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是冰冷的数字
疫情在美国突发后，短时间内数次更新检测技术，快速、便捷，人们在超市都可以进行检测，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这种大面积的快速排查，可以让没有染疫的人尽快工作，减少社会停摆带来的损失。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实力较强，那么，为何韩国等国家爆发疫情时也是如此，听取专家意见进行大规模检测并且迅速隔离病人，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社会并未停摆。
虽然中共极力宣扬“大国战疫”的成功，但实际上都明白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有识之士称，中共在抗疫中主要用的是“一刀切”的行政手段，虽然采取了“健康码”，但其实只能监视人去了什么地方，而不能识别人是否健康；而且全国的阴性阳性检测数量有限，所以至今不敢说抗疫胜利。
人民愿意牺牲？还是谁想“牺牲人民”？
面对公共卫生灾难，政府救灾、保护人民的生存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然而，中共无意投入更大资金研发新的检测技术，也无意给更多的人进行免费检测，而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维稳、监控及铺天盖地的舆论战，煽动社会的反美情绪。面对全世界对中共隐瞒疫情的追责，中共开始把武汉肺炎（中共病毒）源于美国，在全社会散播，从小学生课堂到自媒体引导，以至央视点名谩骂。
近日，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刊文“中美若开战，人民愿牺牲到底”的言论，该媒体总编胡锡进甚至喊出，中国需要在极短时间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水平1000枚弹头。还称，“也许过不了多久”就需要“应对挑战”。
激进的好战言论一出即引起网友抨击。有人说：“人民”不包括我，我不能承受我和亲友遭受核辐射的损失！人民活着就不容易，还动不动就拿来牺牲。一些人享受特权的时候，从来没想到人民，当需要有人付出生命的时候就想到了人民。在这些人眼中，人民还是人吗？让我们的孩子在核弹头上写作业吗？中央办公厅副研究员吴稼祥痛斥“这样的报纸应该注销”。
以国家的名义让人民牺牲，听起来高尚大义，但又能欺骗谁呢？世界上凡是文明的国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护人民，而非牺牲人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600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死亡率为12.5%，而当时的英国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死亡率高达45%。这些担任军官的人为何死亡率远超士兵呢？因为他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二战时英国有个钉子户不肯搬迁，导致英国军用机场无法修建，全国一片责骂。首相丘吉尔知道后却说：“我们和德国人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强拆了他的家，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战后的日本小学，伙食由政府提供，这已经成为制度，校长、老师和学生都吃一样的饭菜，但校长是第一个吃，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权，而是第一个试吃以免食物质量有问题，真有问题，第一个送医院的就是校长。
但是共产主义国家往往都不把人当人。斯大林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数百万人的死亡则是一个统计数字。”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共产党从来不会把百姓放在眼中，从来不会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漠视生命，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毛泽东：大家死，不如死一半
1956年，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开始了赶超英国、美国的计划，发起“大跃进”。农民不种粮，而是跑去炼钢铁、修水利，结果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
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高征缴粮食。有人担心会饿死人，毛泽东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大饥荒期间，面对饥民成批成批地死亡，许多地方政府下令人死“不准哭”、“不准戴孝”。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看到饿死者的死人堆时，极其不屑地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不准哪天就死！”
那些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的人，给他们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到1958年底，仅安徽省一地，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扩张到71万多人。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在农村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为全部“四类分子”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多“四类分子”，这就意味着死了42万“四类分子”。绝大多数是在“大跃进”时期被整死、饿死的。
而毛泽东也在1958年12月9日大放厥词，毛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中共“防疫”：只管控制 不管人命
在武汉肺炎中，中共各级政府的防疫文件都披露了一个共同点，暴露了中共“防疫”的重心是控制，而非救治。
例如，湖北省防疫指挥部2月19日的《督查日报》披露说，孝感市安陆市府城街解放社区“居民刘毅反映，其母亲患急性肾结石，需紧急送医院治疗，拨打96120电话，工作人员让他去找社区，社区要他去打96120，两边相互推诿”。
“安陆市府城街洪庙村居民反映，该村用铁丝网隔离后，6天以来，再无工作人员跟他们联系过，存在‘一隔了之’的现象”。
这样的情况汇报在武汉疫情高峰期极其常见。
下级工作人员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然而上级如何回应呢？
中共各级防疫指挥部都从未切实回应如何解决民众的生存难题，而都只强调加强“社会面管控”和“舆情管控”；例如“紧盯信访重点人员和重大利益受损群体”，“严防重点人员及重点利益群体在疫情防控期间聚集滋事”，“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进一步加大舆情管控，对涉疫不当言论、造谣传言人员坚决从快从重打击”。
湖北省公安厅在2月21日第30期、2月22日第31期的“疫情防控工作简报”中，披露了公安部门是中共“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主力军、生力军”，其主要任务是“做好社会面稳控、重点部位安保”。
第31期简报在“网络舆情导控情况”部分提到，“共封堵删除各类敏感有害信息3295条，组织发布正面引导贴文20万余条；发现并查处谣言信息637起，批评教育628人。”
尽管第30期防控简报在“社情民意和风险预判”部分中提到，“当前以下问题较为突出：一是群众生活物资匮乏，部分居民家中罐装煤气用尽，婴儿奶粉、尿片短缺。二是群众出省返岗意愿愈发强烈，反映基层设置障碍无法办理通行证件，易引发不稳定因素。”
但公安厅显然是把民众遭受的这些苦难视为无需搭理的风险，因此公安厅全力以赴“战疫情、护稳定”的工作打算，具体包括：
“一是继续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
二是继续强化党政机关、医疗机构、集中收治点、援鄂人员驻地等重点部位安保；
三是继续强化网上巡查和重点人管控，密切关注造谣煽动、攻击抹黑、捣乱破坏等动向，严防现实危害。
四是深入研判涉稳风险，提前谋划应对疫情中后期可能发生的涉稳事件；
五是完善工作机制，汇集多方数据，建立研判模型；
六是深入细致开展流调工作，千方百计切断传染源；
七是督导各地做好外省支援警力后勤保障、工作安排等相关准备。
八是加快‘湖北省疫情防控车辆通行证信息管理平台’建设进度。”
细数湖北省公安厅的这八大任务可知，除了重点保护党政领导和医疗、集中隔离点的安全外，公安部门的工作主要就是一件事——控制包括染病和健康人群在内的所有民众。
但对于如何解决民众被封城封门后的生活、甚至生存困难，湖北省公安厅的防疫报告只字未提。
封锁真相、控制言论依然是中共防疫宣传工作唯一的中心。
5月8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宣称，中共防控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并提前交出“中国答卷”，如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0.006%云云。
5月9日，身在北京的大陆原卫生高官、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病毒传染人口不到0.006%的问题，该数字“真的无法接受”。
谎言成性的中共，继续在“假恶斗”的未路上狂奔，殊不知其面临的结局，早已被智者的洞见所圈定。
早在2018年5月，九评编辑部发表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书中写道：“今天的中共，正是世界的邪恶轴心，是全人类的敌人。如果世人不能猛醒，反制中共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共将给世界带来灭顶之灾。”未曾想，仅仅在两年之后，这样的预言在武汉肺炎（中共病毒）中成为现实。
未来在哪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指出：“今日的中国和世界，都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对中国人而言，背负重重血债的中共早已没有改良的可能。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去除共产党这个毒瘤，未来的中国才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对世界各国人民而言，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和礼义之邦。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成为世界文明的正常一员，其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丰富悠久的传统文化资源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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