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办护照的经历想到的
我来日本以后，一直在参加很多的讲真相活动。不光是因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还因为我已身在自由世界，监狱里一起受迫害的同修却仍然在巨大的承受之中，有的释放以后不久又被抓进黑牢，他们的处境历历在目，有的在多次入狱后被迫害惨死。时间如水流失，世人皆在险境，这些都让我不敢也不忍懈怠。
我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就有公派出国的机会，被家事牵绊而错过了师父安排的机缘。二零零六年以后的几年间，再次有了出国工作的机会，广告不让进门的小区却在我家楼下门洞前的草地上奇怪的竖起了一个“憨瑞出国”的广告牌，但是我在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悟到师父的点化，同修和娘家人也一致反对我出国而再次错失机缘，一直到在监狱里度日如年、被迫害了两年以后，我才如梦方醒。
我来日本，是在多年好友的美国同修鼓动下出来的。当时我的身体和头脑都已接近崩溃。我在两次申请美国签证失败以后来到日本，打算经日本去美国，但是第三次签证也失败了。同时好友说话越来越奇怪，我才发现，好友去美国嫁的丈夫是明慧网十几年前就公布过的中共特务。所谓“好友”对我的关注从一开始就有不可告人的目地。
有时候我还碰到中共派到海外的特务，有一次有一戴墨镜身材高大看起来象国安的人混在游客中走到真相点，经过我身边时，他声音低沉的对我说，“还有家人在国内呢！？”有一次发神韵单张时，两个中国人隐蔽的对我胸前挂的姓名牌录像，我若无其事的走过去把单张递给他们，他们神色慌张扭头就走。有一次有一人象是便衣国安特务，混在游客中眼神极其凶恶的盯着我看。我走过去对他讲真相，他不听反而狠狠的威胁我。
向日本的华裔同修请教换护照的流程，同修善意的提醒我说，“你一定要把难民纸拿下来。”有位同修说，“申请难民的理由多种多样，你拿到难民纸他们就不太会注意到你是法轮功（学员）。”
但是我不想拿下来。拿下难民纸除了显示出内心的怯懦，什么作用都不会起。在国内我都不怕，在国际社会我为什么要怕它？还是放下心来，把一切交给师父吧，相信师父一定会给我最好的结果。
说来也巧，在我去申请的那天，一出地铁，碰到一位见过两次面的外地同修，她要去大使馆办理香港签证，正好可以帮我发正念。我们拍照、填表，坐在大厅等叫号。当叫号跳过了我的号码，叫到我后面的人时，我直接走到窗口，说应该轮到我了。工作人员愣了一下，随即和旁边窗口的工作人员商量了片刻，就把我的材料收下了。事情办完时间还早，我在国会的项目请了一天假，已经安排了其他同修替我站在国会门前，于是我走出大使馆，就到门前小马路对面的真相点和老阿姨同修一起炼功和发正念了。
转眼到了取新护照的时间，我走下地铁，还没找到出口呢，又碰到一位见过面但是从来没有讲过话的本地同修，也是去办香港签证。她从后面叫住我，带我走一条近点的路。听说我是去领新护照，就问我，“难民纸你拿下来没有？”听我说是有意没有拿下来，她很吃惊，替我担心道，“以前护照到期根本不给换，有段时间很多大法弟子都没有护照了呢。”还说她自己办护照的时候，工作人员拒绝受理，她给他们拍了录像据理力争，吵到领事出来以后才给办了。我说以前是以前，形势天天都在变。也没有请她帮忙发正念了。
人很少没有排队，我交了钱很顺利的把新护照取到了。
时间还早，我走出大使馆，又到门前小马路对面的真相点去炼功和发正念。整个过程心态很好，心情很平稳。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下午结束的时候，卷起条幅收好东西，我向对面大使馆聘请的日本警察鞠躬致谢，对方也微笑着向我回礼。
二零一六年元旦期间，我们在靖国神社附近发单张和做“诉江”征签，走过一群中国大陆来的学子，看年纪大约是博士生，他们边走边感慨道，“人心变了，世道也要变了！”现在又是一年快过去了。
现在真相点上人来人往的游客中，除了当初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欠了血债的人，出于对清算的恐惧和自身的利益还在拥护邪党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为共产党辩护了。特别是江泽民，最普遍的评价就是：“没有一个人说他好！”就算是体制内领工资或退休金的人，那些还在脸红脖子粗坚持为共产邪党站台的中毒太深的愚民，连他们一起出来的朋友都嫌他们背时倒灶的，思想落伍太跟不上时代了！
在正法所剩不多的日子里，衷心的祝福世人，珍惜大法弟子的辛勤付出，给自己定一个美好的将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