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管凤兰遭六年冤狱迫害
下面是管凤兰自述她的经历：
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喜得大法的，得法前我在常人中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但在单位同事和外人面前，我还能正常交往。可是在家我心胸狭窄，遇事钻牛角尖，得理不饶人的人，经常是无理取闹，把家理搞的天昏地暗，丈夫不跟我打，把门关起来让着我，我都得拿刀砍门，非得把气撒出来不可。在邪党文化的熏陶下，我简直就是一个疯女人，搅的左右邻居都不得安宁，最后使自己的家庭破裂，丈夫和我离了婚。
一九九九年江氏集团发动这场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使我这个按照真、善、忍修炼的好人，遭到了严酷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大庆乘心派出所所长严会民、民警张军、还有一警察闯入家中，当时家中有八位同修和我都被绑架。所长严会民怕我们跳楼逃走，他把我家的凳子掰坏，并举起凳子腿威胁我们说：“你们谁敢跳。”然后拿起电水壶的电源线把法轮功学员肖爱玲捆上。
在派出所一个凶神恶煞的高个子警察，还有一个也是大个子的警察，这两个人是刑警队的，满身酒气，横眉立目的对我说：“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今天你这张嘴必须得撬开。”由于怕心，在他们的淫威恐吓下，出卖了同修（我的妹夫），我一直在痛苦的自责中不能自拔，无法原谅自己，在看守所每一天都在痛苦的悔恨中度过。一起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看我那样，也关心我、安慰我说：“师父说做错了不能趴着。”
我被非法判刑六年，二零零二年七月被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在集训队，我被带到一屋，有一名警察，还有两个邪悟者，问我是不是有漏才被抓的。我答：“是有漏。”她们还问，我突然感觉我不应该和她们说。后来她们说什么我也不吱声，那个警察说：“是个哑巴，给她送回去。”后来我从集训队被送到七监区进行迫害。
在黑女监那个极度恐怖的气氛中，每天都度日如年，家人来看望，我得背报告词，不背就见不到家人。往衣服上按戳，碗口大的“囚”字或“犯”字来侮辱你，参加犯人的点名。过几天就让填一次犯人填的表格（我不承认是犯人，拒填），让带犯人的名签（名签上有姓名、罪名、几年刑期），出工干奴役。
零三年春，我和同修拒绝干奴役，七监区大队长康亚玲、崔艳、吴雪松强迫我们坐小凳，名曰：码凳。从早晨五点多犯人出工到晚上大约八、九点钟犯人收工。黑女监政委褚淑华经常带领防暴队十余人头戴钢盔，手持警棍，威胁恐吓我们出工。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走廊被强制“码小凳”。犯人们都出工干活，看我们不干活妒忌骂声不断。
零三年十月十六日晚，点名时，我们不报数、不蹲、不戴犯人带的名签。我和三十多名同修集体被罚站到半夜十二点，几天后被罚站到十点。
后来他们看我们还坚持不出工干活、不带名签，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末，狱侦科科长肖林伙同大队长康亚珍、崔艳、警察吴雪松、姜微、林佳，强行把我们拉到室外挨冻。还有她们挑选出的非常恶毒的犯人崔雪、赵月琴连拉带拽把我们拉到室外跑步。肖林看我和同修不配合，都不跑，就把我们拉到男犯大墙下罚站，强行把我们的棉衣、帽子、手套拽下。从早八点警察上班开始，站到下午四点半警察下班。把中午饭挑到大墙下，我们都没吃。警察林佳指使犯人岳革、张宇、张璇等看着我们，不让闭眼睛。北方寒冷的冬天，我们在阴冷的大墙下，衣服单薄，冻得全身不由自主的抽搐，哆嗦，晚上回来全身的筋、骨头、肉连皮都疼的不行。带队的犯人滕艳平还经常对我们谩骂、侮辱。
 中共酷刑：冷冻 |
我们被冻了七天，当时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我和李冬雪、王桦、王法娟、王玉贤、王淑霞、徐小微、王桂丽、潘庆丽、刘亚芹、郑金波、沈景娥、陈云霞、缪晓露、陈伟君、郑宏立、李景伟、王淑芳、王金月等。参与迫害的警察有肖林、康亚珍、崔艳、吴雪松、林佳、姜微，犯人有岳革、张宇、崔雪、付秀玲、张璇、杨淑华、赵月芹。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四日，康亚珍在车间问我戴不戴名签，我说：不戴。康亚珍、崔艳指使犯人李立、石朝波把我和同修李冬雪、缪晓露用绳子五花大绑的捆起来，然后把我们送监舍，在监舍的水房子里捆着二十四小时罚站。在那个邪恶的黑窝里，我和同修只能用绝食来抵制对我们的迫害，我们不只是承受着身体上的迫害，还有对我们精神上的迫害，人格的侮辱，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真正的感受到心灵深处的痛伤。
 酷刑演示：全身捆绑 |
我们被绑在监舍的水房子里，被绑的有王法娟、陈伟君、陈艳梅、陈云霞、孙桂芝、王淑霞、郑金波、沈景娥、武立君、郑宏丽等。我和李冬雪、缪晓露、王法娟、陈艳梅、陈伟君、陈云霞在水房子戴背铐罚站，二十四小时罚站。我们还绝食，站到第四天晚上，我们困极了，就倒在潮湿的地上睡。有两同修被迫害的昏了过去，犯人王宪立、徐桂兰把她俩拖到便衣库，醒后又拖回水房子。徐桂兰在我们睡觉时故意洗澡，我们的棉裤都湿透了。在寒冷的冬天里，衣服都是用自己的身体褟干的。
 酷刑演示：背铐 |
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我和张艳华、史凤丽因为拒绝穿囚服、点名，七监区恶警大队长康亚珍、崔艳和干事林佳、吴雪松指使犯人刘艳平用手铐把我们的双手铐在水房一点四米左右的水管子上，只能保持站立的姿势，到晚上不许睡觉，不许转换姿势。后半夜，我突然胃疼，出现痉挛的状态，全身疼痛，可是狱警派来看我的犯人却不给开铐，还说不答应条件，就是不允许回去睡觉。
二零零五年八月四日，我们被骗去一个大厅，说是看文艺节目，被各监区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去了，还去了一些身强力壮的犯人，当我们听到是一个叫陈斌的做邪悟报告时，同修们大喊：“法轮大法好！ 真、 善 、 忍好！”我和同修也跟着大喊起来，让邪悟者闭嘴，不许诽谤师父等。几乎全体法轮功学员都动起来了，那些狱警、犯人们都不知所措，场面一片混乱，我们不停的喊着：“法轮大法好！”
回来后，犯人们赞扬说：“今天这场面，太让我们振奋了，太出乎我们意料了，太让我们佩服了，那么大的场面，我们犯人谁敢哪！
我们经常被强行的抽血、打防疫、照相，每次都乱成一片，四五个犯人甚至更多，围攻一个法轮功学员。我们强烈反抗，那场面无法形容。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黑女监又全面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各监区统一搜号，搜经文。每天早五点至晚八点，强制一动不动码小凳，不许闭上眼睛，不许靠床，坐势正直，离床一尺半，面对监控器。每天早饭后，包夹犯人给我们念诽谤大法的邪书。特别是上厕所，必须得找看我们的包夹跟着，包夹不跟着，监室外的值道的犯人，（犯人值班的）不让出监室的门，扣包夹的分。
那时的七监监区已改成四监区，康亚珍被调走，新来的大队长董丽华非常邪恶，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因她有序的规范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得到监狱表扬，并得了奖金。董是主抓改造的，在监区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管，她为了个人利益维持这种迫害。那时近三十名法轮功学员，每人两个包夹。犯人为不干奴役当包夹，就得给董丽华点钱，明码规定想得到这个位置三百元。
二零零七年五月，狱警又把我送到转化监区（十一监区）加剧迫害，由五个包夹二十四小时监控迫害，还天天由已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轮番转化我，她们七嘴八舌的胡乱讲，用话激我和她们说话，好抓住我的某句话，她们就轮番轰炸，打乱你的思维，乱你的正念。我不为所动，不管她们说什么，你修的好啊，修的不好啊，你学啥了，啥也不知道，你啥也不是啊，她们怎么讽刺挖苦我，我就是不吱声。当时心里想师父在《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里讲的：“往哪转哪？大家在做好人，在做世界上最好的人，超越常人的好人”。她们没有办法就都走了。
第二天，我妈和我姐来看我，问我便血好没好，我说：“没好，这地方天天逼我转化，能好吗？”之后，我妈和我姐找了监狱六一零办公室的郑杰。（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紧接着十一监区的大队长来找我，问我还便血吗？我答：“便血。”后来她们不再逼我转化。在十一监区被迫害二十一天，她们给我又调到四队一楼。
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我们经历的不只是肉体上的折磨，还有精神上的折磨，有形和无形的邪恶氛围，压抑的让人透不过气来。每天每时每分都在迫害中，时时事事都强迫你承认自己是“犯人”，往衣服上按“犯”字，强迫穿囚服。二零零五年，才可以接见家属，不说“报告词”，不让见。恶警恶犯还强行搜身，搜查私人物品、打防疫针、照相、抽血（不抽犯人的，专门抽法轮功学员的血），强迫买白单、买泡沫垫子，不买家人来存钱直接扣掉。
二零零七年八月四日我离开了黑窝，回到家中，听家人说妹夫还未回来，当年被绑架时，曾绝食抵制迫害，承受了很多迫害，我自责的不行，难以启齿的罪恶感如影随形的伴着我。
一时的恐惧、怕心没承受住，并没有减轻了对我的迫害，不但让同修遭受了迫害，而且自己也一直承受承担着精神上更大的折磨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