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体系”是为了监控还是诚信？
俗话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按宗教的话说，就是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事，在神那里都有一本账，一笔一笔记录得清清楚楚，然后会根据这些记录来决定奖惩，只不过是神在做，不是人在做。现在中共也要来搞一个账本，把人的行为和思想一笔一笔地记下来，这个账本就是所谓的“大数据”，也就是说无神论的共产党要扮演“神”，来对人实施奖惩。
中共一翘尾巴，人们都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用高科技搞的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维稳，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大家都知道，中共的执法部门抓吃喝嫖赌是消极被动，应付了事，而抓起党所认定的敌人来，包括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维权律师或者上访者，那才是积极主动，这些人也是中共高科技用来对付的最重要人群。所以，“社会信用体系“一出来就受到外界质疑，它的信用计分远远超过了简单的付账单，而是连网络言论政治态度甚至朋友圈都是评审对象。最严重的是，没有任何立法来明确规定考察范围，一切都是黑箱操作，这就等于给了政府一个可以无限放大用来控制人民的凶器。
面对社会风气的日益恶化，中共可说是一筹莫展。靠“向谁谁谁学习“的那一套把戏过时了；台上狠抓廉政建设，晚上拼命腐败堕落的贪官们也让老百姓见怪不怪了。不过，信息技术的发展，似乎让中共捞到了一根稻草。中共官方2019年国务院下发的文件《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明确了要搞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中共官方这几年轰轰烈烈的打造“诚信城市”的宣传也是与高科技支撑起来的各种信息平台挂钩的，把信息化描绘成“诚信建设”的最佳方案。
从表面和短期看，这些新技术给执法带来方便，也对不良风气有一定震慑作用，所以，饱受社会诚信缺失之苦的老百姓，虽然知道自己是在被监控，很多人还是愿意在“被人欺骗“和”被人监控”二者之间，宁愿选择牺牲隐私被人监控。只要自己不是信用黑名单上的人，或者说还没有轮到自己上信用黑名单，对共产党的这种监控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甚至还可能觉得这是一条解决诚信危机的出路呢。有人说了，这个大数据监控是限制了人的自由，但是也能够让人没有闯红灯的自由，没有偷东西的自由，没有腐败的自由，没有赖账的自由，这不是大好事吗？这不是有助于道德回升吗？
这个问题是关于“自由“与“道德”关系的一个陷阱。举个极端的例子，在等级最高的戒备森严的监狱里，犯人没有偷东西的自由，没有杀人的自由，那么这个监狱是不是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区呢？当然不是，因为犯人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杀人，如何偷东西。关于“自由”与“道德”的关系，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自由衍生出了道德，道德离不开自由意志。我们暂且不论这个理论本身如何，但它说出了一个理，就是只有在人有自由选择权利的时候，能够对善和恶做出选择的时候，谈论道德才有意义。百姓在面对一件事情时大多都愿意选择善的行为，那道德就是高的，反之道德就是低的。道德的好坏，正是在有自由选择时才体现了出来。
自由有多重要？设想一下，一个是没有腐败自由的社会，一个是有反腐败自由的社会，你愿意去哪个社会？前者是通过限制人的自由，把人民圈养在一个大牢笼中来达到防止腐败；后者是给予人民言论自由、媒体自由、信仰自由，媒体可以自由地报道腐败，老百姓可以自由地举报腐败，官员财产公开，权力互相监督，建立起了公开透明的反腐败制度，这才能更好的防止腐败，这才是人民真正向往的社会。
道德的尺度是善与恶，依靠的是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相信善恶有报的人，首先是相信了神，至少是相信了“天”，敬天畏神，发自内心的要弃恶从善，而不是靠外界的物质利益的驱使。如果不从内心改变人，这个社会的道德是不会好起来的。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欲望只会越来越大。贪欲，就象一盆水，如果这盆水不蒸发掉，只要到下去，这里堵了，就往那里流，只好继续堵，最后把人的自由都剥夺干净，真的就成为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大监狱。而中共的高科技要做的，正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就拿人工智能来说，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在美国，可是其广泛应用却是在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人工智能是共产主义者”（AI is communist），是独裁者的最爱，这话不是我杜撰的，是硅谷亿万富翁彼得·泰尔（Peter Thiel）说的。人工智能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用大数据来监控人，因为它能让政府对你的了解比你自己还要了解，吓不吓人？中共热烈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中共喜欢技术，而是喜欢这种技术带来的对人监控的力度和规模。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警察国家，现在加上人工智能，一个警察变成了十个、百个警察，是不是大大加强了维稳？这才是人工智能被中共这样的独裁极权国家钟爱的根本原因。高科技监控是目的，高科技打造“诚信社会”不过是用来欺骗人民的幌子。可能今天您觉得某某不还钱的老赖被上了黑名单，就觉得这个信用体系好得很。不幸的是，一旦隐私的口子被打开，中共手里的高科技就会毫无阻拦地掏空您所有的隐私，总有一天您也会沦为牺牲品。
实践中我们也看到，这种高科技监控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的道德和诚信问题。“高压反腐为何腐败依然泛滥“，就是中国现实社会的写照。不但贪污受贿的腐败数额越来越大，假冒伪劣越来越严重，就是有毒食品也从猪肉发展到了婴儿奶粉和疫苗。在一本中共官方宣讲信息化数字化打造“诚信社会”的专题杂志中，有一段原中宣部副部长、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的讲话，题目是“让诚信价值理念融入人们日常生活”，大讲对失信行为进行惩处，筑起对失信者的堡垒。结果呢，过了两年这个鲁炜因腐败被抓了，获刑14年。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而已。靠一群道德底下物欲满身的人，来扮演着14亿人民三尺头上的“神灵”，来用所谓的大数据和信息化进行“善恶有报”的奖惩，本身就是最不道德的，最不诚信的，也是最邪恶的。
中国诚信和道德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中共本身。解决诚信和道德危机最方便、最低成本的做法，不是劳民伤财的高科技，而是要有让人做好人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表面上好像中国到处都有寺庙道观，可去的人基本上都是求财解难的，是要跟菩萨做生意去的，这本身就是道德败坏之后的大不敬现象。大陆社会二十年来的道德下滑与1999年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有很大关系。“真善忍”都成了敏感词和被妖魔化被打击的对象，“大数据”和摄像头这些高科技本身就是被中共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工具，这个社会怎么可能有诚信呢？
信仰“真善忍”的人多了，好人多了，这个社会自然就道德回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