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刚刚下班回到家,就来了七八个人,他们都是我常人中要好的同学、同事和朋友(有的已经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有的没有三退)。他们得知我给同事讲真相,被诬告到学院。因为他们担心我不放弃信仰,会失去这份工作、甚至坐牢,出于善意而于当天晚上约好共同来说服我。对于他们大批判式的游说劝说,我只是微笑着说:“感谢你们的善意。邪党有多邪恶,我比你们更清楚。但修炼不违法,只做好人。我们没有错,错是他们这些执行错误决定的人。所以绝不放弃修炼,一定会坚守自己的信仰。”
两次谈话,邪党书记见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就威胁说要上报学校乃至公安。我说信仰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炼不炼是我个人的自由,你们无权干涉。上报与否,那是你的决定。但你最好不要助纣为虐、迫害好人。这之后我接着备课,正常上课。
课余时间,我除了学法,就是加大加长、高密度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除怕心,清除学院、学校空间场中的一切黑手、乱鬼;否定一切迫害;谁都不配安排考验,谁做谁犯罪;谁的安排都不要,就听师父的。加强正念,否定迫害。当时妻子(同修)没在家,回老家照顾病重的父亲,怕她分心,也就没告诉她。国外的女儿听到这个消息,着急了,让我赶紧办手续出国。我说,不能走,这事还没有一个结果,也没凶险到那一地步。我要走了,就是逃了,何况这里是正邪大战的主战场,有我要做的事儿,有我要救的人,不能一走了之。女儿见我说的有道理,就说:“我帮你发正念,请同修帮你发正念。你不是孤军作战,我们是一个整体。有师父在、有法在,没问题。”这也是我的想法与认识。
几天后,副院长找我谈话,说下学期你就先不要上课了,正好帮帮我的忙,帮我翻译点东西。我说干什么都无所谓,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但严格的说,我没干任何违法的或违反校规的行为和事情,谁都无权剥夺我的教师资格。她说明白。后来得知,上报学校党委后,让我们学院自行处理。
换岗前,我给一些院长副院长、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多人讲过真相。其中,有一次退的,也有两三次、甚至多次讲真相后退的,也有直到现在也没退的。没退的多数也接受了真相优盘和真相小册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位书记,曾经间接的帮助过我。记的有一年当地公安来学院找过我,说有人举报我。书记说他是一个好人,就这样把公安局的人给挡回去了,以后也没找我。这是后来我听别人说的。以前就想过给他讲真相,但也许机缘未到,就一直没给他讲,看来这次是机缘成熟了。
第一次谈话,书记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和噤声,我借此机会给他讲了基本真相。但在谈话中,没守住心性,同他争了起来。谈话结束时,我问记事员记下了什么,他说什么也没记下来。在后一次谈话中,我進一步讲述了邪党是迫害好人,我一直在做好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他说,是好人,那也不能炼法轮功,学校是党的,作为党的教育工作者,就得听党的话。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那也不行。
放假开学后,让我到办公室做预审员工作,实际是办公室的杂役。工作环境变了,但我修炼者的心没变。办公室女多男少,什么活都得干,我依旧严格按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干好工作的同时,哪里需要我帮忙,我都主动去做,任劳任怨,不贪不占。负责办公室或教室装修等事务,施工方请吃饭我不去,给好处费我也从来不要,实在退不了的,就以他的名义捐给做真相资料。同时利用这个机会,也给有缘人讲了真相,多数都做了三退。另外,工作之余,我学法听法,看明慧文章,中午休息就发正念,或者是给有缘人讲真相,非常充实。利用工作之便,我几乎给办公室所有的同事讲了真相,虽然没都退,但有的接受了真相优盘,有的还接受了大法书《转法轮》。为消除顾虑,不影响工作和晋升,给办公室的同事讲真相时,也都是一对一讲的。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有怕心、争斗心等人心暴露出来 ,我随时发现随时清除。讲的对像基本上都是接触多的,有这样缘份的。给同事讲真相,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不让说的、不认同甚至反对的,说搞政治的、嘲笑的;也有告诉我注意安全的等等,什么样的人都有。无论发生什么,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我都不忘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讲真相救度众生,同时修去人心,同化大法。
给亲友讲真相
我的一位导师,曾经担任过中专学校校长、大学学院院长等职务,是位知名教授。在职时曾经做过政府顾问,享受专家待遇,是多年的邪党党员。老人一生耿直,对当今的道德下滑乱象,反映在学校的贪腐、学术欺诈等不良做法,甚是看不惯。我开始讲真相,老先生没退,但接受了真相优盘,也看了,说里面说的都是真的。比如,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家乡是鱼米之乡,当年就死了三十万人左右,那就是人祸、党祸。老人经历了中共邪党执政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知道邪党有多邪恶,整怕了。后来继续跟他讲真相,老人终于在善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退出了邪党组织。在他得病后,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祛病健身有好处,他说行。老人一家对我们极其信任,生活中有什么问题也找我帮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他儿子或者是什么亲戚。
我的同学,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学或研究生同学,不管是大学教授、副教授,老板,是工人、是农民;朋友中的武警官兵,医生、处级干部、个体工商户及其家人等等,不论职位高低,贫富贵贱,只要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有的做了三退,有的接受了真相小册子、真相优盘等。我告诉他们回去好好看看,最好让家里的人也看看,也需要三退保平安,并告诉了三退的方法。为了创造救度众生的环境和机会,每次出去吃饭,我都是自愿车接车送。每次吃饭前,我几乎都是在包里准备好真相小册子、《九评》光盘、《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真相优盘和护身符等。在饭前,有机会我就一对一的讲,或对所有在场的人讲真相或送真相资料;在饭桌上利用敬酒的时候,根据情况就讲以“真善忍”为原则做人处事,那就是个好人;接人送人的时候抓住机会就讲,并送给他们真相资料。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他们有的做了三退并拿了真相资料,有的虽然没退,但听了真相或也接受了真相资料。
一些心地善良的亲人虽然三退了,但不是真的明白了真相。这是这些年来我们進一步讲真相的一个目地和出发点。可是家人却是恰恰相反,不看真相资料,更不让说。数年来,为此事跟孩子大舅已经讲了多次,也没讲明白。他受邪党文化影响最深,最顽固,表现也最激烈,记的有一次在他们家,他火气非常大,恨不得把我吃了。我不为之所动,守住心性,语气平和但不乏严肃的对他说:“我们是至亲唉,你也五十多岁了,我说的你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但你不能这样无理啊?怎么这么点儿涵养都没有啊?”他的火气渐渐的消了,第二天早晨安排我们吃了早点。或许有赔罪之意吧。
到底为什么他不愿接受真相,我过去一直没有深究。后来冷静、彻底的向内找,发现自己问题还真不少:一是没有把他们当作众生,急着让他们了解真相,有着强烈的有求之心,就是没有放下情。二是没有想到、或者是想到了,但没做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才是今天社会的主角。与有钱或有权或社会地位没关系。三是发正念不够,背后的干扰因素没能清理掉。四是责任心不够和正念不足。前者缺乏信心和主动性,后者容易被抑制住,不能突破自己,也就难以张口或者说了,也难说到点上,效果一般不好。五是没有修好自己,还有争斗心和怨恨心没完全去掉,慈悲心根本就没修出来。我要马上归正自己,把该去掉的执著去掉,彻底放下情,修出慈悲来。
我不急不躁,多发正念,多学法。等着机缘成熟,一切随缘,相信师父会给这样的机会的。一天晚上就我与孩子大舅单独在一起,聊的时候,又不让说,我一笑,不为其所动,接着说:“你说的反党根本就不存在,它不配。就象我们刚刚说某某做人做事儿如何如何,并没有说我们一起来反对其人。类似的,我只是告诉你这个邪党是怎么回事,都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并没有号召你起来造反。再说它是靠纳税人养活的,那我们连评价它的话语权都没有,你说合理吗?就象父母花费了时间、精力和金钱,把儿子养大,而儿子无论做错了什么,父母都无权评论,那对吗?”听我这么说,他也乐了。他说:“其实你们的功挺好的,看你们的身体多健康啊,回头也教教我炼功呗。”接下来我就想,全家人为我们饯行就是给他们所有人讲真相的最佳时机。所以,先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求师父加持,摆正自己的位置与心态。就在出发之前,抓住最后的机会,给姨妈、老舅他们七个人讲了约半个小时的真相,他们听的都挺认真。基本真相都讲了。整个过程中,妻子一直在旁边发正念。
不久前参加了一场婚礼,利用这个机会我先后给七八个人讲了真相。同意三退的两人,一人立刻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另一人第二次讲也欣然同意做了三退。整个过程,不被对方带动,尽可能为对方考虑,能讲多少讲多少,水到渠成。在接下来的家宴中,面对亲家人和自己家里的亲人,一桌十多人,对这对新婚夫妇讲了祝福的话,讲了应该珍惜这缘份,讲了如何呵护好这个家,孝敬双方老人。从真讲到了善,再讲到忍,要容忍对方的缺点,更看到对方的优点,一定要牢记“真、善、忍”。过后家里人说,我讲的最好。当然了,那是佛法,宇宙最高的理,能不好吗?当然,这一切都仰仗师尊,是师父给的智慧。
在给众生讲真相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讲真相的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包括了修心、断欲、去执著的方方面面。学法、炼功,是修心性、讲真相的前提和基础;修好自己太重要了。
以上仅是个人修炼体悟,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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