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在辽宁锦州看守所和沈阳第一监狱遭受的迫害
一、在锦州市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八日晚，在锦州公安局头目白宁、李嵋珊等人的指使策划下，锦州市古塔区公安分局和敬业派出所恶警非法将我绑架，并从我身上抢走家门的钥匙，非法闯入我家，抄家抢劫。之后他们把我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
刚到看守所，他们先把我关进过度号。刚进去，房长等人叫我蹲着跟他们说话，对我进行人身侮辱。我说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抓进来的，我没有犯法。他们不听，而且还上来一大帮人打我，把我打倒在墙角。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要维护佛法的尊严，我当时就喊：“住手！”他们就停手了。我站起来了，看着他们刚要说话，一个警察来了说不许打人，并把我叫出去了。
当天值班的警察叫王洪，他把我带到值班室，拿来一根长的胶皮棒子，话也不说，一脚就把我踹倒在地上，就打我有二十多下。我当时就喊：警察打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从值班室爬到走廊，他也跟着我打到走廊。楼上的女号都听到了我的喊声。
后来王洪把我用手铐吊在走廊的暖气管子上，我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直到晚上。期间我要上厕所都不允许，后来把我关进他管辖的号房。因为我不穿马甲，王洪就给我戴上脚镣（杀人犯有的都没有戴脚镣），并固定在床铺上。晚上我炼功，他们又给我戴上手铐。有时还把手铐和脚镣铐在一起，叫你直不起腰来。这些都是王洪指使犯人操作的。王洪迫害我的消息传到了外面，家人对看守所提出了控告，在家人、同修的营救下，律师为我维权，减轻了邪恶对我的迫害。
当时家人聘请的正义律师为我维权，看守所内的监察机构在一个多月后，四、五次找我，调查王洪打我的事实，并说是来验伤。我想我们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王洪虽然打了我，他不也是被中共邪党迷惑了吗，还是给他悔过的机会吧，所以我也没有深说这个事。虽然王洪本人不知道我的想法，但他明白的那一面应该能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吧。
在看守所里面，我给犯人讲真相、劝三退、炼功、发正念。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锦州市古塔区检察院张静、古塔法院潘莉莉等人来提审我，我都给他们讲真相。
二、被诬判四年
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上午九点多钟，锦州市古塔区法院非法对我庭审，如临大敌，我本身被强制戴着脚镣，还给我戴上手铐，戴上头套，并把我强行带上警车。在警车上，我强烈抗议，最后他们给我摘下了头套。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将天安门自焚伪案、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信息说给他们听。他们恐吓我说：在这还敢讲，这车上有录音。我没有怕心，一直在讲，我说真相谁能听到、谁能明白谁有福。
到了法院，他们又给我戴上头套。到了锦州市古塔区法院大门口，我看到了我的妻子和十岁的儿子。由于我被戴着头套，我能看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很长时间没看到家人了，那天看到他们，我能感受到他们为我担心、着急、期盼与我团圆的心情。在中国大陆做好人真难呀，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得冒着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这是什么世道？邪党人员没有让我的妻子和儿子到庭旁听。
在法庭上，正义律师为我做无罪辩护，我也为我自己做无罪辩护：构陷我的罪名不符合事实，不符合法律。法轮功教人学好，对社会、个人都有益，所以不是邪教。再有我破坏了哪部法律实施？是怎么破坏的？公诉人、法官都沉默不语。最后我陈述了我修炼的体会、感受及法轮大法在世界弘传，及给社会、国家带来的益处等等，并表示坚修大法到底。
非法庭审之后，锦州市古塔区法院非法判我四年，我提出上诉，锦州市中法的法官熊杰来到看守所问我一些个人情况后，要我在一张单上签字，说他来过了。我说不签，并对他大声说我强烈要求公开开庭。他当时吓的赶快走掉了。
在看守所的一年期间，本地法轮功学员还制作出真相小册子，揭露狱警王洪迫害我的事实。听在押的人员说，王洪他爸看到真相小册子问他，上面写的是不是你？咱不能打人家呀。这件事在看守所影响很大。
三、在监狱期间遭受的迫害
1. 入狱初期遭受的迫害
一年后我被非法关押到沈阳第一监狱。当时监狱长是王宾（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副监狱长、教育处长是刘世刚，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辽宁省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多数都被非法关押到沈阳第一监狱和沈阳女子监狱，其它市的监狱一般都不收法轮功了。
当天恶警就把我关到禁闭室。禁闭室阴森寒冷，有十平米左右。铁门边有一个很低的水龙头，和一个便池。铁门离地面有十公分高的空，是往里送饭的地方。门上有一个小窗户，是观察屋里动静用的。四面是墙，北墙距离天棚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小窗户，小窗户还关不严，当时正是寒冬季节，北风呼呼响。晚上睡觉经常把人冻醒。监狱把看管犯人的犯人叫“杂役”。他们经常在小窗户监视我。
后来知道，这个监区叫高戒备监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个监区。高戒备监区起初是专门为迫害法轮功新建的一个独立监区，后来普通犯人也往里送。“高戒备”顾名思义就是高级别戒备状态，重中之重，监狱中的监狱，对外称十九监区。其中包括新收、集训队、中长期，都由杂役看管。
“新收”是指对新来的服刑人员进行所谓“培训”，强制背监规、军训、学唱监狱歌曲。八人一个房间，上下铺，中间是桌椅一体的快餐桌，每天坐在椅子上，面向窗户坐齐。
集训队是各监区犯人又犯法了或违反监狱规定或为自己维权的，都押送到集训队。送进来的人基本上少则呆半个月，多的有呆两年多的，期间都不给减刑。集训队住的是大板铺，两边一边一趟。每天背监规，不许说话，不许出屋，大小便都在屋内。两个铺能住满二十四人。人多住不下时就侧着睡觉，人再多时，新来的就在地上睡觉。盖的、铺的被褥特别脏，都有臭味。到集训队前一个月必须喝一个月的粥，差一天都不行。什么是喝粥：早上是一小盆大米稀粥，有时都能数出粥里的饭粒。粥里有三、五块咸萝卜；中午、晚上都是苞米面粥。其做法象是苞米面用开水冲完一搅和。有时苞米面与水分层，根本不能吃。也是只有三、五块咸菜。根本吃不饱。谁的小盆里要是多了两块咸菜，都高兴得不得了。周日是两餐，九点钟大米粥，十六点大米饭和菜一小盆。犯人吃不饱，往上反映，也不给解决。一次有一个低血糖的犯人都给饿昏了。只有一个月以后，才能正常吃监狱给的极差的伙食。
中长期是在集训队呆一两年的，各个监区都不想要的服刑人员，都押到中长期，在中长期一般都得呆上半年或三两年。
高戒备监区长即监区承包人叫宋常德，狱警大队长是金旭（此人极其邪恶，打起人来从不手软）；大队长是徐博文（因转化大法弟子有功，从干事提升到大队长）。徐博文把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各种教材都背下来，专门用来强制转化大法弟子。据称他还在某省邪党电视台举办的知识竞赛答辩中得过冠军。
很多狱警在监狱内狠毒的迫害大法弟子；同时，在监狱外欺骗大法弟子家属，利用家属惦记、牵挂、怕家人受苦等心态，欺骗、敲诈、勒索大法弟子家属钱财。但他们把钱拿到手后，根本不给人办事，邪恶至极。对普通犯人的家属，他们更是贪得无厌。据一家属说狱警金旭由于经常勒索犯人已遭恶报，殃及家人，他两岁的孩子得病住医院，花掉家里的所有积蓄后，孩子死亡。
狱警徐博文负责对我所谓“转化”，白天八点上班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进行说教，直到晚上十点睡觉，有时到凌晨一点多。开始时我还解释、纠正他的诽谤、污蔑之词，与他澄清事实真相，可是他不允许我说出事实，叫我听他说，按他说的去“分析”、去“思考”（拿出谎言说一万遍就是真理的那一套把戏），有时还举一些例子来比喻，都是张冠李戴、偷换概念、驴唇不对马嘴之词。后来，他自己说了半天，看我不吱声，他又不干了，非得要我说话。我说咱俩对这个事的认识、观念、看法都不一样，我说的你否定，你说的我不认可，咱俩还是别说了。他不干，不死心，叫我看诽谤大法的书、看电视，我都不看。中共邪党人员搞的思想转化也是经过精心策划、长期实施的，有一整套教材，有一整套方式方法，包括党文化思维逻辑，心理学等。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真的是下了功夫的。
这样的大约持续了三个月，三个月后叫我出了禁闭室。转到了新收。到新收后，教新犯人学唱犯人歌曲。把我也叫去唱，我不唱，杂役赵坐庆就打我，我找值班队长。他后来就不打我了。在新收呆了三个月后，又转到中长期。
2. 在四监区遭受的迫害
在中长期关押我半年后，即二零一五年底被分到第四监区。当时有十来个坚定的大法弟子被分配到各个监区进行所谓的再转化。当时四监区的监区长是孔庆华；教导员是满洪利；狱警大队长是聂宏生（主管迫害法轮功）；生产大队长是张林；三分队长是金和伟（配合主管迫害法轮功）。
我们被分下去不久，监狱就统一对我们开始进行了所谓的转化行动。我被四监区狱警大队长聂宏生关押在一个小黑屋里，窗户用大块黑布挡上，一个小桌上放着一个电脑，前边放着一把椅子，把我扣在椅子上，开始播放污蔑大法的视频，同时也开始了对我“熬鹰”。警察、犯人轮番的换班，二十四小时看着我，不许我闭眼，上厕所时打开一侧手铐，吃饭时也是只打开一侧手铐，就在椅子上吃。他们不让你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有时警察故意出去，叫犯人打我，一个人从后面用胳膊勒住我的脖子，另一个人用拳头搓我的肋骨。我就喊打人啦。警察进来不说打我的犯人，反而用电棍电我，还问我喊什么。有一次监区来了很多警察，有一个警察劝了我很长时间，一看也劝不动我，他们就都走了。
过后我动了恻隐之心，心想到年底了，谁家没有事呀，他们都回不了家，不忍心。这时，聂宏生来找我说：这事也不是我们的本意，是监狱下的任务，我们也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交差，你就说“通过干部教育，远离法轮功”就行。这样你不用写“五书”了，我们也能糊弄交差了，这个事就算完了。当时我违心地说了这句话，他们让我写下来，我也写了。他们给我照了像，他们说内容少不行，还得从写。我一看他们说谎，自己被骗了，马上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因为真正对一个生命负责，就得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善，得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做好人的标准，而我怜悯他们，就是纵容他们对好人犯罪、对佛法犯罪，是在害他们，表面好象是在为他人着想，实质上是在毁众生。我对他们说：说那重写的话，把我写的先给我看看（我想到手后就撕掉）。他们不给，说写完了换。我说我不写了，你们说谎，你们骗人。他们又找来没露过面的警察，说是教育处的，说我写的不合格，在我面前摆弄电棍，叭叭的响，冒着刺眼的蓝光。我说我不写了，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我已经走错一步了，不能再错上加错了，就算是死了，也不能再错了，再做出对不起师父的事来，也不能再毁了这些狱警。当我把心一横，人也精神起来了，也不困了。他们这次对我的迫害也暂时停止了。
监区里每个月允许在押人员购买一次食品，后来就不让我买了，他们以这种形式迫害我。我就找分队长金和伟，他说他给我问问，后来他说他管不了这事。我就找大队长聂宏生，他说你得重写“五书”，否则不许订货。监区长孔庆华调走后，由张林接任。我去找他，他说你写了“五书”不就完了吗。我找教导员满洪利（主管干部），他说我不知道这事，我给你问问，后来说你找聂大队长。他们互相推诿。
3. 写出严正声明
监区每个月都得签考核（犯人减刑用的）。头一个月管事的犯人拿来叫我签字，我签了。过后我想，不对劲，我怎么签字了呢，这不配合邪恶了吗？下个月我就不签了，聂大队长找我问为什么不签字。我说我不是犯人，我没犯法。他说你在监狱还不是犯人？在监狱就得遵守监狱的规定，必须得签字。我说我不承认我是犯人，是他们非法把我绑架来的，我不签字。他就拿来手铐把我铐上，并把我送到高戒备监区关押一个月，喝了一个月的粥。
一个月后把我带回监区。不久，妻子带着十岁的儿子凌晨三点起床赶火车，那天天还下了雪，到沈阳后再转公交车到监狱来看我，由于我不配合狱警，他们不叫接见。妻子带着孩子去找监狱领导，他们推这推那，她娘俩找这找那，连冻带饿找了一上午也没叫接见。孩子饿了，就啃个冻的梆硬的面包充饥，连口热水喝都没有，只有带冰碴的矿泉水。妻子着急上火，也吃不下。给她娘俩冻的直打冷战。那天孩子的脚都冻肿了。
一次监狱要对所有的人进行照相、验血，我不配合他们，不验。狱警大队长郭亮（接任聂宏生，聂已调走）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这是监狱上边的命令，必须人人都得验。我就对他们讲邪党在迫害大法弟子，在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贩卖。他们说没有的事，不可能。他们很心虚，他们不叫我说话。他们又把我押送到集训队严管起来，又让我喝了一个月的粥。
后来我认识到当初写所谓“保证”的严肃性。摔了一个大跟头，哪摔的得从哪爬起来。于是我写了一份严正声明：“在监狱转化我时所说的、所写的远离大法的说法全部作废。并坚修大法到底。”我把声明交到分队长金和伟手里，他见到后非常生气，说你把这个交给我，我就得往上报，你还是拿回去吧，我说我给你们就是表明我的态度的，拿回去还写它干什么。他看我的态度很坚定，就填了一张集训票子，经过张林签字，到狱里再签字回来，又把我非法押到集训队，又喝了一个月的粥。一个月后回监区。
4. 善良的犯人
每次从集训队回来，都有一些服刑人员给我拿来他们每个月花五百元钱买回来的他们省着吃的食物给我吃，有时还得背着不明真相的犯人。有给水果的、有给饮料的、有给鸡蛋的、有给大盐水肠的、有给猪头肉的、有给一只鸭子的。你不要都不行，说你瞧不起他。在怎么对待大法弟子的问题上，这些在押的服刑人员们，他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这么邪恶的条件下，做出这么善良的事情来，这是他们在大法面前摆放了自己的位置。这与邪党领导下的黑监狱及狱警们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服刑人员们大多数是经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后“三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他们“三退”的行为全是真心的，不图回报的，完全是人那种善良本性的真实的展现。所以我心里流泪了。为他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流出了欣慰的眼泪。（过后我也都还给他们别的食物）在这里我也借此谢谢在监狱里曾经关心过我的那些人。
5. 正念反迫害
还有一次，监区要在出、收工前叫所有的犯人都蹲下，报数后再站起来。表面上看是要所有人员都这样做，实质是冲着我们大法弟子来的。这时犯人们也很反感，但不敢吱声。第二天我找狱警大队长说我不报数啦，这是对人的侮辱。并且我是好人，也不是犯人。他说以后都得这样做，得遵守监狱的规定，你得配合我的工作。他还说那你就站在病人队里先报数，你第三个报数。我说我第一个报（当时我心里想第一个报能混过去不用蹲下了，还是在配合他们），他也看出这一点，说不行，你第三个报。我说那就第二个报，他说行。我回去后想这不还是配合他们了吗？不能配合他们。我与一同修说了此事，他也说不配合他们。当晚收工时我们俩都没有蹲下。当晚值班的是指导员满洪利，他还是替郭亮的班。他叫我们俩蹲下，我们不蹲，他就走到我跟前，说了一大堆好话，说了有十来分钟，最后有点求的口气，并说你得给我一个面子，这一百四、五十号人都在这蹲着等着，你说咋办。我说今天给你面子，那明天呢？他说明天我不管，每天不是我班。其他犯人也说，行了，满教（犯人对狱警的简称）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就蹲下吧。我想他把话已经说到头了，平时对大法弟子的态度还算可以，还是监区领导，那么大岁数都快退休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不能太对立了。而且犯人可能也不理解，会认为你们法轮功太不近人情了，会造成负面反应。所以我说那今天就蹲下吧。他看我蹲下又到那名大法弟子面前，叫他也蹲下，他不蹲并走到队伍外（他可能误解我啦，说不蹲，你还蹲下了）。满洪利当时就把同修押到集训队去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就做好了上集训队的准备，多穿点衣服（集训队阴冷，夏天穿棉衣都不会出汗）。出工后我找满洪利说明昨晚事情的因由，并希望他不要对大法弟子产生误会。他说我也不赞成这个做法，但规定以后都要这样做。我说我来找你还有一个事，就是你能不能把某某某（那位同修的名字）早一点接回来。因为你有这个权利，他还是你亲手送进去的。他说这个我一人说了不算。我知道他在推脱。不管怎么样，我们谈话的气氛很好，借机我就劝他“三退”，说还有一事，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跟你说，就是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事，你的退出，将来能保命，起个化名，在心里退就行。他马上说你别在这跟我说这个事，别谁都跟说。你先回去干活吧，他笑着把我送出他的办公室。
警察上班后，郭亮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了昨晚的事，并说昨晚满教替他值班，还出了这事（他们都不愿意在自己值班时有事）。他说今天是他值班，我必须得蹲下报数。我说我不会的，我还是那句话，我没犯法，我不是犯人。他说这个你得想好了、想清楚了，这可是监狱，你以为是你家呀，你想怎么的就怎么的？我再给你一上午的时间去想，下午我再找你。我说我已经想好了，不用想了。他说你回去想吧。下午他也没找我，到晚上收工时，都站好队了他说，蹲下报数这个事，有人反对，昨晚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所以这个就取消了，出、收工还和以前一样。这个事就过去了。
这事监区内犯人也都背后议论，有的走到我身边小声的说，你们（法轮功）了不起，你们胜利了，他们失败了，我们也不用蹲着了。
在中共的监狱里，监狱警察从来就没有把那里的犯人当作人来对待过，犯人都是他们奴役的对象。犯人没有说话的权利，更谈不上跟警察提什么条件了，他们怎么说，犯人就得怎么做，不管对错，只有服从。否则轻则打骂，重则关严管队，不给减刑。所以犯人都不敢吱声。而这次监区做出的无理决定，在大法弟子正面抵制的情况下，改过来了。
以上是我对自己遭受迫害的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九年了，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血腥迫害，可是我们依然心怀慈悲，平和的向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这是大法弟子舍身救世的壮举。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尽快认清邪党本性，不与邪恶为伍，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退出邪党，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