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与检查

在城市里，不光是公共场所，车站街道公园广场、小区、单位、企业、商店，包括很多家庭都安上了摄像头，甚至有些角角落落都是摄像头。农村也普遍安装了大量摄像头。中国人只要离开家门，就每时每刻处于中共的监控之下。当然，你就是在家里，还有手机和电脑呢，那更是贴身盯防的监控仪。

在中共的监狱里，监控和检查可以说被利用的最顺手、最频繁，而在那些专门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部门，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使上了。笔者根据郑州监狱的迫害情况，以管窥豹，揭示其邪恶伎俩与嘴脸。

在郑州监狱，集中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是九监区（原十三监区）。一直死心塌地追随邪党行恶的李喜龙、李广兴、尚红章、牛小学等恶警，都曾经是九监区的主要负责人。李喜龙、李广兴，先后成了郑州监狱邪教办主凶。而在二零一二年遭恶报差点丧命的副监狱长詹贵超，十多年来，一直是郑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凶。近二十年来，郑州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几个恶警一直起着主要作用。

在前期（刚入监）迫害阶段，监控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从心理和精神上给法轮功学员施加压力。每有新法轮功学员入监，先要给你下马威，严格隔离，严密监控，妄立“规矩”，滥施凶威，企图让你感到极度恐惧紧张。

然后，再让所谓的“教员”（教员一般都是由妥协的法轮功学员充当，真正邪恶阴险的极少，往往是各种各样的邪悟者居多。也有普通刑事犯当教员的，那就什么都干的出来了）出面充当“好人”，劝说哄骗欺瞒。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目的只有一个，让你放弃信仰，放弃真善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

当然，监狱恶人也知道，要彻底“转化”法轮功学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第一步目标就是追求形式上的“转化”，拿原九监区分监区长赵红涛的话，就是说——不管过程，只要结果。既然不管过程，那就意味着可以任意胡为了，殴打、辱骂、不让睡觉、不让购物、不让打电话、不让娱乐、长时间坐小板凳、太阳下暴晒、让家人来闹等等。甚至有犯人“不管过程”，自己在所谓的“四书”（“认罪书”，“悔罪书”，“决裂书”，“保证书”，其实还有个“揭批书”）上签名按手印，硬说是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所为。而监区干部也装糊涂认可。

隔离以前谈过，那监控下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让你拥有任何个人的自由活动空间和时间，天天在一个小屋里呆着，总有包夹形影不离，跟着你，盯着你，上厕所要避免与别人同厕，刷碗洗脸，要趁没人时候，睡觉要脸朝外。如果在路上偶尔遇到老乡或其他法轮功学员，打个招呼，递个眼色，都不允许。直到你“妥协”了，“转化”了，“表过态”了，才可能稍微宽松一些，但其实是外松内紧。

这里用来监控法轮功学员的包夹都是专门挑选出来的，一种是协助“转化”的，一般要有些文化的，能言善辩的，侵财型犯罪和职务犯罪者居多。另外就是打手，专门挑那种人高马大，脾气暴躁，暴力型犯罪的。当然，也有既能狡辩也敢动手的恶徒，象“转化”组的组长郝兴文，就是这一类，备受邪恶狱警器重。

这种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从入监开始，直到释放前夕，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尤其是对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有的竟然多年严管，一直到走，象法轮功学员白宏敏、李军旗等，先在二楼严管，看实在没招了，又转移到一楼继续严管。按照邪党监狱的规定，严管不能超过三个月，可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往往是被严管半年、一年，甚至几年。如果不调到劳动监区，就一直严管下去。

严管是邪党监狱的一种加重折磨手段，就是狱中狱，主要针对监狱里有大过错的犯人，是仅次于加刑的一种严厉处罚手段，轻易不使用。被严管者，饮食起居都受到严格控制，每顿只有一个小馒头，汤菜都没有，早上五点起床，坐小板凳，一直到晚上十点。有时还检查监规（三十八条）背诵情况，背不出来，要挨电警棒。夏天，严管室热的要死，蚊子一大片一大片。冬天，冷的要命，只让盖一条薄被子。

一般犯人对严管都是谈虎色变，哪个严管出来的人不得脱几层皮、掉几斤肉？可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时不时就要被监区拉去严管。九监区的严管与监狱的严管略有不同，主要目地是隔离，但更不讲规矩，更不受约束，那些包夹都是监区的关系，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沙坤，原来在六监区当积委会主任时，就疯狂迫害过法轮功学员陆顺民，后调到九监区，专门看管严管室，曾毒打法轮功学员李军旗。

如果九监区邪恶人员实在没招了或者觉得有潜在危险的，害怕影响到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般法轮功学员就会调到劳动监区。劳动监区前些年也很邪恶，多用暴力手段对待法轮功学员。近些年大部分监区不怎么用暴力了，管的也不那么严了。但还有个别监区很邪恶，原九监区监区长尚红章调到三监区后，三监区马上一片乌烟瘴气，血雨腥风，法轮功学员魏昆鹏被长时间加戴刑具。

那些被强制“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表面上监控放松了不少，与一般刑事犯差不多，但实质上还是被严重歧视和迫害的。监区安排了许多耳目，秘密监视，每周汇报法轮功学员的动态，尤其是思想动态。你的言谈举止，只要涉及涉嫌法轮功和邪党，一旦被发现，就一定会被汇报上去，就会有人找你谈心。

比如盘腿，哪怕是散盘，哪怕是盘腿看书，也会被那些值班的制止。更赤裸裸的，比如强制写月“思想汇报”，这是法轮功学员特有的“待遇”，也是邪共特有的整人手段，对内对外都用。所谓的“思想汇报，”对法轮功学员而言，就是要你每个月都重复表态，每个月都强化妥协的意识，最起码也要走形式，敷衍一下。当然，也有法轮功学员把所谓的思想汇报当成讲真相揭露迫害的机会，这是那些邪恶最不愿看到的。

而在减刑假释方面，这种迫害、歧视就更邪乎。法轮功学员要想减刑假释，首先要经监狱邪教办审核通过，它要看你是真“转化”还是假“转化”，它拥有一票否决权。邪教办通过了，还要强制你把“四书”从新写一遍，就是要反复的羞辱、刺激你，看你到底要什么，即使明知是假，也要你真做，也要你形成心理负担。

而且在非法开庭时，邪党法官也会重点针对法轮功学员迫害，要你诛心表态。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根本不存在减刑假释的可能，即使被逼“转化”的，也有很多选择不减刑。二零一五年，国家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实施特赦，法轮功学员陈凤鸣（参加过对越作战）是郑州监狱唯一符合条件的学员，已经公示出来了，但最后还是没有特赦。就因为陈凤鸣不认罪，不写感谢信。

在这个监控社会，监狱作为一个关押犯人的地方，监控是最严密的。郑州监狱，一个最多关押两千多人的小监狱，仅安装监控就花了几百万，真可谓是全覆盖、无死角了。邪党的很多检查已经改为网上进行了，叫做视频检查。而对于监狱来说，检查是经常性的、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这也是监狱的一个特点。

而邪党监狱应对检查，也形成了一种模式：先通知，后检查。不管多高级别的检查，都要事先通知下来，要各监区做好准备，然后才来检查，也就是走走过场。现在监控普遍了，就把大部分检查改为视频检查。而即使视频检查，也是要事先通知下来，以免难看。

有时，检察机关，甚至相当级别的检察机关也会来监狱检查，要被关押人员举报各种违规违法行为线索，或反映自身被迫害被冤判的情况。可每次的过程都是，来时势头汹汹，似乎要动真格的，被关押人员的反映举报也很热闹，可最后总是了无声息。

一来二去，很多人已经看明白了，那些所谓的检查，只是一种管理程序，从来就没有想过为被关押人员解决点实际问题，尤其对于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更是对其反映的情况置若罔闻。法轮功学员陆顺民，在二零零三年左右，被恶警陈友智把满嘴牙用电棍捣掉，可如此疯狂残暴的恶行，陆顺民多次举报、控告，都没有任何结果，最多就是表示调查调查，然后就没了音讯。至今，陈某照样穿着警服，在监狱里趾高气扬。也有被冤枉的刑事犯，常年申诉，每逢检查来，就反映、吆喝，可多年过去了，还在被冤枉着。

除了外部检查，最频繁最经常的还是监狱内部检查，监狱的，科室的，监区内部的，每周都要有不止一次检查。什么“五月一日”、“十月一日”、“过年”，那就不只是检查了，叫大清查。每逢此时，所有被关押人员都要将自己的所有私人用品，包括被褥，都要统一搬到楼下，任凭监区干部翻看检查。遇到那些二百五，能把东西扔一地。而检查，平时例行公事式的小检查抽查，有些心术不正的狱警就专门挑法轮功学员的东西翻，几乎次次不拉。

监控再多，也是人在看。检查再频繁，也是走形式。如果人没了正气、道义、公德、良知，什么东西、什么政策、什么措施，一经人手，就会变形，就会从貌似有益变成实实在在的为虎作伥。比如监控，全覆盖无死角，可它只看想看到的东西，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被打了什么的，一概看不到，或者说看到了，也永远装成没看到。法轮功学员李军旗被张建峰等恶徒当众毒打，值班的还极其嚣张地在走廊里向其他法轮功学员挑衅，可这时，所有监控都死掉了，即使有人按报警器也没用。而事后，恶警牛小学竟然还给法轮功学员李军旗戴镣。

人在做，天在看。三尺头上有神灵。当人彻底丧失了做人的根本，人不成其为人的时候，天惩就会到来。这不是瘟疫来了吗？这不是劫难来了吗？至今，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已经过亿，报道出来的死亡人数已经二百多万，还在攀升。这还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病毒还在持续变异，还在越来越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而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救命稻草——疫苗，也越来越没用。

神目如电，大疫有眼，大疫的眼睛何在？大疫的眼睛看往何处？看往何人？就是那些不信神佛，还在死心塌地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那些追随中共邪党，与真、善、忍为敌，与神佛为敌，与一切良知正义为敌的人；那些明知迫害真相，为了一己私利私欲，依然迫害不停的人；那些明知中共邪恶至极，恶贯满盈，天怒人怨，而仍然妄想从中分一杯羹不愿退出来的人；那些视传统如寇仇，视道德如敝屣，迷信无神论、进化论，迷信科学，肆意妄为的人。

人类已处在最危险的关头，能够选择的时间越来越少，能够赎罪的机会越来越少，神的审判随时都会降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你还要追随邪党邪灵到哪一天？你真的要自己的理性良知永远死去吗？大法的慈悲再洪大，也要你自己愿意得救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