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
——记在上合青岛峰会的日子里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势变化，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为此，五月十二日，我曾给市站内信箱发了以下帖子，谈了我的认识，我总的感觉是：我市大法弟子在历经多年的魔难后，从整体上来讲是更加成熟了、理性了，正念更强了；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迷惘、极端的认识了。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再经历一次考验呢？我的理悟是：这是师尊利用邪恶的安排再给我们一次弥补以往不足，让落下的弟子能够赶上来；让精進的弟子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因此我很认同同修帖子中所说的这是全市同修应该好好珍惜并利用提高的机会。有这样强的正念，邪恶还敢迫害吗！
可是随着“疯会”的临近，恶人又指使当地原有的迫害体系，安排各基层组织人员对本辖区的修炼人展开了多次的“敲门行动”。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八日这十三天内，我就连续遭遇了中共人员五次入户巡视。对此我遵循了师尊的教诲：“巨变中讲真相已经成了救度众生与世人的主要办法”[1]“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1]在加强发正念铲除外层邪恶的操控因素外，将其视为又一次讲真相挽救他们的好机会。
第一次是由户籍警带着新上任的居委会主任及另两名未曾见过的年轻警察与办事处的人来了。一進门户籍警就问我还炼吗？我说：“你是明知故问，不炼哪能活到今天？！”接着我让他们進入内室坐下，随即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我二十四年前刚满五十周岁病退时照的，由于长期供血不足，脸色苍白，不但形象消瘦，且显憔悴疲惫之态。另一张是换二代身份证时的照片（距今也已十年左右），脸色红润圆满，一付健康之态。让初次见面的每个人都看一下，并问他们：“哪张像我现在？”那位年轻的警察及居委会主任都肯定的说是后一张。依照常人的观点，从五十往上的人就進入了快速衰老的阶段，而这二十多年后的我，不但一扫五十岁时的病态，反而显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了。这巨大的反差带来的震慑力，一下就颠覆了他们進门前对我的各种不好的想法及观念，自然也就失去了那份邪劲。只有那个办事处的人说是前一张。可能是他一進门就看到我室内公开摆着的师尊法像，法轮图形，真善忍及师恩浩荡的匾额，还有我正在看的大法书籍及印有真善忍好的大法书笺等，就不好受了。随即，他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问我对共产党怎么看？我回答说：“对我这样一个五十岁就病退等死的人来说，活命要紧，还管什么意识形态，这么多年，我都顶着那么大的压力走过来了，更何况现在现政府一再强调要依法治国，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难道我不应该感谢我师父吗？！况且他教我们按真善忍做事做人，何错之有？”此时户籍警见气氛不对了，就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好，就在家炼就行了。”接着就带他们走了。
四天后，由居委会主任领着另两名新警察及办事处主任再次来到我家，我说：“见面就是缘，我要不炼法轮功，你们还不会来呢。”让他们入室就座后，我又拿出那两张照片请他们各自看。我说：“你们看了这两张照片后，就能理解我这倔老头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对法轮功不离不弃了。几天前，你们不是刚来过，看来还是对我们这些炼功人不放心。按真善忍做人的好人怎么能去危害社会呢！”我还打趣的说：“X主任，你这新官上任这半个多月来，跑的路比过去几个月甚至一年都要多。”她回答说：“可不是呢！还要来的。”她还说：“就你身体变化大。”随后新来的办事处主任问我：“你是党员吗？”我回答说：“就是由于我坚持炼法轮功，在零六年时被开除了。”总之气氛比上次轻松了。
经过几轮的“敲门行动”后，邪党的有关部门对我市的大法弟子确定了多种不同的监控方式，有跟踪盯梢的，有逼写保证书的，有限制外出的，也有限令在“疯会”期间必须离开市区的等等。三天后，由居委会主任带着办事处领导及户籍警等五人，第三次登门，说是在“疯会”期间，由于我地处所谓的核心安全区（距会议地点二公里之内）被定为必须去外地由他们选定的地点居住的这一类，还美其名曰“旅游”。对此，我说：“冤有头，债有主，取缔法轮功是江泽民的决定。我认为好，就在家炼，这也是你们一直默认的做法，这么多年我也从未给你们添过乱。”这些基层办事人员一再向我解释这不是他们要这样，而是上面就要这么做，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段真把我们都累坏了，你就不要让我们为难了。总之在几次的入户巡视中，除初次见面时的严肃到后来的轻松氛围，早已不见当初的那种蛮不讲理的气势了。
事已至此，我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的底线是只要不限制我学法炼功，其它事都好商量，否则我不去。”他们不敢直接答复我。出门时办事处主任有意后走，见其他人都下楼梯了，他才问我：“你见过师父吗？”我说：“未曾当面见过。”后经请示主任亲自打电话告诉我可在房间内進行。因此才确定了我七号去胶南，食宿免费，到时由办事处安排接送。
可是到七号上午十时许，由办事处负责这次行动的书记与主任一道亲自登门道歉，说不需要我去了。我就说：“一开始我就对你们说过，按真善忍做的炼功人怎么能成为不稳定的因素呢？不去就对了。”当时我以为是整个“旅游”项目取消了，不只是我个人不去，当晚才知道还是去了一部份。为了能更多的接近他们，第二天上午我特地去了居委会，办事员问我有什么事，我就说来找你们领导。她就喊：“X书记，有位大爷来找您。”顺她喊的方向一看，书记与主任就在一旁。于是我转向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很忙，不想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只需一分钟，特地当面来向你们表示感谢，不让我去胶南这是你们对我的信任与照顾。”我这一说，书记当众说我素质高，主任说我最配合他们，并说事情过后，还要请我吃饭呢。如此看来实现了我期待的效果。至于他们又为什么决定不让我去的真实原因，目前尚不得而知，也许是我坚持要学法炼功所致。
可是事情至此尚未了结。八号下午二时许，第三次登门的原班人员第五次登门，由户籍警宣布：“按上级规定要求，你不离家就要安排外人来家陪住，考虑那样对你也有诸多不便，你九号、十号这两天白天就不要出门了，但需每一小时与我联系一次。”我说：“这两天我可以尽量不出门，但我每天下午四、五点钟要出去买菜；而我一看书就是几个小时，按时与你联系我做不到，要不怕麻烦，你就按时给我打电话吧。”最后就这样约定了。其执行的结果是：九号这一天，上、下午只各来了一次电话；而十号仅有一次。我说你失约了。他在电话那头说：“大哥，我太相信你了，根本就想不起来给你打电话。”我回答说：“那就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可我心里在想，这可是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称呼我为大哥了。
对于基层警察对我的这种最终处理方式，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大大出乎我的亲朋们的意料，更令那些至今仍对大法修炼人存有偏见的世人无法理解了。这一切不是我个人的什么能力所致，只是我一直遵循师尊的教导：大法修炼人只有救人的责任；而要想挽救处于末劫时期其道德底线已很低的世人，尤其是长期受邪党欺骗毒害的大陆人，只有坚持不断向他们讲清有关真相才行。这次我只是借助了大法的威力，较为理智、智慧的去做了。而倘若没有我过去一直坚持利用各种机会向他们讲真相的基础，也是不会出现以上结果的。
现在回顾九九年邪恶迫害开始之际，每个大法弟子都面临着坚守信仰还是放弃的选择。前五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尤其文革十年，使我认识到邪党的无耻、残暴，坚守将意味着什么！但我仍然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坚守信仰。可是又如何去面对即将来到的现实呢？由于我妻子是一名辅导员，而我不仅是一名知识分子，又曾是一名邪党成员，还当过基层企业的领导。这一下，我自然就成了不仅是我所在基层的重点，还成了市南区的重点了。那时由于还不知道讲真相的法理，对此我陷入了沉思。
此时我前半生的人生阅历启示了我：大多数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只有在无知的情况下才会去做错事；人际相处也只有有了相互了解，才可能有后续的理解、谅解与包容。因此从九九年邪恶迫害开始，这二十多年来，我从未将这些基层警察看成是有意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他们只是在无知中执行公务。只要使他们了解了法轮功的基本情况，以及这些炼功人的基本追求，就可破除邪党的谎言欺骗，他们就不会盲目追随邪党作恶了。因此我就确定了以礼相待，以理服人的思路。对来家里搜书、骚扰的社区人员或基层警察，我都平和的跟他们讲真相、说道理，解答他们对大法的疑惑。
就这样二十多年来我与他们之间保持相安无事。其间唯一的意外出在零六年，派出所负责刑侦案件的警察告诉我，你江苏老家出了一件事，说是我向他们提供了有关的大法资料。需立案审查，于是就将我送進了拘留所。
在见检察官之前，我就准备好了申诉材料，并当面交给了他。我说：“我只是一名为了祛病健身的一般炼功人，你可以了解一下我所在地的基层警察，我有没有他在控告书中所说的行为？更何况我就不认识那位控告我的人，我要做又何必舍近求远呢？”于是这个检察官走访了居委会、办事处以及户籍警等基层警察，没有一人说我坏话的，都说只是在家学法炼功，没见我做过此类的事。（事实是我家一直就是一个小资料点。）最后检察官下的结论是：证据不足，不予批捕。于是在第三十七天我就回到了家。这是我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受到邪恶唯一的一次直接迫害。
其后知道了讲真相的更多法理，我就利用各种机会，更加理智、主动的去接近他们讲真相，与他们相处得也就越来越好了。对于退休人员每年一次的认证，前居委会主任就曾多次让办事员直接给我办了，还说这老头活得可精神呢！设在我家的学法小组（每周多次）从未受到过来自他们的干扰。就在这次“疯会”期间，为避随处可见的头戴红帽，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的耳目，也只是前后各停了一周。
我修炼法轮大法以来的历程，就充分佐证了师尊所说的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之法理的千真万确了。它不仅是揭露邪恶，制止迫害的利器；也是唤醒世人，挽救众生的法宝；更是大法弟子兑现誓约，提升与圆满各自世界的通途。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