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市教师盛奕遭受的冤狱折磨

我修炼法轮功前患有遗传性心脏病，严重的扁桃体炎经常影响教学工作，关节经常脱臼、错位，晚上睡觉翻身，不小心下巴就掉。

当我在一九九五年得到《转法轮》这本书时，觉得这书太好了，我如饥似渴的反复通读着，渐渐的我明白了我得到了从古到今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佛法；我明白了人生存在的真实意义；我也明白了怎样努力去做一个更好的人。在这不知不觉中，所有疾病全无。

我从此开始按照《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法理去要求自己。办公室的卫生别人没时间打扫，几乎变成了是我一人的工作。

那时初中考试模拟题很多，我们给学生订的复习题教师都有回扣，我一分不留都交给学校，这是从未有过的先例，领导即惊叹又佩服。同时也吸引了十多名教职员工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中来。不久都达到了身体健康。

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工作任劳任怨，工作成绩也在上升。

九八年我们初三组就有五名教师修炼法轮功，我们不计报酬，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这年中考成绩达到了建校以来最高水平，得到校长由衷的赞扬。

就是这样一群一心向善、一心为别人着想、不断提升自我道德的人群竟然已被迫害了十九年之多了。在这十九年中，我只是为了说真话而被两次劳教、一次判刑、被开除公职、失去生活来源。

酷刑演示：背铐

二零零零年七月，一位约我去上访的同修被绑架牵连了我，铁锋区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陈姓和孙姓的警察，为了让我说出其他同修，他们给我上背铐，然后反复向上拎铐子，两臂和肩膀撕心裂肺般疼痛。他们两个人累得直喘粗气，就换个招儿，捏紧鼻子往我嘴里一盆一盆的灌凉水，直到我全身湿透。

然后把我绑架到刑警队铐在铁椅子上使劲抻，参与的有刑警队李姓警察，他说他叫李鬼。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绑架到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一年，不转化加期三个月至二零零一年十月结束。

二零零二年四月，中共在全国大面积迫害法轮功期间，我被北局宅派出所绑架，抢走了我私人书籍和真相资料及物品。

二零零二年五月，我被绑架到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三年。

双合劳教所对我在生活上迫害：在齐齐哈尔劳教所住鸡舍，被罚蹲小号，吃喝拉撒不准出屋，吃发霉的馒头、喝上面飘着虫子，中间有数的几片青菜，下面沉着泥沙的汤。冬天把最冷的小号调给我、沈子力、齐大伟、杨淑兰住，让有性病的刑事犯（张蕾）和我们同吃同住同用一个便桶，警察却吓得每天用消毒水擦她们需要用手摸的地方，大队长王岩还不怀好意的笑着说给你们找了个最像样的包夹。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劳教所不顾死活、野蛮灌食：一次灌食时，管子从我鼻子插到喉咙就再插不进去，队长王玉晶指使陈大夫硬灌，结果一下子呛入肺子，灌的食物喷射出去，同时带有很浓的药味，王玉晶还嘲笑我真会玩。然后我开始发高烧，剧烈咳嗽出的都是食物，陈大夫怕我死在她班上，整天整夜给我铐着点滴，后来咳嗽持续了三个多月。

酷刑演示：半蹲反铐背挂（就是站不起来也蹲不下）

酷刑转化：二零零四年二、三月期间，黑龙江省在双合劳教所搞所谓“破冰”，强制转化，我们整天整夜被背铐在不到一米高的地方，蹲不下又站不起来，不妥协不打开，造成高淑英等腰部严重受损、双腿行走困难，王国芳被迫害致死。

迫害我的亲人：劳教所警察挑拨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与亲人、丈夫的关系，甚至公开说不转化离婚算了。二零零四年“破冰”迫害时，丈夫听说我们遭受酷刑折磨，去劳教所抗议，回家后却被绑架，强迫写保证，后被单位保出去。

二零一零年六月我用手机给公安派出所讲真相，被铁锋区610和通东路派出所绑架。在铁锋区公安局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两个不敢报姓名的警察给我双手缠上电线过电，反复过电大约有两、三个小时，那种痛苦我觉得好像五脏六腑都飞出体外，只剩皮和心脏抽搐在一起。

家里的所有纸张、真相币被抢劫；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台式电脑（常人用）被抢走。亲戚放我家的保险柜被砸。电冰箱电源被拔导致生蛆爬入房间。

家人给我请了律师，铁锋区法院开庭竟说律师不在、出门了，冤判我四年。

二零一一年三月我被绑架到黑龙江女子监狱。

中共体罚示意图：长时间罚坐

在女子监狱我被强迫坐最小的小凳，专人看着一动不让动，直到臀部溃烂，然后假惺惺的关心你“别遭罪了，签个字吧。”

我抗议这种迫害，不坐小凳，孙云（暴力犯）、浦淑兰（贪污犯）等五、六个刑事犯一拥而上，把我五花大绑，我还没喊出声，浦淑兰抓起一块擦地抹布堵在我嘴上。

强制洗脑：不停的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我闭上眼睛，孙云、浦淑兰等使劲踢我腿，打我脑袋，孙云还扒开我眼皮用胶带粘上，然后取笑。

不让睡觉，把表都藏起来，走廊十二点换班，换班后也不让睡，说没到点，包夹轮班睡觉，我困得闭眼睛，恶人就使劲踹我，我被折磨的血压升高。

在两个月的残酷迫害中，我血压高达二百多，双腿严重浮肿，记忆力严重减退，三、四个月前还在一起的同修再见面时，我问一同来见面的人：“这是谁呀？”我竟然不认识她了。这时我才发现好多人和事都想不起来了。

我在第一次被绑架劳教期间，企业中学归属市直，教育局不给我分配。我从劳教所出来给我安排到新城小学收发室，不让上课。并安排人监视我。我请个事假，学校马上汇报610，我的工资被剥夺，只发给一部份。

最后一次我被绑架冤判，被教育局开除，从此失去经济来源。

二零一四年我从监狱出来，社区人员说不写保证不给低保。没有人关心你如何生存，只有“敏感日”到处找你，为的是别影响到有的人的利益。

这十九年，从学校、街道邻居、到劳教所及监狱，所到之处都不乏听到对法轮功学员的称赞：他们都是好人！就是这群好人还在被迫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