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绝食抗议 上海交大毕业生一秒一秒的坚持
——百个遭中共残害的家庭（92）
瞿延来出狱后诉述说：“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我想一天不是由二十四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六十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六十秒组成的吗！我问自己，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的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
“自从被抓到派出所，就开始绝食绝水抗议对我的非法抓捕，因为我修炼‘真、善、忍’，我无罪！但是在失去自由、无处申诉的环境里我只能采取最极限的方式来控诉邪党的迫害。”“虽然有很多人对我行恶，但我心里对他们没有丝毫的怨恨，善恶有报是天理，他们干的坏事以后都是要偿还的，他们在无知中对我行恶，其实就是在害自己，我心里真的很可怜他们，唯一后悔的就是我没能制止他们的恶行。”
 瞿延来 |
妹妹瞿艳艳千里迢迢到上海看望在狱中命危的哥哥瞿延来，二零零七年三月被上海国安绑架、非法判刑五年，在上海女子监狱遭受了种种迫害。
瞿延来的父亲瞿文才，母亲赵荣杰，妹妹瞿艳艳，居住在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母亲赵荣杰修炼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如：哮喘、失眠、肝区疼痛、低血压、肩周炎等等，一九九六年七月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脾气暴躁的性格也改变了。瞿艳艳十七、八岁开始和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功，用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身心受益，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大学。
瞿文才说：“修炼是自愿的，没有组织，没有名册，想炼就炼，想走就走。但是作为当时在企业基层任副处长主持党委书记工作的我，在做强迫本单位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工作的同时，还极力劝阻，甚至粗暴制止妻子和女儿炼功，不仅没有效果，而且儿子瞿延来于二零零一年也开始坚定的修炼法轮功。他们娘三个因为坚持信仰，先后被非法拘留、判刑。”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大庆市七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当天上午瞿延来被警察撬锁入室绑架、构陷，又被诬判五年入冤狱。
一、非法抓捕、酷刑折磨：毒打、踩生殖器、在水泥地上拖
瞿延来自述说：“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也是我真正走入修炼法轮大法的第二个年头。那时我在上海上班，我也认识当地的几位法轮功学员。九月三十日下班后，吃完晚饭我就骑着自行车出门了。我漫无目的的骑着车子，心里却翻腾着事情：我认识的两位同修被非法抓捕，我思考着是否应该离开上海，我相信警察撬不开我的嘴，怎么判我刑？但我也知道邪党做事，没道理它就硬来，我这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走还是不走呢？真是举棋不定。
“那天我骑着车子，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住处。看看表，已经晚上十点了，洗漱完毕，我刚躺到床上，几个警察就破门而入，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将我绑架到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对我进行了非法审问，中间换了很多人，也不许我睡觉，晚上还用约束带把我连人带椅子铐到一起（注：约束带就是一根宽皮带，上面还带着两个皮带套。使用时把皮带在人身上系紧，手则紧铐在皮带套中）。警察问我为法轮功都做了些什么事？与哪些人联系？还说别人都交待了，要我也交代。他们把我当成了犯人在审讯。对于问话我都拒绝回答，只是给他们讲述我个人的情况，法轮功教人做好人，邪党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在造假。”
十月二日第三天，审讯的人始终问不出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就开始打瞿延来的脸、上身；捏住瞿延来的鼻子灌水。瞿延来说：“头一次被上海的警察打，让我想起了前两次失去自由时被殴打的情况：第一次是二零零一年八月份在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那个警察自称叫刘刊，他也是这么打我的，但他的力量比面前的这两个人大多了。第二次发生在二零零一年底，北京的警察对我是拳打脚踢，踢得却挺狠。他们一打我，我就把眼睛闭上，不再理睬他们了。”
“我自从被抓到派出所，就开始绝食绝水抗议对我的非法抓捕，因为我修炼‘真、善、忍’，我无罪！但是在失去自由无处申诉的环境里我只能采取最极限的方式来控诉邪党的迫害。”
十月二日的晚上，派出所的警察见瞿延来始终没有屈服，就用警车将他直接送到了普陀区看守所，被抬到看守所的四楼，两个犯人把他拖进四号监房。几十分钟后，过来两个犯人又将他拖了出去，扔到看守所狱警的房间。一会儿进来了两个警察，见瞿延来躺在房间里一动不动，就极其恶毒的踩他的下身生殖器，瞿延来忍住没有丝毫的反应。他们见一时没有办法，就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要都象你这样我们还办不了案子了？！” 瞿延来又被拖回了监房。
十月三日早上，瞿延来被强行拖出监房拉去灌食。警察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粗暴的先从四楼拖到了楼下，再从外面的水泥路拖到警车上。从楼上往楼下拖，撞得腿就很疼了；在楼外的水泥路上一拖，腿上的裤子马上就磨坏了，膝盖和脚趾当即也磨烂了，也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他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和骨头上磨来磨去，那种痛彻心肺的滋味旁人真是无法体会。
警车开进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护士看到瞿延来这副惨样，就责问警察怎么把人搞成了这个样子，他们都支支吾吾地推托。医生做了一些检查，接着就让护士给插胃管灌食。结果插了好长时间也没插进去，还从鼻子里往外淌血，嘴里也开始吐血，医生就让护士静脉输液。折腾一天，晚上瞿延来又被送回了看守所。上四楼的时候，警察让犯人把他从楼下往楼上拖，但往上拖实在是太费劲儿了，只好让犯人背上了四楼。但那个警察还很不甘心，用木板猛抽打瞿延来的脚底心。
十月九日早上，瞿延来被拖到了管教办公室。一个狱医叫犯人把他按到椅子上，开始插管子。插了将近半小时也没插进去，从鼻子里往外淌血，从嘴里往外吐血。狱医根本不在乎，叫犯人把瞿延来按到墙角，先来一顿拳打脚踢，再插，这回费了半天劲儿终于插进去了。瞿延来说：“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钻，极其的痛苦。管子插进胃后，狱医让犯人灌了一点流质，就把管子拔了出来。犯人把我拖回了监房。”
以后每天狱医都来给瞿延来插胃管，灌一点流质。有时灌了一半把管子拔出来，再插一次管子，接着灌剩下的一半，总之想尽办法折磨他。
从十月八日起，看守所每半个月把瞿延来送到医院检查一次身体，每次检查人都没什么问题，他们感觉他绝食也没什么事，插管子也能挺得住，就开始动坏脑筋了。从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监房里的犯人就开始疯狂地殴打瞿延来了，监房里二十多个人几乎是人人上阵，轮流打他，一时伸不上手的就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声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他们还用各种恶毒的语言辱骂。
瞿延来说：“我把眼睛闭上，一声不吭，默默的忍受着。他们见通常的打人方式对我没用，就强行扭曲我的腰、胳膊、手指。当时我想，就是骨头断了我也不能皱一下眉，更不能吭一声。这招没用，他们又把我的腿拉直，穿上皮鞋（监房里本来没有皮鞋，估计是狱警给的）猛踢我的大腿内侧，还说这是‘炒蹄筋’。过一会又把大量的食盐塞到我的嘴里，希望我渴了找水喝。还用凉水不间断的从我的头顶浇下来，不但寒冷至极，还有窒息的感觉，因为水不间断地从鼻子流下，呼吸都极困难。殴打我没反应，但凉水一浇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发抖，犯人们一看我终于有反应了，很是兴奋，干脆不断的用凉水浇，还说这是‘滴水观音’。出狱后才听说，大庆石化总厂一位叫许继善的大法弟子就是在监狱被浇凉水活活呛死的。”
中午休息的时候，瞿延来被扔到监房的铁门口，只穿着衬衫，敞着门让冷风吹。瞿延来被这样翻来覆去折磨了整整二十天，期间没说一句话。
快过中国传统新年的时候，对于监房的事情瞿延来也可以发表一些意见了。他用法轮大法“真、善、忍”标准去引导监房的犯人。真诚、善良、忍耐，犯人也都觉得很好，但有一个顾虑：就是在邪党统治的社会，要严格按照这种标准去做，恐怕在利益上会有很大的损失。瞿延来告诉他们人在一生中不要只顾自己，要多替别人考虑，尽量多做好事，别干坏事，善恶有报是天理。瞿延来讲法轮功的书中明确提出不许杀生，不许自杀。接着讲天安门自焚的疑点，如烧不坏的雪碧瓶，气管切开人马上就能说话等等，其实这些完全都是在造假，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
二、监狱医院受绑刑折磨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二日，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起草的起诉书也送到了瞿延来的手里。从失去自由那天起，瞿延来一个字也没写过，录口供、签字都不配合。“在我心中，对我们法轮功修炼人的关押本身就是非法的，是一种严重的迫害，我应当抵制这种迫害，更不可能配合录口供、签字了。”
三月十三日早上灌食时，抽出的胃液竟也变成黑色的，狱医说胃出血了，瞿延来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医院方面说炼法轮功的绝食，不收，只允许在门诊部治疗一天。看守所的人不同意，给上海市政法委的人打电话，十四日下午就被送到了监狱医院三楼东部的病房，住十五号病床。
瞿延来说：“到了病房，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五根绳子绑床。劳役犯（是一些从事病房内劳动的犯人，具体做的事就是协助警察管理病房内生病的犯人）带着一次性手套拿来了五根看起来就很脏的绳子（后来听劳役犯说，绑绳是从来不洗的，什么艾滋病人、皮肤病人、传染病人都绑，上面屎尿也沾带了不少），他们把我双手的手腕用绳子绑紧，两臂拉开固定到病床的中部；双脚的脚腕用绳子绑紧，两腿拉直，床脚处有铁栏杆，就固定在那里；胸部用绳子和病床的床头连在一起，拉紧系好。
“绑好后，护士给我进行了静脉输液，就走了。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我想一天不是由二十四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六十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六十秒组成的吗！我问自己，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的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
刚住院的第一周，病房里的劳役犯还很客气的劝瞿延来吃饭，第二周就变脸了。一个劳役犯恶狠狠地说：“再不吃饭对你就不客气了！一周之内肯定让你吃饭！” 瞿延来不理会他们。紧接着瞿延来身上的绳子被收得更紧了，病床是双摇床，这种床两侧都能被摇高，一个犯人把床也摇了起来，床摇得越高绳子就勒得越紧，当时瞿延来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还是不屈服。过了几天，他们又把床摇平，在瞿延来的臀部下放了一个大汽车轮胎，这样两头低，中间高，小腹的皮肉被抻得疼，瞿延来还是一声不吭。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把瞿延来从平躺的姿势，侧立着绑了起来，身体一侧受力，一侧不受力，这滋味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瞿延来说：“我在哈尔滨被非法关押过一个半月，在北京被关过四周，在上海被迫害五年，迫害期间我经受过几种最为残忍的酷刑。第一次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局，一天晚上我被两个恶警先把双手拉到背后上背铐，再把手强压到地上，恶警用皮鞋拼命的把手铐踩紧，最后把我反吊起来，只让脚尖刚刚着地。那一瞬间的感受就象双臂、胸部都被撕碎了一样，整整吊了我两个小时。第二次是在普陀区看守所的水泥路上把我双膝双脚拖烂那次。这第三次就是监狱医院的绑床。”
绑床期间，护士也给瞿延来插胃管，灌流食。但她们用的胃管比看守所的细多了，瞿延来才明白原来看守所的狱医一直是在有意的折磨他。这样一直绑床到三月三十一日，医院方面说胃出血好了，通知看守所把瞿延来接了回去。
第二天是四月一日，上午狱医给瞿延来插管子时，抽出的胃液还是发黑，他生气地说，胃出血根本没好，是监狱医院不愿意留，故意推了出来。四月二日上午瞿延来又被送往上海市监狱总医院，住进了原来的三楼东部病房，被绑到了二号病床，这次是平绑，但就是这样瞿延来的手也很快就肿得很高。这次住院，护士只是给瞿延来静脉输液，没有灌食。有护士说，这是医生故意饿他。
这样被绑了一周，主管这个病房姓王的警察陪同另外一个警察来看瞿延来，王警察对此人很恭敬，一看就是他的上司，还称呼此人为陈中（陈建翎是二中队的中队长）。陈建翎看了看绑在瞿延来脚上的绳子，说了句“绑得这么紧啊！”病房里的劳役犯听到这话，马上把绳子松开撤掉了。
瞿延来说：“住院第十天，护士开始给我灌食了，一天灌食七次。但护士悄悄告诉我说，现在安素用量是每天半罐，比上次住院时少了一半；而且给我吊的盐水中加了大量的氯化钾，盐水中钾含量大了，会刺激人的血管，输液时会感觉很疼。我发现吊盐水时，每一滴盐水流进血管时都非常痛苦。”
四月十六日瞿延来身上的另外三根绳子也被撤掉了。绳子撤掉后，才发现双手手背的静脉很多都断掉了，以前清晰可见的静脉血管现在都消失了。这时由于每天输液量很大，瞿延来的小便很多。劳役犯就故意等到他小便快憋不住的时候才允许别人给拿尿壶。瞿延来说：“其实靠别人给我端尿壶我也不好意思，每次也都是等到尿急的时候才喊人的，就这样他们也叫我再憋憋，故意为难我。有一次实在是憋不住了，只好尿在了床上，劳役犯等到第二天才换掉尿湿的被褥，又把我拖到卫生间给洗澡，可能是怕熏到上午来查病房的医生。洗澡用的是凉水，他们用刷地板的硬毛刷子在我身上用力刷，刷得身上血红血红的。以后我半个月就洗一次澡，被刷一次身子。”
躺在床上小便还好解决，大便就更麻烦了。瞿延来很长时间才有一次大便，劳役犯让病人在他身下放一个扁马桶（那是一种扁平的金属容器，十厘米高左右），躺在床上大便。一次突然便秘很严重，每次大便都异常的艰难痛苦，没办法只好用手指伸入直肠一点点的把大便抠出来，弄得手上又是大便又是鲜血，他们也故意不给水洗手。
四月下旬，当时中国正遭遇严重的“萨斯”，瞿延来当时在内科住院，医院方面决定把内科整个从医院大楼搬走，转到传染病区，即迁往肺结核病房和肝炎病房所在的提篮桥监狱八号监一中队。瞿延来所在的病房也被搬到了八号监三楼，但还住二号病床。这时从提篮桥监狱十大队来了一个肝腹水住院的犯人，睡瞿延来身旁的三号病床，但没几天就去世了。以后在监狱呆的时间长了，“在这里死一个人和死一条狗没什么区别”就成为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了。
换了病房没几天，一个医生早上巡视病房时，和劳役犯讲，不能让瞿延来老这样躺在床上，要给活动活动筋骨，还说了一句：“我最会整你这样的人了。”医生巡视病房结束后，接下来的几天，劳役犯就经常抓着瞿延来的手在病房内跑着拖来拖去，说是锻炼走路。拖完后再放在床上，在身上用力到处乱捏。这回瞿延来没象以前那样闭上眼睛，而是默默看着他们表演。
三、荒唐的判刑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早上，瞿延来被劳役犯用轮椅从八号监传染病区推进了医院大楼一个小房间，房间里进来几个人，说是“开庭”。公诉人草草的读了一遍起诉书，法院指定的律师问用不用他给辩护；瞿延来还没回答，他就直接说拒绝为他辩护，请求退出法庭，就走了。接着法官宣布休庭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后再开庭时，法官宣布判瞿延来五年有期徒刑。
瞿延来说：“回到病房没多久，一个人拿着判决书让我签字，我拒绝签。他又告诉我，十天之内不服法院的判决可以上诉。邪党的法院对法轮功修炼者哪里讲过什么法律？如果真是依法办事就不会对我采取如此的方式开庭审判，上诉我是不指望了。”
七月二日，主管病房的王队长带着一个警察来，他自称是上海市青浦新收犯监狱的警察，拿出了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文件想让瞿延来签名，被拒绝，他就强行抓住瞿延来的手按了手印，并说瞿延来正式从新收犯监狱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七月四号，由于发生在中国的“萨斯”已趋于稳定，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结束了封监，监狱总医院决定把内科病房重新搬回医院大楼，瞿延来所住的病房搬到了五楼。瞿延来所在的病房换成一个姓董的警察管理。静脉输液还用那种含高浓度氯化钾的盐水。瞿延来发现身上生疥疮了，手上、胳膊上、小腹上、大腿上的皮肤痒得厉害；白天他能控制住不用手去抓，但睡着以后有时手会不由自主的去抓痒，但一抓人也就醒了，不会再挠下去，就算是钻心的痒，瞿延来也能控制住自己了。不到一个月，瞿延来身上的疥疮也就自生自灭了。
九月十三日的上午，护士把瞿延来的胃管拔掉了，接着董队长用轮椅把瞿延来推了出去（以前一直是劳役犯推轮椅）。出了病房，瞿延来被陈建翎等两人带出了医院大楼，进了一个布置成会客室的房间，有两个警察坐在沙发上。不一会儿，瞿延来妈妈走进来，她们手里都大包小包的拿着不少东西。妈妈看到瞿延来，扑向了轮椅，抱着痛哭起来。
瞿延来妈妈说，快一年了，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警察抓了也没通知家里，开庭审判也照样没通知家里。直到今年七月二日才收到普陀区法院发来的判决书，九月九日妈妈从黑龙江来到了上海，这几天找过普陀区法院、普陀区看守所、青浦新收监，他们竟然都推脱说不知道瞿延来在哪里，有的还骗说已经被转回老家黑龙江了，尤其没人性的是一个叫唐敏的普陀区法官，竟然威胁说：“啊！你还打电话哪！抓捕你！监控你！”十二日瞿延来妈妈找到了提篮桥监狱，打听了门卫值班的警察，才知道被非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八大队二中队。
临走时，妈妈给瞿延来留下了一盒月饼，几个苹果，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其它的大包小包食品又拿回去了。回到病房，瞿延来就把月饼和苹果分给了其他病人。
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遭受的非人迫害
十月八号，瞿延来被安排出院。出院前，一个劳役犯给灌食时（住院时间长了，渐渐灌食的事都由劳役犯代劳了），胃管一打开，就有发红的液体流了出来，当即汇报了值班的护士。护士抽出一些暗红的胃液，给许汉医生看了，就没做治疗，还是安排了出院。八大队一中队的警察来接，两个犯人架着瞿延来的胳膊拖到了八号监的一楼，安排进了最靠近门口的监房，门对面就是一个监督岗，全天二十四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监房长二米多、宽不足一点五米，门口上还挂了一个牌子“严管组”，房里铺了一张大木板，房间里已有一个犯人正在打扫卫生，他被安排看着瞿延来，一起睡在这个监房。中队长规定除了司务犯、医务犯和负责看瞿延来的犯人外，其他犯人无故不得与他交谈。
看管的犯人叫董杰，他说瞿延来要是吃饭了，他今年能拿小劳积，减刑一年两个月；医务犯能拿大劳积，减刑一年八个月。医务犯名叫张云，人长得又黑又瘦，绰号“黑皮”，因为诈骗三千多万元被判刑二十年。他本来在外面对医学一窍不通，但家人给他在监狱买通了关系，现在就当上了医务犯。有减刑这么大的诱惑力，他们当然要想方设法的让瞿延来吃饭了。当时楼面上值夜班的劳役犯缺一个人，张云就每隔一天值一次上半夜的夜班，他值班时就进到监房和董洁打瞿延来。早上天亮之后，瞿延来发现耳朵和脖子上的皮肤被他们弄出了血口子。警察也看到瞿延来身上的伤口，可能因为每天还要拖去医院，让医生看到身上有伤他们面子上过不去，就让犯人不要再打了。
不殴打了，他们开始换其它卑鄙的办法整治瞿延来。白天不让他呆在监房里，拖到监房外面坐在椅子上。后来警察让犯人给瞿延来换了一个躺椅坐着。等到白天其他劳役犯都出去干活的时候，警察就让两个犯人抓着瞿延来的手拖，说是“锻炼我走路，活动身体”。瞿延来虽然也感觉很痛苦，但咬咬牙就承受过去了。有一次一个小队长还拿来牛奶让瞿延来喝，犯人们把瞿延来的嘴撬开，用筷子在里面到处乱捅，弄得满口鲜血。
后来监狱又换了个折磨瞿延来的方法。犯人们把凳子放倒，把瞿延来放到凳子的坑里面坐着。刚一坐，瞿延来就觉得双腿和双脚开始发麻，又过一会儿，下半身就有些不听使唤的感觉，但又不是完全失去知觉，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只好一分一秒的熬着。在凳子坑里坐了三天，警察们见毫无效果，又开始让瞿延来坐躺椅了，面对着墙壁。警察们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让瞿延来吃饭了，就在八号监全体犯人参加的大会上发动犯人们“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并提出可以“毛遂自荐”。
有一次提篮桥监狱所谓“教育科”科长李永芳也来找瞿延来谈话，她说话没什么水平，只会上纲上线的乱骂一通，瞿延来就把眼睛一闭，不再理她了，她更加失去了理智，开始破口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六日，护士给瞿延来灌食时，发现胃管里流出的液体是黑色的，就抽出了一些胃液，交给了医生。经过化验，结果是四个＋，也就是大出血。瞿延来就又被送进了病房。住院的第二天，监狱总医院的魏院长来，气急败坏的说：“你跟你们的人说说，以后别往医院这写信了！”这次住院，没再用绳子绑瞿延来。住了十天医院，十二月十五日医院通知一中队把瞿延来接回去。
第二天早上，在警察的带领下，犯人用轮椅把瞿延来推到了二号监（死刑犯中队），又架着瞿延来的胳膊上到了五楼的东部。一下子围上了很多犯人，扒光了瞿延来的衣服，又撬开嘴看嘴里藏没藏东西，其间也拳打脚踢。之后犯人就把瞿延来拖进了一个监房。不一会儿，监房内进来了三个犯人，他们自我介绍说是警察安排他们做看管犯。
瞿延来住的监房是三十六号监，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但瞿延来穿的衣服都很单薄，睡的被褥也很薄。白天坐在监房虽然挺冷，但还好过些。晚上躺在床上，就象躺在一块冰上一样，没睡一会儿就被冻醒了，醒来再接着睡，一会儿又被冻醒了，就这样睡睡醒醒。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七日妈妈又来监狱看瞿延来了，家人为他聘请郭国汀律师申诉，郭律师先后四次申请会见瞿延来，被提篮桥监狱无理拒绝。期间上海市政法委二十八次找郭国汀律师，对他施加压力，但他没有屈服，但最终邪党耍起了流氓，抄了郭国汀律师的家，并非法关押他半个月。后来郭国汀律师被迫流亡加拿大。
九月十三日上午，瞿延来在被恶警倪永斌约束带捆了一周以后，被犯人背到了三楼东部的六大队三中队。三中队的中队长是钱海峰，指导员是沈言荣，主管队长姓闵。瞿延来被关在了十二号监房。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七日，闵队长给瞿延来上了约束带，并且把他的手放到背后反铐起来，铐得特别紧。监狱派来四、五个犯人，说是让他们在瞿延来身上练习插胃管。这些人就乱插一气，插的瞿延来口鼻淌血。由于每天灌进去的流食太少了，瞿延来整天都饿的厉害，特别到了下午，更是头晕眼花，心脏、肝脏都觉得难受（此后的四个多月每天都是这种状态）。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沈言荣让犯人把瞿延来抬到了前阳台，他让看管犯把瞿延来身上的约束带卸掉，来到了二号监的四楼东部，即提篮桥监狱的新收犯关押区（以前新收犯由六大队管理，八月份以后监狱把新收犯交由严管组管理）。这样瞿延来就被换到了严管组新收犯组。
陈建翎现在是严管组的大队长，周崇善是新收犯组的主管队长。犯人郭宏利被派来专门看瞿延来，他曾经当过武警，张惠良协助他看管。监狱让二号监医务犯陈家伟负责为瞿延来做流食。二零零七年三月六日晚上，周崇善值夜班，他把瞿延来叫到了大队办公室，叫嚣着“你有本事就死啊！”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下午，瞿延来又被送去了医院。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出院。刚回到监房，周崇善让犯人拿铁链子把监房的门锁上了，对瞿延来使用了绑床的酷刑，一直持续到瞿延来离开提篮桥监狱。三月三十日上午，瞿延来又被送去医院插了胃管，周崇善给瞿延来上了背铐，带回了监区。瞿延来被五根绳子绑在了五楼西部严管组的二十六号监房。
瞿延来说：“开始的几天，我整天睡觉，很难有清醒的时候。一开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起监狱总医院给精神病人吃氯丙嗪这种药后，那些病人就整天没精神，很可能给我灌的流食中加有大量的氯丙嗪。我知道邪恶是怕曝光的，他们做什么都是见不得人的，就对郭宏利说出了我的猜测。第二天，我人就有精神了，我想是他们不给我灌氯丙嗪了。”
绑床后的第三周，四个犯人用担架把瞿延来抬到了医院，放在了走廊。这时提篮桥监狱刑务处金副主任过来了，踢了踢瞿延来的脚说：“我以前还看见你走路，现在怎么不走了？”这次来医院就是给换胃管，之后瞿延来又被抬回了严管组，继续绑床。
以后每过三周，监狱就安排瞿延来去医院换胃管。警察让犯人拖着瞿延来走，上下楼时就“开飞机”（一个犯人抓住两手，另一个犯人抓住双腿，腾空）。瞿延来的脚趾就被拖得出血。
上海的夏天闷热，监狱为了增加瞿延来的痛苦，还减少了给他灌入的水分。到了六月下旬，天更热了，瞿延来身上长满了痱子，后来满身的痱子变成了一个个白色的小脓包。洗澡时，这些小脓包一碰就破了，脓流出来也就好了。但隔了几天不洗澡，身上就又长一层脓包。
监狱天热的时候不给吹风扇，故意热他。进入了八月份，晚上天凉快了，晚上开始用大功率的鼓风机对着他的头吹，当时瞿延来一丝不挂的被绑在床上，身上被吹的冰冰凉。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瞿延来身上的绳子被解了下来，一个犯人把他背到了二号监楼下，又背进了车里，车子开到监狱大门口，瞿延来终于出狱了。
五、妹妹瞿艳艳被上海国安绑架、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瞿艳艳在上海看望了被非法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哥哥瞿延来，当晚在上海市虹口区霞山路235号中业旅社被上海市国安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普陀区看守所。 同年九月二十一日，瞿艳艳被上海普陀区法院非法开庭，罗列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当庭非法判刑五年。
瞿艳艳被非法拘禁在上海松江女子监狱五大队。五大队实质是专门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严管大队，负责专门监视法轮功学员一举一动的犯人称为“包夹犯”，这类犯人按照五大队另立的一套评分标准给她们加分减刑。他们在减刑的诱惑下，卑劣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一进五大队，瞿艳艳就被送到一楼禁闭室，折磨了大约四个多月，在这期间，不允许到外面的卫生间上厕所、不许洗澡，每天的大小便只能使用痰盂，并且要让“包夹”的犯人倒。期间，瞿艳艳坐在地上双盘，被包夹犯人拖拽、用鞋底使劲踩手，并狠狠的碾压。
两平米多的禁闭室顶棚的灯二十四小时开着，有一扇加了防护屏的窗户，窗户常年敞开。当时正是上海的冬天，瞿艳艳在禁闭室内冻的手指通红、脚上都是开裂的血口子，晚上冻得根本无法入睡。天气转暖后，蚊虫肆虐，瞿艳艳的脚趾被蜈蚣咬伤，每晚都在噬骨的疼痛中度过。
瞿艳艳每天要被罚站到晚上十点左右，她们以军训活动身体为由强迫瞿艳艳操练，因为拒绝，犯人就把瞿艳艳的手脚固定成一种大字形的姿势，很长时间不放下来。
四个多月后，瞿艳艳被送到楼上的房间，其实和禁闭间的管理基本一样，只是换了一个稍微大点的房间而已。因为拒绝放弃信仰和不写认罪书、保证书等，瞿艳艳遭受了如下的折磨：
（1）监狱规定休息时间里不让睡觉；
（2）不允许在外面卫生间上厕所；
（3）逼迫看造谣，污蔑大法影视；
（4）不许正常洗澡、故意限制水量不让清洗衣服；
（5）不让购买食品等。看似很小的事情，在失去自由的环境里分分秒秒中面对，没有超常的意志是承受不了的，后来得知上海女监整套迫害机制都是向北京监狱学的。
二零一一年的十月末到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日这段时间，在副监狱长李海莲亲自督导下，成立“转化” 瞿艳艳的攻坚组，李海莲、五监区长侯丽琴、负责监房的警察杨蕾，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其它监区的警察，当时她本人介绍说姓王（王新兰：一监区监区长）后来又有人称呼她为张（张红（永）梅：一监区监区长），亲自指挥犯人范晓娟等，对瞿艳艳实施残酷折磨：
（1）剥夺睡眠（熬鹰）。白天罚站、罚坐到晚上十一、二点，晚上躺在床上，警察指使值班的包夹犯高蓓每隔十分钟左右撞醒瞿艳艳一次。期间有几个月的时间，晚上的时候瞿艳艳被叫到警察的值班室以谈话为名聊到凌晨两三点钟。整整一百多天几乎没有睡觉。
（2）罚站、罚坐。犯人们逼瞿艳艳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站到晚上十一至十二点；罚坐：身体笔直的坐在凳子上眼睛都不准眨。
（3）侮辱、谩骂。犯人范晓娟甚至趁瞿艳艳不备将写有李洪志师父名字的纸张放在她的凳子上让她坐在上面。同时不间断的侮辱谩骂，警察规定犯人要不间断的谩骂瞿艳艳，一个累了换另一个。
（4）不准上厕所，即使在室内使用痰盂也不给倒。
（5）只给极其少量的饭菜，让瞿艳艳忍受饥饿的折磨。
（6）威胁、恐吓。警察威胁，如果不写保证书、认罪书等放弃信仰的材料就把她直接送到洗脑班继续折磨不让回家。
瞿艳艳从上海女监回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回忆过去的那段经历，只要回忆，就会感到心脏撕裂般的疼痛，这是没有经历的人无法想象的。
瞿艳艳此前还遭受过迫害。二零零一年十月她被非法拘禁到北京房山区看守所期间，被看守所警察拖出去暴打，然后戴上“后串”的刑具，就是把双手反铐到背后再和双脚铐在一起，无法坐、躺、立、行走，那种痛苦的感觉只能用痛彻心腑来比喻。大约九天后，瞿艳艳被大庆龙凤分局警察马云峰（男）、吕慧（女）及一名男警共三人接回，他们拿着勒索瞿艳艳家人的一万元钱在北京大肆挥霍购物。火车到达哈尔滨车站时，瞿艳艳提前下车，没有和他们一起回家，结果当晚十二点钟左右，十几个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闯入瞿艳艳在哈尔滨的舅舅的家中，连房屋棚顶的柜子都翻了一遍，威胁瞿艳艳的舅舅把她交出来，年近七十岁的老人被吓的几夜不敢睡觉，很多年都沉浸在那一晚恐怖的回忆中。
六、母亲赵荣杰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零年六月八日，瞿延来的母亲赵荣杰依法进京为大法和李洪志师父说句公道话，把“法轮大法好”这五个字写在伞上走进天安门广场，却被警察绑架到前门派出所。被送回大庆后，赵荣杰被非法拘禁在大庆看守所。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日，又被转到林甸看守所，非法拘禁至六月三十日。
期间，赵荣杰遭受殴打和体罚虐待，被戴上脚镣在烈日下曝晒，看守所里充斥的都是对法轮功学员疯狂的打骂声，使人处于极度的阴森恐怖之中。家人被勒索两千八百元人民币，同时赵荣杰被留厂察看一年，每月只发二百二十八元工资，两万多工资被扣发。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赵荣杰去伊春二姐家，姐俩被伊春红旗派出所以信仰法轮功为由绑架，在五马河分局安副局长的亲自授意下，非法拘禁到伊春五马河看守所，十八天后，赵荣杰被转回大庆第一看守所非法拘禁，一直被非法拘禁至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家人被勒索两千元。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晚，赵荣杰在路上行走，突然从路边警车里冲出几个警察将她绑架至龙凤派出所，警长刘德孝及其他几个警察到赵荣杰家里抢劫走了所有的大法书籍及师父法像。赵荣杰被非法劳教三年，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被送回家中。
二零零三年一月，赵荣杰再次去伊春二姐家串门，红旗派出所又以她信仰法轮功为由绑架到五马河看守所非法拘禁九天。
二零零三年，大庆市公安局高科长将赵荣杰绑架到大庆油田总医院检查身体，欲将她送入劳教所，赵荣杰出现抽搐症状，在众目睽睽之下，高科长和胁迫赵荣杰检查身体的女警察逃之夭夭。
二零零六年上海召开八国峰会，石化总厂实业公司保卫科派出两台专车二十四小时昼夜形影不离，非法跟踪赵荣杰三天，影响了她的正常生活；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社区人员白天到家里骚扰，晚上在家门口蹲坑，并无理扣发了两千元工资。
二零一零年，赵荣杰在路上被未出示任何证件的警察以坚持信仰为由绑架到龙凤分局。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日，赵荣杰和女儿瞿艳艳向一位法轮功学员打招呼，被龙凤分局张林等人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以坚持信仰为由绑架，女儿被非法拘禁长达二十天。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福建泉州惠安公安分局的几个警察和便衣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非法侵入赵荣杰的暂住地并非法抄家，抢劫走大法书籍等，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赵荣杰和儿子瞿延来、女儿瞿艳艳非法拘禁到惠安拘留所。赵荣杰被非法拘禁十天，儿子、女儿各被非法拘禁十五天。
二零一四年二月六日，赵荣杰在龙华菜市场被龙凤分局张林非法搜查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在没有任何违法物品的情况下，以坚持信仰为由，被绑架到龙凤分局。
二零一四年底，龙凤分局警察突然通知赵荣杰和瞿艳艳，以修炼法轮功为由将她们的护照作废，非法限制她们出入境。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多，赵荣杰在回家的路上，从警车里突然冲出几个警察，其中一人为龙凤分局五大队姜队长，他们以赵荣杰坚持信仰为由将她绑架到龙凤分局。
七、瞿延来再次被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零七年从上海出狱回到家，瞿延来开始认真学法炼功，仅仅二十天，体重就增加了将近三十斤，以后体重开始平稳缓慢的增加；仅一个月，身体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而且，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加了两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到了十二月底，他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刚回家时头发稀疏），人也彻底的恢复了。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黑龙江省发生了一起中共当局有预谋的群体绑架事件。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诬蔑为“黑帮团伙”，由公安部下达密令，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指使，各地区国保胁从，按名单实施绑架。在大庆、哈尔滨、宾县、延寿等地区，同一天绑架了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仅大庆市有七十余人被绑架，十多人被骚扰，二十多人被非法关押。
当天上午，龙凤区东光分局五、六个便衣警察，非法用开锁大王打开法轮功学员瞿延来的家门进屋。当时，瞿延来坐在电脑桌前，正在聚精会神的看电脑，被警察绑架到龙凤区东光公安分局，私人物品被警察拉走一车。
瞿延来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看守所。因为家人惦记他的身体状况，请律师会见探望，被看守所以“上面”有文件，阻挡律师依法会见权。不法之徒为了达到迫害好人的目的，非法罗织证据，滥用《刑法》三百条，给瞿延来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跨区构陷到让胡路区检察院、让胡路区法院。
构陷瞿延来的所谓“案子”于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被退回公安局补侦，后被非法起诉到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对瞿延来、安显萍非法开庭，地点在法院三楼小庭审屋，就是庭审吕观茹的房间，旁听席上只能坐九人。安显萍家人有五人、瞿延来家人有一人。
瞿延来、安显萍都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瞿延来的律师来自呼兰，安显萍的律师是山东的。审判长是张新悦，公诉人是封光、丁宁。
在庭审过程中，律师都作了无罪辩护，他俩本人也不承认自己有罪，当瞿延来说：“我无罪，法轮功不是邪教，十四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审判长张欣乐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再说，剥夺瞿延来的陈述权。庭审十二点钟开始，一个多小时结束。
二零一九年八月，瞿延来被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款。瞿延来不服一审判决，聘请律师依法上诉大庆市中级法院。中院没有秉公依法办案，不纠正一审法院渎职失职的错误判决。
大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被绑架法轮功学员中，十七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刑：关兴涛八年、吴艳华七年半、都业成七年、吕观茹七年、瞿延来五年、刘恩权四年、任玉红四年、陈丽萍四年、王居艳四年、孟庆英四年、刘恩喜四年、丁丽华三年半、李明秀三年、金庙庆三年、安显苹三年、黎炳英一年、高国庆一年。
在长期面对 “610”、公、检、法等部门人员的过程中，瞿延来的父亲瞿文才曾向执法人员咨询：炼法轮功到底违犯了哪条法律？以哪条法律来量刑？多数回答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老人也与律师探讨过，律师说：“法轮功属于信仰问题，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修炼法轮功不违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现在国家立法机构和权力部门根本没有把法轮功定为×教（而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只是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称法轮功为‘×教’，江泽民的讲话不具有法律效力。”
瞿文才老人二零一五年在对元凶江泽民的控告中说：“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十六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家人坚持信仰，在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十二个年头，一家四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