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气包”的故事
童年的我，在家里是典型的受气包，没人拿我当回事儿，在挨打受骂中生存，在饥寒交迫中度日。家里不愿意供女孩子上学，姐姐只上了二年级就被迫辍学，十三岁就下地干活了。我不象姐姐那么听话，非要上学。妈妈不让我去学校上学，就藏我书包，还要把书包烧了；她经常把我的书、本撕了卷烟抽。我记不清书包有没有被烧掉，但那时整天提心吊胆的，怕书包被烧掉，怕书包里面的东西被妈妈拿走，所以总是把书包藏来藏去的。放学回家妈妈不许我写作业，一写作业，妈妈就说“在学校干啥了？！”可是哥哥的待遇就不同了，他在家写作业妈妈就特别高兴，还要跟邻居夸耀：“某某写作业呢！”
我十三岁上初中，长个儿晚，人又小又瘦。学校在外村，离家六、七里地，上高中就更远了，得走八十多分钟的路，大概十二里地。家里有一辆自行车给大我五岁的哥哥上学骑。由于路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早晨上学，有时饭不赶趟，饿着肚子就走了。家里从来不给我带饭，我兜里也没有钱，中午只能眼巴巴看着同学们吃饭。我肚子饿的没招没落的，还怕同学笑话我没饭吃。放学后回家走不动路，赶上夏天就在路边采野菜吃，填肚子充饥。到家经常看见锅里是洗碗的脏水，饭盆底朝天，找不到吃的：要么就是有饭没菜、有菜没饭。妈妈根本就不管我饿不饿，还要叫我干这干那。
冬天做棉袄棉裤，妈妈总是先给他们五个做完才能轮到我。我没有秋衣、秋裤，也没有袜子。都下雪了还光脚穿着连鞋垫都没有的单鞋；身上的衣服是一层布的单衣、单裤。因为长个儿穿的裤子也短半截，袖子短一截。冻的脚趾头佝偻着，身体缩成一团。开春天暖了，棉衣又换不下来，轮到我这说不定啥时候了，捂一身一身的汗。在我这可谓冬天冷、夏天热，季节分明。
妈妈还经常掐我、拧我，把我的脸上、身上都拧出一个一个大紫豆子。哥哥打我她也不怎么管，有一次，哥哥把我打的鼻口出血，妈妈该干啥干啥。我经常盘算着：等我长大了，离她远远的，她老了我也不管她，就想报复她。
有一年冬天，我冷的出不去门了，央求妈妈给我做棉衣，妈妈没有理我，好象还骂了我，记得当时妈妈的表现叫我很难过。在委屈、痛苦中，我彻底的绝望了！我在屋顶吊板上找到耗子药，撕开包装，把一大口灰色的药面儿倒進嘴里，喝水咽下去了，味道腥膻刺激，熏人！我开始等死了：想着我死后妈妈和家人会不会很伤心，想着妈妈会不会很后悔，转念又想就让她后悔一辈子吧！想这想那的，然后头开始发晕了，胃和心脏也很难受，可等来等去就是不死。几个小时后症状减轻、消失了，没死成。我知道是药量小了，但是那个耗子药太恶心了，我没有勇气再吃。
高中毕业后，一九七八年我考進了省城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总算离开了这个噩梦般的“家”。本以为升学進城脱离苦海了。可是，一年后我得了风湿病、关节炎还有气管炎，再后来又得了脑动脉硬化、冠心病、神经官能症、脑供血不足等二十多种疾病。更可怕的是：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间居然成了胃癌患者。老人常说：“八升的命难凑斗”（古代十升为一斗）。我的命可能就是八升凑不了斗吧。
在求医无门的绝境中，一九九六年五月八日我喜得大法了！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我的病都不治自愈，无病一身轻；我找到了人生目标，知道人生的意义是返本归真，我明白了只有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在大法中修炼，生命才有希望。大法的洪大慈悲融化了我对家人，尤其是对妈妈那颗冰冷的心
父母的晚年很凄凉，没有养老金，父母都有病。后来妈妈脑血栓、脑梗病情加重卧床不能自理。二儿子出车祸死了。父母生活在老儿子家，老儿子家只管给口饭吃，一分钱不给，后来嫌弃老人不让上桌吃饭，用钵把饭菜装一起送过去，装多少吃多少。大儿子和三儿子都住在一个村子，大儿子一年甚至几年不过来一趟，三儿子一年来一趟两趟的，大姑娘在邻近市里住，嫌农村苦，嫌家脏家破，一年能回来一趟半趟的，不在家里住，到家站站脚就走。后来干脆不回来了，一年到头连个电话也不往家里打。
我的生活条件也不好，退休金不多，丈夫在企业工作，工资很低，还要供孩子上大学、读研究生。我只好出去打工再挣一份工资养家。
按理说，我上有哥姐，下有弟弟，他们咋做我咋做就行了。况且，我这么受气，结婚时家里一分钱都没给我，他们四个儿子结婚家里大把大把的花钱。但是想到自己是炼功人了，大法弟子就要听师父的话。师父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1]我决心修去自己的怨恨之心，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于是我不攀不靠，尽我所能，孝敬父母，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毕竟父母把我养大。
父母吃的药都是我给买；经常给父母零花钱；缺啥少啥我给买：大衣柜、电风扇、折叠椅啥都往家买，买不起贵的就买简易、便宜的；每次回家都要在县城转车时买很多东西：鸡、鱼、肉、菜、吃的用的买全了，才提着大包小裹转车回家。我还经常给老弟家买东西，电磁炉、EVD放相机、洗衣机甚至把金饰品都给了弟媳。
母亲卧床，八十多岁的父亲侍候，母亲把大小便抹的炕上、墙上到处都是，屋子里又骚又臭。案台上的灰尘很厚，东西凌乱不堪，下不去脚。我每次到家都是顾不上路上的辛苦，放下东西立刻就干。扫灰尘、擦炕、擦案台；把炕上、炕下、柜子里该洗的东西放一起，把凌乱的东西归位。然后就开始拆被褥，拆棉衣；一样一样的清洗、晾晒。干这些活的同时，还要随时清洗妈妈的屎尿布。从压力井里压出水，洗完再一盆一盆倒出去（后来我和姐姐合买了双缸洗衣机，洗衣服就省事多了）但是没有下水道，倒水很费劲。本来一天天不停的干活就累的够呛（弟弟、弟媳一把手也不搭），还得看弟媳的脸，弟媳没好气，嫌晾晒的东西太多挡道。我忍住不跟弟媳争讲，默默的把衣物再叠厚点，把留的道再放宽一点。
白天累一天，晚上还要给母亲换尿布、清理大便。我每次回去都是该洗的洗，该拆的拆，该缝的缝，该补的补，把二老的手、脚趾甲和头发剪好，柜子里面的衣物摆放整齐，把家里全部清理，收拾利索才回来上班。干完活，最多时体重掉了十几斤。
父母相继离世。哥哥一分钱没拿，只买了花圈，三弟和姐姐都拿不点儿钱，为了不让老弟负担太重。我都拿大头。但有一次，因家里的事发生了矛盾，老弟居然说：“你姑娘家的不应该回来当家管事！”我委屈、难过极了。心想这些年来，家里没人花的钱我花，没人干的活我干，没人管的事我管，我当的是穷的叮当响破烂不堪的家，管的是自己花钱的事，却惹来一身毛病。如果不修大法我才不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傻事”呢！
欣喜的是，家里人都认可大法，做了三退。都知道我学大法变好了。法轮大法使我心胸宽广，心地善良，甘愿“吃苦当成乐”[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