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群众的严酷迫害。这场迫害覆盖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持续至今已近二十年之久。清华大学,作为中国大陆的最高等学府,非但没能在这场浩劫中幸免于难,反而见证了自“文革”以来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最严酷迫害与整肃。在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指使下,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的头目李岚清亲自蹲点清华,并用高额度所谓“九八五工程”等经费为诱惑,以罢免官职为胁迫,迫使清华大学高层听从指挥,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
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大学法轮功学员至少有五人被迫害致死或含冤去世,致残一人,失踪一人,有二十三人被非法判刑,二十五人次被非法劳教,至少有十八人次被绑架或强制洗脑,至少有二十五人次遭强制休学、退学、停职迫害,总计大约近百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强制休学、退学、停职、非法拘禁、关押和洗脑,多人被迫流离失所。
邱淑芹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学校下岗,只发给少量生活费,二零零一年向单位提出申请经学校批准办了内退。二零零二年清华大学扣发了全部退休金,断绝了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同年九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两名人员又跑到邱淑芹的父母家中向两位老人要其女儿的下落,未能如愿,声称过两天还要来,致使两位老人惊吓不已。此前两年,“610”、片警、居委会多次对邱淑芹父母进行骚扰,并两次扬言要将其儿子带走关押。
邱淑芹女士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回忆自己被迫害的部分情况:
第一次被非法拘留:二零零零年四二五,我和几个同修一起去天安门打横幅,其中有柳志梅和北京联合大学的一个研究生。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关在炮局。在号里,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炼功,被背铐。曾绝食四、五天,因为号里用株连其他人的方式威胁,我就不绝食了。
获释后因为在清华校园里公开炼功,邱淑芹女士多次被派出所警察扣留并殴打,个人财产被非法没收。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前几天被北京市公安局秘密带走并拘留近一个月。
第二次被非法拘留:二零零一年六月,我被中关村派出所警察从家里绑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被关在海淀清河看守所一个月,然后被放回家。
第三次被非法拘留:二零零二年一、二月的一天,去人大的一个同修家,突然有警察闯入,把我们绑架,非法关在海淀清河看守所,在号里,我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被关了一个月,我血压高,被放出来。
第四次被非法拘留:二零零二年十一左右,在朝阳,有二、三十人在一起交流,这时警察闯入,绑架到西城看守所,又转到炮局,我又绝食,被非法关了一个月后放回来。
第五次被非法拘留:二零零三年春天,有一个东北的同修约我见面,结果被抓,关在海淀看守所,因为血压高,我被戴上手铐脚镣到公安医院看病,我绝食,心力衰竭,奄奄一息,被放回家。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二零零三年非典时,中关村派出所把我从家里直接抓走,到北京调遣处,判劳教一年半,在调遣处,逼着我吃药。六月份到北京女子劳教所,我被单独看管,罚站,被包夹打、踢。我看到墙上有污蔑大法的宣传画,我就撕下来,警察要我粘上,我就不配合。晚上不让睡觉,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床。
第六次被非法拘留:二零零五年二、三月,我从劳教所出来不久,去看望一位同修,被抓到朝阳看守所,血压二百多,被放出来。
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二零零八年奥运,我住丰台我妈妈家,警察闯入我妈妈家来抓我,罪名说我和海外有联系,明慧网有我被迫害消息。我说我从来不会上网。我被关到丰台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我绝食,炼功,喊法轮大法好,血压高被送医院。一个月后,被送到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在里边要脱衣服搜身,我不配合。我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就捂我的嘴。
在劳教所,我拒绝干活,不说话,他们用冷水往嘴里灌;不让睡觉,熬鹰。他们折磨人,不明说。不说让你睡,也不说不让你睡,你就没法睡。二零零八年大地震的第二天,正好是五一三,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不停的喊,被关小号一两个月。
二零零八年七月底,因为快开奥运会,我被送往东北马三家劳教所。是乘面包车去的,好多车,我不去,被人抬上车的。 到了马三家,刚下车,有人就被暴打一顿。我们上楼,分配去不同的班,我洗漱用品都没有,是别的法轮功学员借给我。每天干活,分装辣椒,打扫卫生,列队暴晒。
有一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中午大家在食堂吃午饭,当时没有警察在场,我想我豁出去了,我就用手拢在一起象喇叭一样,高声喊:“法轮大法好”,向前面,向后面,向左面,向右面都喊。警察吓坏了,他们气急败坏,把我拉出去。我摔倒了,他们就拖着我走,我的衣服都磨破了,皮也破了,都流血了。接下来就是辱骂,打嘴巴。还被用手铐吊在双人床上吊铐。同时四、五个警察用电棍电我的身上。他们还打,我突然觉得头剧痛,就失去知觉。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是被电棍打头部。
后来我被送到当地医院,开颅手术,头骨被打了一个坑。后来从沈阳被送回北京,保外就医。我在清华校医院住院,后来回到丰台我妈妈家里,不到一个月,我母亲去世,我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