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九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当时我的父母都修炼,我亲眼见到父母一天天身体变好了,因生活磨砺缺少笑容的脸出现了久违的笑容。除了患精神病的三妹妹外,我和另两个妹妹也跟着走入了修炼。
正当我们全家沐浴在佛光普照中的时候,九九年七月风云突变,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嫉,邪恶的发动了对修炼“真、善、忍”团体的迫害。我因对不明真相的世人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在二零零二年被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公安局国保科警察绑架、迫害。
遭受酷刑迫害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正在父母家中,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公安局国保科科长宋玉敏伙同金海珠、姜元涛闯进我父母家中把我绑架到海林公安局。
酷刑演示:上绳 |
在海林公安局,姜元涛给我施“上绳”酷刑。我因承受不了,用头撞墙,后来才发现头上撞了很多大包。“上绳”是用细绳在背后两肩向下缠绕直到手腕处,然后把绳的两端向上吊,吊的越高越痛苦,绳越细越痛苦。开始时痛不欲生,接下来因长时间不过血逐渐失去知觉,为了防止胳膊废掉,每间隔一段时间放松一次,上绳时痛苦,放下来时更痛苦。象有千万只蚂蚁在两臂上噬咬,血通过之后 再重复上绳。这种酷刑对身体损害很大,能伤到脑垂体,影响内分泌。我地曾有年轻的法轮功学员遭上绳迫害后,结婚后一直不生育,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垂体受损,影响内分泌所至。这个酷刑伤害大,用的时候都请示局长,所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是某一个人,是共产邪党从上到下系统的迫害。
三天三夜后,我被绑架到海林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吃的是一箩到底的带有包米糠的大饼子,喝的是不削皮的带泥的土豆汤或冻白菜汤,睡的是木板铺,人多的时候都侧身睡,上趟厕所回来就没地方。我与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因在报号放风时不报自己是犯人,被当时的副所长单成强把我们几人拽到走廊“开飞机”折磨。“开飞机”是两腿叉开,弯腰九十度以下,两手背向后上方,状似飞机的翅膀而得名。让在押的刑事犯往我们的头上浇凉水,单成强还用拳狠狠打我的脸,牙齿硌掉腮上的一块肉。当晚是轮到我值夜,回到监室,换了身干衣裳继续值夜。单成强现在已遭报应,被判刑一年。
在监狱被迫害
二零零二年九月末,我被海林法院冤判七年冤狱,与其他八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女子监狱迫害,九名法轮功学员从三年到九年刑期不等。我丈夫早逝,家中只有年幼的儿子,我被冤判后被他奶奶接走。在送往哈尔滨的汽车上,单成强把法轮功学员的行李全部扔到车下,我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的行李放在后车厢里得以幸免,致使那七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生活用品和行李。
在哈尔滨女子监狱体检时,我因在看守所感染了疥疮被监狱拒收,单成强花钱强行把我留在了监狱,其他八名法轮功学员在集训队,我被安排在病号监区,一个月疥疮好后又把我送到集训队,在集训队一天八小时坐小板凳,上厕所要请示,吃饭也在小板凳上吃。
三个月后我被分到五监区继续迫害,在五监区法轮功学员跟着刑事犯出工,因法轮功学员不断反迫害,只出工不干活。一次不知是哪个部门的人来监狱视察,同修写了一封揭露迫害的信,我拿着这封信要交给来视察的人,但这些人并不与我们说话,从前门上来从后门下去,马上就要出门了,我大喊一声“冤枉”,一个专门看管法轮功学员的刑事犯突然上来照我的头打了一拳,视察的人并没有因这意外停下来,直接就走了。
我曾脱囚服反迫害,被五监区的陶大队长关进小号,吃、喝、拉、撒、睡都在一个几平米的小房间里,二十四小时戴手铐,吃饭、睡觉、上厕所都不取下来,十五天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小号。
二零零六年哈尔滨监狱把法轮功学员与刑事犯分开,关在监舍里不让去车间。在车间里给刑事犯播放“天安门自焚”伪案等诬蔑法轮功的录像。在监舍里一个法轮功学员,五、六个刑事犯包夹,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后我被绑架到七监区,在七监区每天强迫写对法轮功的认识。
二零零八年我回到家才知道,母亲刘玉桂被警察多次骚扰、勒索,再加上女儿刘利华的遭遇,已于二零零四年在对女儿的思念中去世。小妹妹也因被劳教迫害后,惧怕邪党的迫害放弃了修炼。二妹妹要照顾父亲和患精神病的三妹妹不能工作,三人靠父亲两千多元的养老金生活。我在家稍微安顿了一下父亲和妹妹,就到北京亲属的一个厂子里打工,儿子是被奶奶、姑姑、叔叔共同养大的。在北京办暂住证时,通州区台湖镇派出所警察到厂子骚扰,说我办暂住证就得限制出行,只能留在当地。后来才知道,亲属花了钱以后才没有警察骚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