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第九章：经济篇）
第九章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上）、（下）
目录
引言
1.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1）变相的社会主义
（2）高税收的现状
（3）高福利的现状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蚀道德、加剧贫富阶层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众变成票仓
2）西方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1）国家干预的现状
（2）国家干预的后果与实质
3）社会主义经济将导向共产极权
2.中共模式──社会主义怪胎经济
1）共产邪灵没有放松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2）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3）畸形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
3.社会主义把欠发达国家带入死胡同
1）前东欧国家共产经济阴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败的社会主义经济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2）计划经济是注定失败的全能型权力经济
5. 马克思主义“剥削论”是颠倒善恶煽动仇恨的谬论
6. 绝对平均主义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2）推广经济平权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
3）工会是共产邪灵安插进自由社会的钉子
7. “共产主义理想”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
结语：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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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鼓吹以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共产主义公有制狂潮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家。
1990年前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许多东欧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休克疗法”，回归市场经济。一些本来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信奉社会主义搞国有化的国家，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后，也不得不开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共产邪灵在全球攻城掠地，为的就是要统治世界。这些国家一个个地抛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不是证明共产邪灵失败了呢？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共产邪灵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最终目的而毫无原则，变化多端﹔它的“原则”随着需要任意变动，对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达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仔细剖析当今世界的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实质，人们不能不惊讶发现，共产邪灵的魔爪早已伸进了经济的每个角落。在各种空幻的美好愿景下、在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国的经济正在一步步脱离自由经济的轨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于共产邪灵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实面目，思考并制定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1.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对人而言，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对社会而言，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为达到此目的，共产邪灵在共产国家采用了暴力和屠杀的方式。而在自由社会里，暴力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市场，因此共产邪灵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形式，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渗透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并不那么容易辨别。
目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叫的名字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积极干预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感到这里更像共产主义。
（1）变相的社会主义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财产强制拿到国家手里，由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富再分配，其实质是变相、渐进式废除私有财产。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2）高税收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2]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5个市场经济体中，有27个国家的劳工收入税率超过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现在欧洲。[3]同时，在欧洲吃饭或购物时还要付增值税，这部分由消费者承担，有的国家的增值税高达20%左右。如果加上企业税和其他杂税，整体税率将会更高。
另有研究显示，在1900年前后，有20个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税率是10%，日本和纽西兰是5%。而到1950年，这20个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超过60%，之后缓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税收不只是针对富人，被直接或变相惩罚的也包括穷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办法通过商业和各种方式合理避税，而穷人在增加收入时，可能面临失去一些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甚至出现越劳动纳税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现状
自1941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张建立“福利国家”，规划“惠及所有国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高福利制度已经扩展为覆盖了失业、医疗、养老、工伤、住房、教育、孩子养育等诸多方面的体系，远远超出传统慈善的临时性贫困救急范围。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13年美国有一亿多人口（占总人口的1/3）领取各种福利（不包括社会安全保险和联邦医疗保险），平均每人领取相当于9000美元的补助。[5]按照美国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贫困线人口占12.7%。但是美国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可能会令许多人吃惊：根据政府调查，贫困家庭中96%的父母说孩子从来没有挨过饿﹔49.5%的家庭住在独栋房屋里，另有40%的家庭住在连排屋里，住在移动房屋的家庭只占9%﹔80%的家里有空调﹔40%的家庭有宽屏幕液晶电视﹔3/4的家庭有车。[6]这种人为划分出的庞大数量的“贫困人口”为进一步扩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借口。
美国在国际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政府福利低于平均值。大多数北欧和西欧人享受的政府福利远远高于美国。比如丹麦“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包括免费医疗保健、免费大学教育和大笔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样享有﹔在希腊出现经济危机之前，希腊人享受着高福利，一年领14个月工资，61岁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资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长550天的连续带薪病假等等。
从传统临时性贫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这实际是邪灵渐进实现共产主义经济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蚀道德、加剧贫富阶层矛盾
从经济角度来讲，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把一些人的钱拿来给另一些人花费。可是由于中间通过政府作为财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劳而获”行为的道德压力。在这方面，高福利制度对道德观念的腐蚀在北欧表现得尤为明显。
瑞典学者尼玛?山楠达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清楚揭示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领取你不应该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而2005年和2008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获取自己不应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们努力工作得到的回报甚少，福利政策奖励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异。在福利制度下长大的几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辈的那种靠自己奋斗、独立、负责任、勤奋的精神，把“享有福利”当作了一种权利，甚至当作了一项“人权”，养成了依靠政府的习惯，甚至反过来要挟政府。观念改变了，要想再回头几乎都不可能了。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手法，让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渐腐蚀着社会道德。
不仅如此，高福利制度还剥夺了传统慈善中施舍者行善的权利，也剥夺了受惠者感恩的机会。
传统社会中救助贫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为：或者是个人出于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帮助的人，或者是个人捐赠到慈善组织（比如教会）然后通过慈善组织救助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和受赠者都是明确的。受赠者本来没有权力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当他获得了救助时，会对于捐赠者怀有感恩之情。这种感恩可能会表现为从此以后通过进取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这是捐赠者的心愿﹔也可能将来处境改变之后反过来以同样的善行回馈社会，自己成为捐赠者或者采用某种方式报答捐赠者。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观察到，传统的德行，即个人慈善行为中，施舍和感恩这一对美德在社会中互相促进，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成长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时，这样一种双向的情感关系，能够缓解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因为个人慈善让两个阶层中具体的个体，通过情感和利益联系在了一起。[8]
当代高福利制度则切断了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捐赠者”是被强迫征税，并非出于善心施舍，实际上被剥夺了施舍行善的权利﹔另一方面受赠者不知道谁是施舍者（国家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舍者是纳税人），因此他也就没有了感恩报恩之心。
此外，托克维尔指出，福利制度加剧了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富人被强制征收了部分的财富，却无法面对面见到被救助对象而心生同情。相反，他们只会对穷人这个阶层产生怨恨和轻蔑，将这一类人视为“贪婪的陌生人”。与此同时，穷人也会心生不满，因为这些物质上的救助被视作理所当然而且不能够让人满足。“一个阶级会带着惧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个阶级则沮丧、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斗争，正是共产邪灵通过高福利经济毁人的另一手段。这种矛盾在希腊经济危机爆发后表现得极为明显，不过不是在最穷和最富者之间，而是在大多数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在希腊，人们不愿承受高税收的负担，全民逃税严重。《经济学人》刊文说，希腊官员称逃税为希腊的“全民运动”。[10]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富人的逃税尤其扎眼。希腊政府为不得罪选民，长期通过举债弥补税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维持和欧盟其他成员国同样水准的高福利。危机爆发后，一旦政府要缩减福利，被高福利宠惯的民众的不满大规模爆发，民众把矛头指向富人，要求对富人多征税。到底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该为经济危机负责？这是个令政府头疼的问题。但不论怎样，邪灵败坏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斗的目的达到了。
福利制度助长了“不劳而获”的观念，这会削弱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反过来也会造成对经济的伤害。
海拉等三位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做了经验性的动态分析后指出，数据证实了福利国家确实会削弱社会的积极进取的动力，而这种效果只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能够真正显现出来。三位学者的结论是：福利国家摧毁了自己的经济基础。[11]
（5）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2012年，《纽约时报》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为题，讲述了一个当代美国福利制度给穷困家庭带来的心酸故事。
许多穷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移动房屋里。这些父母让孩子们从识字班里退出来──他们担心一旦孩子们学会了阅读，他们就不再有资格获得每个月的文盲补助。这些穷困家庭每个月可以从“补助安全计划”中获得一张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岁为止。[12]这就造成为了眼前的补助而放弃孩子教育的现象。
大约四十年前，这个救助计划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现在超过55%的受救助的所谓“残障孩子”属于模糊而无法清楚界定的“智力迟缓者”，全美有120万这样的孩子，每年需要纳税人90亿美元的救助。[13]
在这里，福利政策和人性恶的一面互相激励。这当然并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却间接帮助魔鬼达到了其毁人的目的。
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福利制度无法分辨受助对象的真实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贫困是因其自身的恶习，还是由于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无法有效帮助真正亟需帮助的人。[14]
从经济角度来说，滥用福利会造成财政上的额外负担，但是对于这些穷孩子来说，福利制度带来更大的悲剧。2009年的研究显示这些穷孩子到18岁以后2/3都转为成年的残障计划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摆脱贫困的处境。[15]
这个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残障”定义不断扩展，是当代福利制度为迎合选民不断扩张的一种表现﹔福利制度的“负面激励”导致滥用福利，造成社会道德衰退并引发经济问题，则是邪灵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手段，但不应当成为常态。福利对于因意外原因遭到负面冲击的人（比如意外工伤、疾病、自然灾难等）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以美国为例，截至2014年，从约翰逊总统开始的“针对贫困的战争”在五十年中花费了纳税人2.2万亿美元。[16]但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国的贫困率过去近四十年基本维持稳定：贫困率并未通过救助降低。[17]
美国经济学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贫困文化”，和“贫困文化”互为因果。后者包括贫困、福利依赖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业、堕胎等。尼更森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会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贫困人口会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会增加2.1%，而堕胎次数、暴力犯罪也都会相应增加。[18]这证实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对福利的依赖性，减少人的责任感。
贫困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体。经济学家威廉斯（Walter E.Williams）追溯美国黑人贫困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当代高达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单亲妈妈家庭，成为推高黑人贫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恶为虐，让未婚生育的妈妈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们可以从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贴、住房补贴、食物券等补助。福利成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贫困。[19]
尽管福利水准不断提高，三十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财富流向最富裕的阶层，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越是这样，左派越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借口要推动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陷入恶性循环。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众变成票仓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常常以“帮助穷人”、“社会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实际上，他们本人并不是福利的施舍者，他们的做法只不过是把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财产挪给穷人。然而当福利制度混淆了施舍者和受赠者的关系之后，这些福利政策的主张和制定者却引导福利受益者将感恩和报答的对象指向自己，让他们用选票作为回报。利用高福利承诺来把大众变为自己的票仓，这种现像在美国和欧洲都广泛存在。
2）西方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1）国家干预的现状
从目前现状看，自由社会的政府也已经深深介入了经济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来越卷入财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深受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影响，用金融和财政政策调控经济。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国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机与自然灾害之时，或在某个特别时期特别情况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无可厚非。但凯恩斯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思潮、“时尚”，各国政府争相奉行实施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
随着政府全面介入经济运转，其一举一动对市场造成巨大影响，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规直接决定企业或行业的成败，以至于大量企业、个人投资者要仰赖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从通常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变成了经济活动的指导者和参与者，从裁判变成了集球员和裁判于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成为资本和市场运行的主要指挥者和调控者，成为私有经济主体的替代者。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高福利政策让很多政府背负巨额债务。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资料，有近半国家债务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还有的国家甚至超过200%。[20]庞大的财政赤字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发表大量论文研究国家干预及其效应，他发现几乎所有经济方面的干预都出现了负效应。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如此之大，以至于达到了经济学家所称的“负边际回报”。[21]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看到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在越来越积极地干预经济，政府干预能力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2）国家干预的后果与实质
国家权力大量涉入经济领域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后果：
第一，政府权力、角色和规模膨胀。官员们会越来越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干预经济，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进行更积极的干预。哪怕是应对危机，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机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续。
第二，人们对政府权力更加依赖。当人们出现问题或无法在自由市场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以满足自己的要求。
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政府权力越滚越大，私营企业和市场自主空间越来越小。产生依赖感并通过政客得到好处的人会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财富，甚至制定法规，强制执行。
在西方，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会向左边推移。有些本来就是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流派的，有些本来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渗透劫持，也变成了左派的同盟军。各种势力合流在一起，推动政府用各种方式干预经济、干预私营公司运作，蚕食着人类正常的经济生活。很多社会运动看似是民间自发行为，其实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操控因素。
人们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经越来越经常地因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权力干预市场，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预固定化。这无疑是在剥夺市场经济中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国家意志强加在市场上。这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形成政府对经济的集权，把市场经济转变为权力经济，把市场变成权力的附庸。长此下去，公共权力将全面控制经济和民生，用经济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权，奴役公民和全社会。
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经济决策，在渐进的过程中慢慢走向极端，共产邪灵就这样把人类一步步引向共产主义。
3）社会主义经济将导向共产极权
高税收、高福利、大量国家干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计划经济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和权力的方式左右经济，背后的思想是把政府当全能者看待，让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过目前西方的国家干预还有民间自由力量的制约、有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补充，所以表现不像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那么极端。
著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国家操控、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计划事实上都必然干涉市场，也都必然导致极权政体的产生，而这与民主不民主毫无关系。他认为，现在欧美的“社会主义”虽然与之前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同，主要意指通过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形式将和前者一样导致“奴役”的后果，只是更慢、更间接和更不完全。[22]
本书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必然阶段。正如一趟列车，中间站的停留并不会影响它驶向终点。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就是共产邪灵，它是一定会继续往前走的。人类社会在经济与其他方面一旦背弃传统、接受了共产邪灵的“价值观”，走上邪路，就不需要过分关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变，早晚会达到那条路的终点。
这条背离传统的路的终点并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人类的毁灭。事实上，魔鬼并不关心“天堂”是否会实现，它们也知道那是一套骗人的谎言﹔只要能毁灭人类，魔鬼便心满意足了。
2.中共模式──社会主义怪胎经济
中共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穷苦之后，不得不搞所谓的改革开放，也搞起了所谓的“市场经济”。很多人以为中共在搞资本主义，其实不然。
1）共产邪灵没有放松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中共不得已地对经济部分松绑，部分引入市场机制、允许一定的私营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魔鬼放松了控制。相反，这只是邪灵利用来维持自身生存与欺骗世界的手段。
中共经济模式完全是一个怪胎，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畸形结合。在经济层面虽然有部分是私营企业，但中共从来没有许诺给民众永久的私有财产，因此，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从根本上仍然是国家占有，是公有制经济。同时，中共利用国家权力，高度控制一切经济运行，仍然存在庞大的国家计划，属于权力经济。市场只是被国家利用来推动经济的一种手段，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也不存在与市场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和法治精神，汇率不能自由调整、财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运作。中共为了刺激出口而对企业实行政府补贴和出口退税，旨在用低价打败竞争者，扰乱了正常的世界贸易秩序。一切经济活动必须符合政治需要，企业、个人的经济自由与经济资源是政治的附属物，可以出于政治理由被随时剥夺。正是看到了这些原因，欧美市场经济国家长期一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西方政府很多人曾天真地认为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带来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幸的是，中共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养肥了社会主义的肌体，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死死抱住共产主义魔鬼不放。中共有了更多的钱，对民众实行了更残酷的打压与迫害。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发动了对一亿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场针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无硝烟的另类战争一直持续到现在。2013年，中共投入镇压百姓的所谓“维稳费”已经超过7,000亿人民币。
2）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GDP增长，让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让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学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称赞极权体制的高效性。其实，中共经济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其经济增长的原因一方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问题，另一方面则凸显了不道德的权力经济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跟以下几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对公有制经济的松绑、对完全中央计划经济的抛弃、私有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复兴，让中国经济获得了强大的驱动力。中国人勤劳、聪明，但被共产党几十年束缚了手脚，都弄得穷怕了，想要挣钱的愿望一旦释放出来，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资金与技术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原有的公有制体制积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开发的土地、劳力与市场，相当于未标价的黄金。后者可以说是干柴，前者是油和火，两者结合，就燃起了中国经济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为中共极权统治，这把火本该烧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国经济早就发展起来了。
流入中国的西方资金规模之大，是外界难以想像的。据统计，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亿美元。[23]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高达16,423亿美元。[24]
第三，西方国家还给予中共特别优惠的贸易地位与广阔的市场。2000年5月，美国决定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市场对中国打开了大门。
第四，中共经济发展采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过血汗工厂，拼命压榨工人、农民，血腥强拆、一切只为经济增长开路，不顾环境污染与长期危害，在短期内占尽成本与速度优势。
中共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与市场、有利的贸易条件、国内的廉价劳力与低成本，每年赚取大量的外汇。美中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一年800多亿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亿美元。
最后，中共作为世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最大限度地占便宜，赚取巨额外汇，以国家战略的模式来盗取知识产权，以图科技上弯道超车，用尽投机取巧的手段，造成“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也是对正常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
根据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报告，中国每年假冒商品、盗版软体和盗窃商业秘密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达2,250至6,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中国广泛存在的专利侵权。报告称，在过去三年里美国的知识产权被盗窃损失了1.2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是中国造成的。[25][26]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2015年11月份的报告显示，每年电脑骇客造成的经济间谍损失有4,000亿美元，90%来自中国。[27]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是因为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松绑，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输血、财富大挪移和中共的不道德经济行为造成的。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不意味着中国走的是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西方有时把中共的这种不道德共产极权经济模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在为中共贴金。在中共极权之下，经济只是政治的婢女，市场经济的表象只是其耍弄世界的花招而已。
中共的经济模式给了世界一个假象：动用国家力量可以快速发展经济，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经济竞争中获胜，因此让各个国家竞相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积极干预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经济模式当成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视其造成的人权灾难与道德堕落的后果，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大错特错。
3）畸形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
中共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可怕的道德危机。共产邪灵就是要让中国在展现经济实力的同时，道德全面堕落下去，用经济来败坏道德，用经济来掩盖道德败坏，让人们在洋洋自得享受经济利益时，不知不觉走到毁灭的边缘。
时下的中国，假冒伪劣有毒食品泛滥成灾，黄毒赌黑肆意横行，贪污腐败卖淫嫖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诚信危机、贫富差距、官匪一家、社会冲突、司法不公、见死不救……权力经济下的腐败已经无以复加，权钱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小官大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贪，几十亿几百亿地侵吞国有资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样腐败和道德堕落。
2011年10月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更是震惊了全中国与全世界。2岁女童王悦（乳名“小悦悦”）被一辆客货车撞倒，司机不仅没有施救，还继续开车碾压离去，后面的车辆继续碾压，前后有18名路人经过现场，没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终因未及时施救而死亡。有国际媒体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表明这个社会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丧失道德的经济发展，是混乱的、不可持续的、灾难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经济造成了生态危机，加剧了社会冲突﹔没有诚信的社会大大推高了经济成本，当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拖垮经济﹔不道德的国际竞争也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开始为此买单，进入收缩期。中国的经济是魔鬼暂时营造的海市蜃楼，中国只能被称为“强大”的弱国。经济上急功近利制造的表面繁荣，就如沙滩上的大厦，随时可能因为道德的全面沦陷与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而毁于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现有经济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未来，因为共产邪灵本来也不在乎，也不会让中国的经济真正健康发展，毁灭才是其真正目的。
3.社会主义把欠发达国家带入死胡同
1）前东欧国家共产经济阴魂不散
当今世界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搞隐形的社会主义、中共继续搞社会主义的怪胎经济，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对共产主义罪恶没有彻底清算，导致共产阴魂不散，人们的心中始终还装着共产主义。这又会反映到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仍然保留了相当大比重的国有企业与高福利，还有高度的国家经济干预。东欧国家转型时期经济陷入危机，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又都给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死灰复燃制造机会，左翼政党变得相当活跃。怀念昔日的共产主义的情绪弥漫在前东欧共产国家里，[28]可以说是共产经济的阴魂。
2）第三世界失败的社会主义经济
而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上世纪60年代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宣称奉行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留下了一个个烂摊子。最近的例子还包括委内瑞拉和辛巴威。
委内瑞拉曾经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现在这个国家却是经济萎靡、饥荒肆虐、犯罪猖獗，绝望的气息到处蔓延。辛巴威也曾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今天却陷入了彻底的灾难，通货膨胀达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
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把一个富庶的国家坑破产
委内瑞拉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曾是拉丁美洲增长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有这个地区最高的人均GDP。[29]该国当时相对自由的经济及能吸引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熟练工人的移民制度，加上对产权的保护，使它从1940~1970年间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30]
1999年新总统上台后，推行社会主义，搞国有化运动，最终把委内瑞拉的经济搞垮了。该总统曾公开宣称要搞“21世纪社会主义”。[31]
搞社会主义就是对许多私营企业进行征用或国有化，包括石油、农业、金融、重工业、钢铁、电信、能源、交通运输和旅游业，这一进程在该总统2007年再次当选后尤为突出。政府在2007至2012年间征用了1147家俬营企业，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生产性部门关闭了，取代它们的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投资者也被吓跑了。国家征收私营企业破坏了生产部门，从而导致委内瑞拉更加依赖进口。加上一系列政府干预，包括外汇管制和价格管制，最后遇到油价下跌，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把这幕惨剧归因为石油危机，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按照世界银行数据，七个其他国家比委内瑞拉更依赖石油，这七个国家在2013~2017年都出现了经济成长。[32]
问题的根本出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上：委内瑞拉的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的十条要求。[33]委内瑞拉的悲惨景象，是共产邪灵造成的经济祸害。
辛巴威：从“非洲的面包篮”到大饥荒
辛巴威于1980年正式独立后，选择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要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该国首任总统年轻时，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他的游击队曾受毛泽东思想指导，并获得中共政府的无条件援助，因此与中共关系密切。与其他宣称奉行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不同，它并未马上实行国有化。
2000年开始土地改革后，辛巴威的经济开始陷入困境。根据辛巴威的土地改革，白人的农场被重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本国黑人和政治关系良好的人，这项计划导致辛巴威的生产急剧下滑。辛巴威中央银行试图加印钞票以摆脱危机，恶性通货膨胀从此生根。
辛巴威央行的数据显示，2008年6月该国的年度通货膨胀达到2.31亿%。2008年11月中期，这一数字达到顶峰，几乎突破800亿%，官方甚至放弃了月度统计数据。一年后，辛巴威元对美元的汇率高达35千万亿:1，辛巴威被迫放弃使用本国货币。[34]
共产邪灵在这个世界肆虐，人们在不同的国家都可以看到其带来的现实的与潜在的危险。它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问题正在显现，在发展中国家已经造成惨痛的现实。人们必须切记：不管魔鬼是否在经济上带给人一时的舒适与满足，它的本性不会改变──它一定要把人引向道德的堕落和生命的深渊。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赋予人智慧和体力，也给了人通过付出劳动得到正当物质回报的生活状态，让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这些权利自然也包含对财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这就是要实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违背天理、违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3]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三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辆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它们，不过其中一辆归厂长用、一辆归党委书记用、一辆归秘密警察用。”
同一个访问者又来到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厂，问工人同样的问题。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国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上的那些汽车呢？”
工人答：“噢，那些车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展示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带来的结果。在公有制下，各种资源被国家占有，劳动成果也被国家占有，因此，没有任何激励机制鼓励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也没有个人财富所有权带来的负责精神。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在实践中，必定是由特定个人和阶层所有，最终形成特权人物与特权阶层。
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产动力与活力，必然导致士气低落、效率低下、过度浪费与生产倒退。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到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再到柬埔寨、朝鲜，公有制带来的是饿殍遍地，千百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
私有制符合人劳动求生的天性，如同顺水推舟；公有制违背这种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恶，私有制有助于发扬人性中的“善”，促进人的勤劳和节俭，公有制则放大人性中的“恶”，加剧人的妒嫉和懒惰。
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文明的增长依赖于重视私有财产的社会传统，这项传统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扩展秩序。现代文明及其所有习俗和传统会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发秩序，所以一切试图控制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系统的根本性行动（如社会主义）都存在致命的自负，注定会失败。[4]
如果说私有制与自由不可分割，那么公有制就与强制和极权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资源收归国有，等于剥夺了百姓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国家的附庸、奴隶。任何人都必须听党的指挥，任何与政权不一致的思想与声音都可以通过经济惩罚轻易扼杀，人们没有任何办法抵御国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废除财产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极权，它是共产魔鬼套紧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由此，人们彻底丧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产政权的邪恶道德标准行事。
有人说，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就打开了灾难的大门。诚哉斯言。
2）计划经济是注定失败的全能型权力经济
在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下，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源配置以及产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强制性指令性计划来进行，这与正常的企业计划或个人计划截然不同。
计划经济有着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汇集庞大的数据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产安排。而对一个国家，尤其是现代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相关信息的数量是一个无法想像的天文数字。如前苏联物价局要制定2400万种商品的定价。[5]对这么庞大的信息的计算是不现实的，而社会与人本身的复杂性、变动性并不能通过统一的计划经济来解决。[6]即使采用现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处理这些天量信息，也面临无法把人类思想活动纳入输入变量、无法获得完备输入变量的困境。
经济学家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著名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指出，由于没有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因此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7]
其次，计划经济是国家通过权力来控制经济运行、靠权力来掌握各种经济资源并决定如何运用这些资源，计划过程中必然要求一个绝对的权力来发号施令，所有环节都充满强制的因素，是一种权力经济。权力经济必然要首先满足政府的需要、满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当生产不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时，国家权力必定要践踏与扭曲经济运行，从而造成各种经济问题。计划经济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权力扭曲经济运作，注定要失败。
计划经济和政治高压是无法分割的一体。正因为国家计划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发生问题时，也必然面临来自民众和政府内部的质疑。掌权者会因此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政治高压”和“政治清洗”就变成了必然的结果。毛无视经济规律，强行计划出了个“大跃进”，结果导致三年大饥荒，使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这成为他后来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动因。
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恶果在中国国企现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年来，大量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由于其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吸血，被称为“僵尸企业”。据报导，中国有15万家国有企业，除了石油、电信等国有垄断企业，其它国有企业的盈利微乎其微，亏损严重。截至2015年末，它们的总资产占据GDP的176%，总债务占据GDP的127%，而盈利只占GDP的3.4%。有经济学家认为，僵尸国企绑架了中国经济。[8]
与此同时，计划经济完全剥夺了经济人的自由，由国家替他们进行强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质是把所有人都变成奴隶与机器，由共产邪灵掌控他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关进了无形的监狱，强行取缔神给人的自由意志，改变神给人做的人生安排。这是共产邪灵经济反神反天理的体现。
5. 马克思主义“剥削论”是颠倒善恶煽动仇恨的谬论
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如果某公司的老板今年投资1000万美元，公司出售产品收入1100万美元，那么这100万美元的利润都是由公司的员工创造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不创造价值（公司的店面、货物等生产资料也是由资本转换而来），它只转化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而公司员工创造的价值（1100万美元）高于公司的成本（包括员工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多出来的利润100万美元，就是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被老板无偿占有了。
马克思于是宣称，自己找到了资本家赚钱的“秘密”，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原罪──剥削。资本家投资办厂、开公司当然要赚取利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剥削无产阶级。剥削这种原罪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它属于整个资产阶级。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要消除这种剥削的罪恶，必须摧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把所有资本家的财产全部充公，建立一个公有制社会，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荒谬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也就是占有资本的资产阶级和不占有资本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从古至今，各个阶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个阶层之间的互相流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代一个“无产阶级”，只要买股票拥有某公司的部分股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如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这样随意转化，这种划分除了挑起斗争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方面，它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理论”，欺骗人们用它编造的标准来替代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是非善恶：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来衡量，而是用是否占有资本来衡量。只要是资产阶级就有罪，因为他通过资本剥削了无产阶级（工人）。因为无产阶级属于被压迫的、被剥削的，因此他们天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无论他们如何对待资本家都可以趾高气扬。这实质是把拥有财富变成了罪名、把抢劫财富变成了正义、把暴力抢劫合法化，这完全是颠倒是非善恶，煽动人去作恶。共产党在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一路抢地主土地、抢资本家工厂，甚至不惜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灭绝人性，最后抢劫全民财富，大搞国家恐怖主义，就是这种理论指导下造成的。而传统的道德规范、信仰、圣人贤达，则都被打上“剥削阶级”的黑印，变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对象。
马克思的理论在经济学界与哲学界都受到广泛批评。[9]这里仅举数例说明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荒谬。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价值，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谬论。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它的固有客观属性，很多时候是人类根据需求和供给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经研究过价值的来源问题。与马克思片面的价值一元论不同，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参与创造价值的有多种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投资风险等等。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的生产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整个生产链都不可或缺，他们也都对创造“剩余价值”作出了贡献。
举例来说，假如某资本家打算投资100万美元雇用两个工程师设计制造某款新玩具，同时又雇用了一个市场开发人员推广这款玩具。两年后玩具广受欢迎，资本家大赚5000万美元利润。是这两个工程师和市场开发人员投入了特别多的劳动时间，创造了这5000万美元的所谓剩余价值吗？显然不是。这款玩具能够成功赚得千万利润是因为玩具的创意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资本家的市场眼光、组织管理能力、冒险的勇气等等也都构成了这款玩具的价值来源。如果我们假设这款玩具的创意是来自于其中一个工程师，那么5000万美元利润是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程师的创意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吗？也不是。因为这个工程师如果认为他的创意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价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场中这种竞争最终会达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润的公司。此外资本回报具有滞后性（两年之内资本家必须节省花费，不能消费这笔钱），也属于投资者的付出，得到额外回报也是正常的，这和出借钱会得到利息是一个道理。
参与决定商品价值的还有很多“偶然”因素，这种“偶然”因素只有在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参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某些情况下，价值的产生和消失可以完全与所谓的社会劳动无关。今天价值千万美元的一颗钻石，在五千年前因为没有社会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从祖父那里继承的一块荒地，可能因为附近兴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发现了稀土矿藏而突然增值百倍。这里价值的增加并没有包含任何人的劳动。这种飞来的巨额财富有时也被称作Fortune（财富），包含了传统东西方文化中认为财富是神给予人的恩赐这样的正统理念。
为了论证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马克思炮制了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论，把人们通过正常经营致富的经济活动变成了负面的不道德行为，把恨灌注其中，煽动人去打碎现有的一切经济秩序与经济制度。
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其实是利益共同体，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你活我也活的关系，马克思刻意把他们之间的矛盾绝对化、极端化、无限夸大化，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其实，资本家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工人当中也是如此。经济活动中，真正应该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坏、伤害正常经济运作的人，评判的依据应该是其道德品质与行为，而不是财富地位。
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与地位。工人可以通过财富积累成为投资者，投资者也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变成无产者，社会就是在不断变动着，如同江河里的浪涛一样流动。劳工与投资者在现代社会的角色经常互换，或同时兼具两种角色。他们把共同创造的利润投入生产，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社会财富，造福广大民众。就连美国工会运动的创始人都说：“对于劳工能犯下的最坏罪行就是没有利润的公司。” [10]
“剩余价值论”这个荒唐的理论，把土地所有者、资本家的正常经营活动贴上了“剥削”的标签，煽动起无数仇恨和斗争，吞噬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6. 绝对平均主义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共产主义宣扬结果均等的“绝对平均主义”，一方面显得非常冠冕堂皇，让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则是勾起人的恨与妒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上，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富有、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轻松、条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应该有，你能得到的我也应该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体现在至少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发生在人们尚未处于“平均”状态的时候，挑起人对自己经济地位的不满是魔鬼煽动仇恨的灵丹。它激发人的非分之想，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过不正当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极端情况下毁坏他人财物，用不法手段谋财害命，最恶的则是发动暴力革命。
马克思为了挑起人的不满，把社会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在农村是地主和农民，在城市是资本家和工人，让人们出于妒嫉而去仇恨对立的一方，让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农民穷，怎么办？抢！地主凭什么富，要富大家一样富。于是，中共号召农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强抢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杀掉，还要斩草除根。共产党首先煽动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来闹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11] 接着强迫所有农民都起来与地主进行阶级斗争，数百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二是主要发生在基本处于“平均”状态的群体里。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谁出头就打击谁，做多做少一样，做与不做都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一样，然而人的个性、智力、体力、道德水准、职业、分工、教育、生活环境、吃苦耐劳的程度、创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样，对社会的付出也不一样，怎么能够追求结果一样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产主义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国古人说：“天道酬勤”，上天会按照每个人付出的努力，给予相应的酬劳。绝对平等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绝对平均主义之下，做好做坏一个样，勤劳懒惰一个样。懒人变相受到照顾，勤劳有能力的人被变相惩罚，甚至被怨恨和仇视，每个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齐，形成“经济向下拉齐”的畸形现象。这实际是要每个人都变懒，都等着别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车占便宜，或者不劳而获，或者去拿别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没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齐”的现象。
驱动“绝对平均主义”的恨和妒嫉是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毒根。人性中善恶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说，东方文化讲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现为善良、能吃苦、能为别人着想；魔性表现为自私、懒惰、妒嫉、恶毒、强取豪夺、挑拨是非、煽动造谣、仇恨、发狂、淫荡、暴虐、草菅人命、不劳而获等等。共产经济故意激发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贪婪、怠惰等恶的因素，让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抛弃千百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来，把人性中最坏的东西激发出来，成为共产革命的原始驱动力。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道德是人类繁荣的基础。对那些普遍道德规范的遵守，“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如果它们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就会在瞬间崩溃。”[12]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德洛认为，经济繁荣与道德并肩而存。只有人们在经济中按照道德原则行事，自由市场与经济才能良好运转。他写道：“如果我们能坚持遵循被我称之为‘首要原则’的信条，那些成为美国立国之本的道德与价值观……这个国家的发展将永无止境。”[13]
绝对平均主义在世界各国带来的恶果并不令人意外。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是通过国家政权来抢夺属于他人的私有财产，一方面强化了魔鬼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恶感，强化了他们无偿占有带来的洋洋自得的满足感，这正是魔鬼诱惑人的地方。
2）推广经济平权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
在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影响下，西方社会轰轰烈烈呼唤“社会公正”，出现“最低工资制”、“纠偏行动”、“同工同酬”等诉求。这些诉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结果的平等，背后隐藏着共产邪灵因素，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魔鬼的陷阱。
这些诉求的鼓动者背后的魔鬼其实并不关心那些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这些运动煽动不满。如果做成了就得寸进尺，提出新的平权诉求，永远没有尽头。如果没做成，就把它当成公共舆论战，继续煽动不满，加强人们的平权观念，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由于邪灵煽动不满是在多个领域、以多种方式同时进行的，一旦这些不满发生共振，同时爆发，就将为更大的社会动荡和革命作好准备。背后的操纵者总是能够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势的一部分，然后要求经济上的平等，这个过程可以一直重复下去，不达到“绝对平均”绝不罢休。那些所谓“社会公正”的诉求，成为邪灵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西方自由国家在共产邪灵的操纵下被共产主义蚕食，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实践中，那些具体措施往往又事与愿违，本要保护的对象反而遭到歧视和打击。比如最低工资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权利，但却导致很多工厂考虑成本太高而不再雇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业。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不断积累攀升的过程。如果一味强调最低工资，事实上是剥夺了人们通过低工资低技能工作的训练走向报酬更高的职位的机会。工资水准一刀切既违背经济规律，也导致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
再如经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为借口，要求社会改革。他们援引统计数字，声称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资低于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资，而女性的平均工资也低于男性的平均工资，这种收入差异是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结果。事实上，这种笼统的比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个类别中比较，结果会完全不同。有学者研究发现，男女双方教育水准都是大学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类白人家庭高。[14]只不过这样的黑人家庭比例较小，所以会看到总体平均工资的种族差别。这种同类比较本来是常识，但是当共产邪灵在背后煽动斗争的时候，人们却表现出选择性的失明。
邪灵并不关心弱势群体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号把人类带上共产之路和毁灭之途。
3）工会是共产邪灵安插进自由社会的钉子
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如今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会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来自称帮助工人阶级“谋福利”的工会，为何反而成了损害工人利益的罪魁？这一点我们从工会的历史和“使命”发展演变来看就很清楚。
工会起初是由无技术和低技术劳工自发成立的组织，与资方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帮助调节、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共产邪灵则把工会作为推行共产主义运动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论述工会问题时很明确地提出：“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15]
列宁认为，建立工会和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方法，“工会将成为党的支柱和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宁还提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立起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他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16]
在19世纪中后期，共产主义和左翼势力利用工会煽动工人大规模罢工，有时提出苛刻要求，甚至采用暴力手段，捣毁机器、厂房等，成为共产主义运动打击资本主义的利器、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共产邪灵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才能从乱中取利，混水摸鱼。
1905年10月，俄国工人举行全俄政治大罢工，参加人数达170多万，使全国经济陷入瘫痪。在此期间，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更激进的工会组织，被列宁称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将成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说，1917年十月政变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起源于工会组织。[17]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也被共产邪灵广泛渗透和利用。工人与资本家本是共生关系，共产邪灵则要拚命挑起、扩大、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工会。工会把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上升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强化固化这种对立关系，并以此为自身的存在制造合法性。为此，不断煽动工人的不满，指责资本家的问题，制造矛盾挑起冲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诀。
工会也许可以让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面得到利益，但从长远的经济利益看，被共产主义主导的工会运动最大的牺牲品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本身，因为如果资本家的企业被整垮了，损失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表面上工会是在给工人争取更多好处，但是却让企业失去竞争力。具体来说，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工会以维护工人权益为借口，使得企业很难解雇不好好工作、业绩不好的员工，无形中助长懒惰、不思进取的风气，这对于好好工作的员工而言就是不平等，打击其积极性。公司成长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员工，工会为不良员工提供保护伞的做法长期看会使企业失去竞争力。
第二，工会以要求福利（包括退休金、健保等）为借口，不断推高公司负担，最终导致公司被迫降低研发投入，从而降低其竞争力，或者被迫提高产品价格，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研究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工会的丰田和本田公司可以造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廉的汽车，而有工会的底特律美国汽车厂却无法与之相比。[18]
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埃德温?费尔纳（Edwin Feulner）评价工会“如同挂在公司脖子上的沉重负担──让公司失去灵活性，不能明智地对变化的市场需求做出反应”。[19]
上述情形因工会垄断了劳动力市场而变得更加严重。它可以对企业决策施加很大的影响，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有时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企业不满足其要求，工会就会采用各种手段“斗争”，包括罢工抗议和煽起社会运动，让企业难以应付，陷入困境甚至绝境。
“联合汽车工人”（United Auto Worker）是代表底特律汽车工人的工会，他们常常组织工人罢工。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工会让工人的工资加福利达到每小时70美元，结果使美国汽车制造业几乎破产。[20]
由于工会引起的企业竞争力降低，最终会导致工作机会减少。从1977年到2008年，有工会存在的制造业工作机会损失了75%，而没有工会的制造业工作反而增加了6%。制造业之外的情况也类似。以建筑行业为例，美国的建筑行业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处于增长状态，没有工会组织的建筑业工作位置自1977年以来增长了159%，而有工会组织的建筑业工作机会反而流失了17%。[21]
此外，工会是共产主义邪灵在企业内部搞平均主义的工具。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工会要求企业按照每个员工的工作年限（相当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龄”）获得相应的工资，而不看员工对企业的贡献以及工作表现。工会的最终效果是压低工作效率高的员工工资，而抬高工作效率低的员工工资。[22]这与共产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一脉相承，等于在员工中重新分配财富，只不过是在企业范围内实施而已。这种对企业内部决策的干涉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实际上是对自由市场的破坏。其硬性宣传的给工人以最好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最终造成的往往是对企业的伤害、对经济整体的伤害。200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工会家庭都不赞成美国工会，但他们不赞成的主要原因从未被工会媒体或工会大会讨论过。[23]
从各个方面讲，真正勤勤恳恳工作的工人，反而成为了牺牲品，而共产邪灵在工会的运作中成了大赢家。从根本上，共产邪灵是要利用它长期渐进地摧毁资本主义自由经济、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人类正常的生活方式。
被共产主义渗透的工会、在“进步运动”指导之下的工会，演变成一个利益集团，类似于一个盈利的大公司，领导层有巨大的个人利益在里面，腐败现象常被人诟病。[24]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左派在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做斗争的工具，一味地要求“社会正义”、要求“公平”，造成庞大的福利负担，对美国制造业、服务业、教育、政府部门的改革与效率提高造成巨大的阻碍。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它会蛰伏起来，时机成熟时就会赤膊上阵，制造大的社会运动。工会是共产魔鬼在自由社会安插的一颗钉子。
7. “共产主义理想”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
虽然共产主义理论充满漏洞与自相矛盾，但很多人还是被欺骗诱惑，因为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理人马克思等为世人勾勒出一幅共产主义的天堂美景，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这套说辞包括，“物质产品极大丰富”、“道德水准极大提高”；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没有私有制，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统治阶级，没有剥削；人人自由平等，人的才能可以全面发展；人们过着美妙无比的幸福生活。这套骗人的说法当初曾经吸引了很多世人为之奋斗；现在的不少西方人，没有过在共产极权国家里生活的惨痛经历，不免一厢情愿地心怀幻想，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煽风点火。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所有设想，都只是空想。
马克思主义声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产品将极大丰富。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在人类有限的知识、有限的工作时间与地球有限资源的制约下，紧缺和匮乏是常态、是必然的。这也是所有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出发点。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限制，人们就不必去探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才是高效的，可以随意浪费，因为社会产品有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马克思主义声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道德水准极大提高。但人善恶同存，道德水准的提高需要正统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引导与个人的努力修为。马克思主义宣扬的却是无神论和阶级斗争，把人恶的一面无限放大。人们不能有信仰自由，宗教也只是共产党的政治工具而已。更有甚者，宗教被利用来维护暴政、误导世人，反神、排神，使人们离神越来越远。当人们没有了对神的正信、没有了自我约束时，道德只能急剧下滑。此外，马恩列斯毛，个个是暴君，狂妄、淫乱、毫无道德感，期待其信徒道德水准极大提高，更无异于缘木求鱼、天方夜谭。
马克思主义也宣称人人平等，但正如前面所阐述的，共产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权力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而极权主义的权力分配是最不平等的，因此资源分布也是最不平等的。在所有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人们都看到了特权阶级、贫富悬殊以及政权对普通百姓的压迫。
马克思主义欺骗人说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社会主义是权力经济，一切都看权力的指挥棒起舞，社会成员连基本的自由都没有，根本不可能各尽所能。而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他需要的东西，何况是普通人呢？连产品极大丰富都不可能，按照需要分配就更不可能了。
共产邪灵也骗人说要让“社会成员的才能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声称，分工造成异化。事实上，分工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论证的，分工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繁荣。分工带来的差异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分工也不会造成人的异化、单面化、非人化。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人都可以不断提升道德，为社会做贡献，给他人带来幸福。
共产主义的经济观是一种反道德的经济体制，其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已在实践中被充分证明。西方社会的各种变相的共产主义经济方式，也给社会带来各种伤害。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造成极权暴政、贫穷饥荒，而且无底线地煽动起人心中的恶魔，毁灭人的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坏的逆流。
回顾共产主义的一百多年的历史，无情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揭示了它是一部煽动仇恨史、屠杀史与罪恶史。所有共产极权国家都是暴力杀戮最凶残的国家、人民最没有自由及基本人权的国家。他们穷兵黩武，搜刮民膏，肥了极少数的当权势力集团，却苦了工人、农民和广大民众。
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意味着失去宝贵的生命，还有传统道德和文化所遭受的巨大洗劫。尤其在共产中国，道德已经堕落到了可怕的地步，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连活摘善良修炼人器官也变成了国家管控的一条龙的经济产业链。共产邪灵把人变成魔鬼，本该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成了杀人恶魔。而中共早已把魔爪伸向全球，本该捍卫人权自由的国家，也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对骇人听闻的罪恶置若罔闻，纵容姑息。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主要靠原教旨共产主义理想成功引诱了很多无产阶级普通大众、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话，那么，随着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剩下的共产政权改头换面吸收并采纳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系统，近几十年来，共产邪灵则采取了新的招数，一改过去杀富济贫、强迫吃大锅饭的暴力共产主义形象，搞起了劫富济贫，强税收、高福利，财富再分配，高喊整体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一起过社会主义“好日子”，继续让世人上当受骗。
共产邪灵狡猾地迎合了人追求美好的一面，并把它引向宗教的狂热，用所谓美好的追求为借口，引导人不断偏离神对人的要求，变异人的观念，增强人的魔性，犯下各种罪业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恶行。它让人沉迷于物质享受之中，忘记人还有更高的、超越于尘世的永恒的信仰追求与生命真谛；它鼓动人洒下热血与汗水，收获的却是毒酒与白骨。它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人类如不觉醒，面临的将是邪灵设下的更可怕的劫难。
结语：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经济的繁荣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但经济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经济发展路径背离了道德的约束，就会导致经济的灾难。当道德基础被摧毁的时候，经济的富足既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也不可能长久，更大的灾难很快就会到来。
《人民日报》在2010年的报导中承认，虽然经济在增长，国民幸福指数却逐年下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状却是腐败横行、环境严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们对生活缺乏安全感。财富增长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并行。
这反映出共产主义经济学的致命缺陷。人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人来到世间，神给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国人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饭前祷告，感谢神赐给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财富来自神的恩赐，常怀谦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乐”。
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世界巨富亚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银行里的钱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对海难，他选择了遵守道德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原则，将他的位置让给了两个惊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货公司的合伙人斯特劳斯（Isidor Straus）则说：“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终拒绝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让给了刚刚雇用的女佣艾伦?博德（Ellen Bird），选择和丈夫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刻。[26]
面对保留巨额财富与保全生命的诱惑，这些巨富们选择了恪守传统的价值。他们的道义选择，彰显了人类文明与人性的光辉：高尚的人格，其价值重于生命，更重于财富。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说：“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钱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27]
如果人们能以这样的心态对待财富和生活，由人的贪婪、懒惰、妒嫉等带来的经济问题就会极大削减。人能抑制私欲，共产主义的邪说就无法蛊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会得到神的赐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静、社会安定，这才是人应有的经济生活。
共产邪灵为毁灭人类作了全方位的周密安排，经济领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类要想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就要认识其阴谋，看清其谎言诱骗，不再对其抱任何幻想，同时回归传统道德，重德向善。倘能如此，人类将迎来持久的繁荣幸福、真正的太平盛世，世界文明也将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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