非法关押中所受到的迫害,以及反迫害的经历。
八天闯出看守所
二零一一年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当地派出所到我家非法抄家,把我家的电脑、真相光碟、条幅、护身符、挂历等都抄走了。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我看到沙发上有一堆从我家抢来的资料,那些警察围了过来,我就拿资料、光碟给他们看。
因我地迫害法轮功的事归国保管,他们就等国保来处理。
国保来人把我带到审讯室,问我去没去过北京?问资料来源?我和他们讲真相,我说:“哪条法律说法轮功违法,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他们哑口无言。后来把我儿子找去劝我,我儿子当他们面只好说:“妈,有啥你就都说了吧!”我当时就告诉我儿子:“你妈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回去告诉你姥和你奶放心,你妈要从这里堂堂正正走出去!”我儿子走了,他们也问不出啥,就把我送到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里绝食抗议,看守所的所长问我为啥不吃饭,我说国保大队的警察说对法轮功不讲法律。后来他劝我吃饭,我不吃,那个铺头打我两撇子。那个所长没办法,只好找办案单位。那个国保队长拉我去灌食。他们把我拉到他们的定点医院。在往屋走时,我戴着工字镣铐,那个国保警察说了一句,意思说让别人都看看你。当时我想:我修大法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就是修大法!他们几个人摁着我给我从鼻子插管,我趁他们不注意一把拔了出来。没办法他们只好又把我拉回看守所。
第二天他们找来“六一零”洗脑班的一个男警和五、六个女警,围着我劝我吃饭,我不吃他们就说:你儿子都上高中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儿子怎么办?我告诉他们:“古代的仁人志士为一句真话可以掉头,岳飞忠孝不能两全……”他们无言以对又拉我去灌食。他们给我灌了三次食,第八天把我放了。
看守所警察来我家要我丈夫付灌食费用,丈夫说:“没有!”他们走了。晚上我儿子放学回来,我丈夫告诉他:“你妈绝食了。”我儿子却说:“我妈快回来了。”儿子有时间,我就给他读大法书,和他讲大法中的事。所以当他爸爸告诉他我绝食时,他才有此正念。那时他已上高中,儿子在我做证实大法的事上帮了我很多忙,他星期天休息我就让他看店,虽然他没走入修炼,但很善良。
我家人来接我,以为这八天我一点饭没吃,一滴水没喝还不得马上送医院去。一看我喝完水特别有精神,我和他们讲在看守所的经过。我丈夫告诉我,我被绑架后,他去派出所打听我的下落,派出所的警察和他说:法轮功真厉害,昨天晚上他的电话都打爆了,说都是国外打来的!
我回家后邻居来看我,丈夫告诉他们说我可有刚了。我知道他内心生出对大法的敬仰和对大法弟子的佩服。
非法定劳教两年 一年后回家了
那是二零一二年。因上次绝食出来始终不“转化”、不妥协,他们抓了我后怕我再绝食,就直接把我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劳教两年。我被单独关到一间屋里進行“转化”,不准出去,吃喝拉撒全在屋内,有个包夹看着我,帮着狱警“转化”我。每天都有狱警来找我谈话,句句都是陷阱,稍有人心就会被钻空子。包夹也向我施压,说你不转化,天天让人伺候。为了让我“转化”对我進行人格侮辱。那时没有强大的正念也很难走过来。
我刚被关时脑子一片空白,那种环境中压力非常大,师父的法一句都想不起来了。后来我想起真相光碟《风雨天地行》开篇的一段话:“真的勇者,穿越红尘的喧嚣,回归至真至善的心灵,历经世间一切苦难,而那份坚持依旧岿然不动。他是一棵参天大树,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身躯为世间所有的良知撑出一片希望的天空,当风雨过后,他向大地撒出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春天再次到来的时候生根发芽,同样长成参天大树。也许有一天,这世上的人们,无论贫穷或富有,会发现自己真正幸福的源泉──诚信,善良,和坚忍,都曾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受到过这棵参天大树的呵护。”这段话给我增加了许多正念,后来我渐渐的想起师父的很多法。
一次,教导员找我谈话,她说你的教期两年呢。我告诉她,我心里没有两年的概念。我心里想你们说的不算。在那里一个星期得写一次作业,我怎么能配合邪恶呢?我给狱警写了一份不写作业的原因,是这样写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叫传统文化,文化大革命之后叫马克思写的无神论党文化,叫斗争哲学。我给他们举了两个例子:男尊女卑,党文化是这样解释的,男人象天一样,女人受气;而传统文化是这样解释的:男尊女卑是从易经延伸而来,叫天尊地卑。男人像天一样高亢公正自强不息,讲信誉、有担当;女人要像大地一样谦卑、包容、厚德载物。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传统文化的命:砸庙、毁佛经、批孔子、破四旧。把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全部铲光。现在中国大陆学的文化就叫党文化,所以,文化大革命才出现了打老师、和父母划清界限,颠覆了人的伦理。因当时他们为了让我们放弃修炼,她们就用传统文化给我们洗脑,我这样写她们无话可说。我又把师父的《洪吟三》<喝狼药>写在里面。我告诉她们,这些不是警察的错,我要挑战的是劳教所背后的共产邪灵。我从今天开始不写作业了,我要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不为这个一百年来搞了无数次运动的恶党当替罪羊!
我给包夹看,把她吓坏了,她说你交上去肯定给你加期,她们还得对你不好,结果适得其反。那些狱警见到我无话可说,反而对我好些了。和我商量让我收回。我告诉她们放到我的档案里吧。狱警中的教导员找我谈话,一進来就说:“我代表组织找你谈话。”我和包夹都偷着乐。警官对我想的问题都了解。一次,张狱警找我谈话,她刚说一句话,我就说这不是你说的,她扭头就走,边走边说:“是,不是我说的,是邪灵说的。”她走了之后,我和包夹都偷着乐。
后来,我出现了高血压、脑梗、心脏病症状。我开始拒绝吃药,我告诉狱警:大夫告诉我终生吃药,我说我才四十五岁,又出现心脏病症状。我是因为法轮功進来的,法轮功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狱警吓一跳,她怕叫别人听见,赶忙把我叫到警务室,软硬兼施,看我无动于衷,只好让我回去。
队长一上班,知道我拒绝吃药,到我们屋开门就说了一句:“你能不能让人省省心。”此事惊动整个劳教所。所长亲自出马。早晨吃完饭队长没让我上楼,单独把我领到医务室,我看护士在兑药,那边站着一排男警,我知道他们要强制打针,我告诉他们今天谁要给我打针我就绝食。队长一看没办法,因我又出现心脏病症状,他们不敢动我,说了句:“上楼!”又把我单独关一个屋子里,不让我下去吃饭。后来我发现她们往饭里下药,我就不吃馒头和饭菜。每天血压二百。狱警的巡逻都增加次数,站在我床前看着我喘气。
天天有狱警劝我吃药,有个警官问我是不是遗书都写好了?我说,你以为我想死哪?我想好好生活。她告诉我说,担架都准备好了。
那天晚上劳教所队长找我谈话说:“你先吃两片药,所长说了过两天领你出所看病,够条件给你办所外就医。”我告诉她说:“你以为我要出去呢?我要把病拿掉,你就是带我出所看病,我也不吃药。”队长一听说:“我这不和你白谈了吗!”结果第二天他们带我出所看病,检查结果是高血压、多处脑梗、轻度心力衰竭。那个大夫告诉我说:“你得吃药。”我说我自己调理。
回来后,我知道邪恶不敢留我,我看她们忙着给我办所外手续。她们给我地“六一零”打电话说:“这个人不行了,你们快来领回去吧!”他们怕担责任,国保警察给我丈夫打电话,让我丈夫一块来领人。我丈夫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他们说:没有。在车上国保警察问我丈夫:“你家花钱了?”我丈夫说没有。
我从监区出来时,抓我那个国保凑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想回家了?”我说:“想回家是想回家,但我不着急。”那个国保气的说:“你这是瞎子掉井里没治了!”在办理出劳教所手续时,法制科的科长告诉我丈夫,说我说话有煽动性,让我三个月交一次病历,否则,再把我带回劳教所。
在回来的路上,我给他们讲真相,给国保警察讲我在劳教所如何反迫害,他们听了后说:炼就在家偷着炼,别出去发资料。他们听我说的也有道理,那个“六一零”的人说:“共产党就是这样,多了就镇压,少了就一个一个整。”
当天下午我们到当地派出所备案,管户籍的警察没在那,告诉我星期一去,他们怕我不去,告诉我必须得去,我说:“你放心,我肯定去。”
星期一早八点钟我来到派出所,还是那个警察。坐下后他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我还指着法轮功活命呢!他说:炼你就在家偷着炼,别戴着口罩到处发资料。我说谁看见我发资料了?他不吱声了,问我丈夫在哪上班,儿子在哪上学?电话号多少,问完让我过去,我说:干啥?他说:“签名、按手印。”我说:“自从抓到看守所到劳教所从来不签字、不按手印。”把他气得一下站起来了,你这是不配合呀!后来又坐下了说:“你过来。”我说:干啥?他拿了一本书说:“这是温家宝讲话,抄五十个字。”我说:“不写!”他一下站起来了说:“走,上那屋去!”到了所长屋说:“她不签字、也不按手印。”所长说:“把她弄進去,让她死里头!”我没吱声。他又说:“你是不是还想進去?”我说:“進去是不想進去了,但是,你非把我弄進去我也没办法!”他又对那个警察说:“打电话,谁给整回来的谁给弄回去!”
他们给国保打电话说我不配合,那边说:“你们自己想办法吧!”他们骗我说:“一会局长就来了。”让我上那屋。这时,所长的口气也变了,你看看你这么瘦,你要再進去不完了吗?我说:“法轮功被迫害死了那么多人,共产党历次运动杀了那么多人,他们就白死了吗?共产党不是人、不是物,它就是斗争哲学。”那个所长说:“你还知道挺多哪!”
两年的教期,在师父的呵护下,不到一年我就回来了。回家后学法、炼功。三个月后心脏病、脑梗、高血压症状全部消失。亲朋好友见证大法的超常。
谢谢师父的一路呵护!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事就是修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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