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爱国还是误国？
很多家长看到这首“毒诗”要哭了：诗中对中国抗疫的洋洋得意、对美国的仇视教育令人惊诧，似乎必须仇视他人，才能证明自己爱国。难道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没有同情心吗？这就是我们的爱国教育吗？
现在网络最流行的词是“给别人递刀子”，武汉作家的日记在海外出版被称为“给美国递刀子”，谁要再喊“追责”，谁就被打成“站在美国一边”。上海医学专家因建议多喝牛奶吃鸡蛋别喝粥，而被说成崇洋媚外，被人画了一幅“坚决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张文宏”的漫画。甚至连留学生在朋友圈里说句在国外“挺好的，不用担心”，都会遭到围攻，因为在某些人眼里，“爱国=反美”。
爱国不是口水战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指出，“传统正教教人向善，共产邪教则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的。虽然共产党也谈到“爱”，但这个“爱”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础上的。……在中国，表现爱国的方式是“恨美国”、“恨法国”、“恨日本”、“恨韩国”、“恨台湾”、恨海外那些一心为国但却批评共产邪党的人。”
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在中国大陆，有什么比将与自己不同的人说成“卖国贼”更能显示自己的“爱国”热情呢？
“中国民族主义”，旧时多称“中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近代中国出现的政治主张与意识形态，主张凡拥有中国国籍的各民族人民都为中华民族一员，由各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建立中华一统的国家。
而“民粹主义”（英语：populism）意指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通常是精英主义的反义词。精英派通常认为，人民缺少知识与统治能力，易受煽动，将权力交给人民，将会带来暴民政治。
当民族与民粹混淆不清时，老百姓受煽动的事例，层出不穷。
九十年前，梁漱溟与胡适之间曾有一场著名的争论，梁漱溟问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第一大仇敌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其次是封建军阀，为什么你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胡适回答：什么都归咎于帝国主义，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同叩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胡适曾多次告诫学生，不要呼喊那些大而无当的口号。
最近，五毛党在海外继续煽动“爱国热情”，也就是仇美、仇日、仇……激情。其中有人让海外留学生好好想想哪个瞬间让他们为“祖国而感到自豪”。没想到疫情中经历了严峻现实的海外留学生们，有些已经不再那么容易被蛊惑了。
有接到帖子的海外留学生说，搞了几个包机接回几百人就大肆宣传，如今还有140万留学生在海外，中国是“唯一一个限制本国公民回去的国家”，并且留学生们在本国社交网络被骂成筛子。
不少旅俄华人听信“只有中国最安全”的中共宣传，想法设法回祖国避疫，却被党妈妈挡在国门外，有些人不得不采取了偷渡的方式。“回祖国需要偷渡”成为中共的又一丑闻。
化名“了不起的王女士”的留学生说：我可以接受政府说很难，留学生无法回来。既然这样，那就老老实实承认，当下留学生就是被牺牲放弃的群体。但是你不可以一边放弃留学生，一边高喊中国牛X远超其他国家，并且绑架我们也要爱国，我做不到。尤其是看到韩国同学、台湾同学回国只花几千元，而我几万元也买不到票的时候。
批评就不是爱国吗？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会是怎样？提出批评、希望改进就不是爱国吗？如果不是当时对湖北官员抗疫不利、一线医生没有得到红十字会抗疫物资等问题呼声很高，湖北能走马换帅吗？一线医生又得死伤多少？所以，负责任的批评同样是爱国。
实际上，打着“家丑不能外扬”而封人口的人，正是在包庇制造家丑的人。谁害怕外扬呢？就是作恶者。他们不想改过，想继续作恶为祸。
假丑恶的东西是最怕见光的，最怕外扬。说家丑不能外扬的人是宁愿丑恶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要捂盖子。问题长期存在，就是不让外扬所致，因为公开透明才是最好的防腐剂。
追责的实质是依法治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武汉的失误后果极其严重，为何不能追责？难道这段不堪的历史不该被真实记录下来吗？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因撰写揭露斯大林时代恶行的《古拉格群岛》，而被迫流亡国外，这本被认为是破坏苏维埃政权形象的作品也成为禁书，最早是在巴黎出版的文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引起震动。后来怎么样呢？全世界都看到苏共的邪恶，看到独裁者斯大林的邪恶。这本书后来成为俄罗斯学生的指定阅读作品。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他虽然抨击俄罗斯政府，却两次受到俄罗斯政府嘉奖。
极端爱国主义的危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视为美德，其中包含的是和为贵、重礼度的内涵。然而，到了极权政府这里却变了味，从“和气”，变为“战狼”，不能包容别人、尊重他人，不允许别人和自己不一样。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会极端强调集体性的高度一致，对于道德与传统，他们实质上是否定的，而这正是危险所在。
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爱国=反犹”，所以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成了反犹主义者，因为没有人敢“不爱国”，结果导致600万犹太人被屠杀。
赫尔曼·戈林，这位希特勒的干将，本来并不是一个强烈的反犹主义者，私下甚至对犹太人有点同情，他的副手米尔奇还有一个犹太人的父亲。但是为了表现出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忠诚，他支持1935年制定的纽伦堡排犹法，提出一系列迫害犹太人的举措，并于1941年直接下达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命令。
中国十年文革上演的不也是这一幕吗？
为了效忠毛泽东，多少人被打死，多少人被扣上大帽子。上个世纪70年代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蜗牛事件”，这或许也是当今舆论场的一面镜子。
1972年国务院批准四机部以7300万美元引进彩电生产线，当时准备从技术最先进、最齐全的美国RCA公司引进生产线。中国考察组前去考察，顺道去了生产玻璃壳的美国康宁公司——就是现在还在大量生产手机屏幕的公司。康宁公司送了中国考察组每人一只公司生产的玻璃蜗牛工艺品。事后，四机部第十研究院的一位政治宣传干事直接向江青告密，称康宁公司讽刺挖苦中国为“爬行主义”，所以才别有用心的送蜗牛。
江青如获至宝，并写信给告密者：“我很欣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已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起来，决不接受任何美帝国主义的羞辱。”并一口咬定引进彩电生产线是崇洋媚外，最后没要美国的生产线，四机部检讨的大字报也到处张贴。并且推而广之，全国查处国外送礼，说日本人送的乌龟工艺品是讽刺我们发展慢，有的国家送的黄牛雕塑是讽刺老牛拉破车。原来7300万美元能引进的，拖到6年后才从日本引进，代价是1.6亿美元。中国人看彩电的权利竟被小小的蜗牛拖延了6年。
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不问事实，不问是非地扣帽子，大字报、漫画已经在网上出现，文革思潮在当今死灰复燃，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明白什么才是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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