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生节俭，孝敬老人，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对爷爷、奶奶非常孝敬，对子女真是无条件付出。我和弟弟都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念的高中和大学。那时家里不富裕，父亲非常节俭，省下钱，供我们念书。后来我们都当了老师。
一九九六年法轮大法洪传到我们地区。我和弟弟及母亲先后得法。之后，我们村有三十多人修炼大法，成立了两个炼功点。我们就每天到炼功点，晚上就剩下父亲一个人在家。我母亲原先身体不好，有胃病，经常吃小苏打；有风湿病，大夏天腰部围着围脖子；还有几种病，经常吃药。父亲看到母亲身体的变化，不再吃药，也很支持我们。当时家里请了师父的大法像和法轮图，父亲就同母亲到镇里镶框的门市部，给法像和法轮图镶框。回来别人问父亲背着什么，他说背着老佛爷呢。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大法。九九年九月之后，我们母子三人为大法讨公道，曾两次被关進看守所。父亲一人在家，自己不会做饭，还要到看守所为我们存钱、送行李等。后来，我和弟弟都被非法劳教，母亲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半年后才回家。父亲还要到劳教所看我们。弟弟曾经在劳教所逃脱，想去北京证实法。劳教所警察三更半夜就到家里来找，父亲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二零零一年，我和母亲去北京证实法。我们给父亲留下一封信，告诉他我们三天就回来。当时弟弟被关在看守所，正绝食反迫害，被送進医院，父亲到县里医院去看他。去亲戚同修家时，父亲说我们三天就回来，还说帮我们发正念呢。
迫害刚开始那几年，我们母子三人都被非法劳教过。不管我们在不在家，家里没有安静的日子。不管白天还是黑天，警察和单位领导经常来骚扰。父亲面对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埋怨我们。后来，弟弟第二次被非法劳教。在黑窝被迫害的很严重，出来后精神恍惚。父亲为他买药，带他看病。最后弟弟还是走了。父亲一辈子的愿望破灭了，唯一的儿子没有了，一切为儿子所做的，没有用了。但父亲还是坚强的走了过来。
二零零八年，我们当地有同修被绑架，父亲说帮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他骑着自行车，在路上被一位骑摩托车的人撞了。父亲肋骨被撞折五根，被送進县里医院。母亲在医院护理，我是来回走。当时我们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好的快。确实恢复得挺快。还没住上一周时，我们当地国保及派出所警察到家里把我绑架。父亲在医院住了七天，就出院了。我姨怕母亲出事，就把父亲一个人送回家。周围的亲友给父亲送饭。
两个多月后，我被非法开庭，我看到了父亲，精神状态还可以，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父亲没有倒。之后的漫长五年，父亲和母亲到监狱看我。从我们家到监狱，来回需要三天。也就是第一天晚上，到火车站上车，第二天到监狱，晚上返回到城里，住在亲戚家，第三天回家。每次，父亲都说挺好，让我多花钱，不用省。等到出狱时，父亲亲自到监狱接我。那时父亲已经七十三岁了。
回来后，我已失去工作。父亲经常安慰我，给我钱，还给我攒了几万，就是当时单位欠的钱和工资等。
我当时想找点活干，不想连累父亲。干了几个月，对做好三件事，有点影响。父亲说家里钱够花，不用我挣。于是，我就安心做自己的事，父亲每月给我几百元让我自己用。
二零一五年“诉江”大潮开始，我和母亲都写了诉状。六月份，在同修的引导下，父亲也用真名起诉大魔头，起诉内容是，弟弟怎样被迫害致死。当时父亲还问，咱们（诉江）邮件到了吗？
二零一七年“敲门行动”，警察经常到家里骚扰。父亲看到警车就急忙跑回家，告诉我躲一躲。父亲真是为我们操碎了心。
在过年的时候，我都要给师父做贺卡。我和父亲说，给师父拜个年吧。父亲就写：“祝李大师过年好，大法弟子家属敬上”。然后我就帮他做贺卡发出去。父亲还帮助我们发过真相材料，贴过粘贴，就是他在收废品时，看到谁家没人，就把资料放哪家。
二零一八年下半年，父亲身体出现状况，于二零一九年二月去世。
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一九年二十年期间，父亲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用语言是无法描述的。这就是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