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绝处逢生 八旬王东香屡遭迫害
下面是王东香老人诉述她的遭遇：
我叫王东香，女，一九三九年生，贵阳人，一九九六年三月修大法时已是年过半百（57岁）的人了。
一、苦难人生因修炼大法而改变
回首修炼前的大半生，一言以蔽之：就是苦！我深切的感受到：人生就是苦！当人就是苦！前半生我一直是浸泡在苦水中，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我出生于四川偏远山区一户极端穷苦的农民之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从小到大、一年到头，终日在田间土地上辛苦劳作。在我孤陋的人生记忆里，人生就是：贫苦、穷困、饥寒、劳累、病痛等，如影随形、终身相伴，永远也摆脱不了。
小时候，我只是断断续续的读过几年初小，每天一面上学读书，一面还得抓紧时间上山割草来饲养家中的牛羊，读书与割草，后者是主要的，只有割够数量才能去读书。
结婚后丈夫当兵在外，退伍后一直在外地工作，除每月寄回不足十元钱之外，其它也一概不管不问。婚后接二连三，共生了三个孩子（一女两男），全由我一人抚养，地里的农活、全家的牲畜（牛、羊、猪）全部家务，里里外外一切皆由我一人独立承担。
日子过得多艰难啊！每天从清晨忙碌到深夜，疲于奔命、不堪重负、应接不暇、顾此失彼。记得一次在田里插秧，把老二（儿子）放田埂上，孩子跌进一旁的大水沟里险些送了小命。
当时一些奔赴山区搞巡回医疗的女医护人员，目睹了当时农村的现状，非常感叹的说：穷困农家的妇女太苦了！比牲口还不如，牲口夜间还能充分休息，而贫苦农妇终日劳累，直到深夜还在剁猪草、熬猪食，睡眠时间少得可怜，身体早已拖垮了，显得特别衰老。
我每次生育后第二天就得下地干活，无论是严冬酷暑，还是雨雪风霜都得面对。就是民间说的“坐月子”一定要保证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并有许多禁忌，否则，劳累失血，或受到风、寒、湿、邪等而患上月子病，则无药医治，终身不愈。这真是经验之谈，早已被无数实践所证实。我从未享有过坐月子，终身劳累，身体亏损太大，以致年轻轻的就得了一身的病，从头到脚都不自在。正值二十七八的青壮年，就患有多种疾病：头疼、头晕、产后风寒，腰痛得直不起，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胃病、妇科病等等。由于无钱医治，在痛的无法承受时，就采用四川民间的“烧灯花”（灯草浸于桐油中、点燃灼烫患处）也只是暂时缓解。多种疾病缠身，拖了我二十八年。
丈夫婚后从来不顾家，后来发展到不回家、不要这个家了，原来丈夫早有外遇。我一个农村弱女子，没有能力抗争，只得认命，听天由命！
一九九六年三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法炼功，按大法要求实修，一个月后，不知不觉之间一身疾病不药而愈！对我来讲真是喜从天降、绝处逢生，从此结束了五十七年的痛苦人生，结束了二十八年之久的病魔缠绕，全身心的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深深感激师尊的再造之恩！
通过学法，我明白了真正人生的目的，“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当人”[1]、“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地”[1]、“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改变他的一生，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走上一条修炼的路。”[1]
二、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发生后的日子里
1、北京上访
迫害突然发生时我一下子懵了！这个政府怎么啦？肯定是搞错了！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我与两位同修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期间我们不断得到鼓励：我天目看见师父穿着给学员讲法时的西装衣服，盘坐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我们三人分头在三个窗口买的火车票，居然会在同一节车厢，甚至是同一条凳子的三个位置上，座号都是连着的；车上也没被查票，打坐也没被干扰等。我去北京信访办就是想把自己修炼身心受益的切身体会，向政府去说：法轮大法是好的！李洪志师父是好的！请求政府停止利用电视、广播等攻击诬陷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收回禁止修炼法轮功的“命令”，恢复正常炼功环境等。
结果到北京就听说“上访”被拒绝，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广场。到天安门广场刚坐下开始打坐，周围的人群立即围拢上来，随后一群警察冲破人群二话不说，就把我们三人架到“天安门派出所”。警察们在早已挤满了法轮功学员的屋子里，一个个的询问登记。我们登记后，很快被贵州驻北京办事处人员带走，关进办事处的地下室。
三、四天后我被（我所在的派出所警察欧兴、居委会主任陈先连，和老伴单位保卫王志洪、科长 刘昌勇）这四人带回贵阳，送云岩百花山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后放回家。老伴被单位通知：四人去北京来回的花费6000元，将从老伴的工资中逐月扣除。
2、在小关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三月到四月，我被王志洪绑架到小关洗脑班。从贵阳市某派出所抽调的女警察胡举芝，天天给我灌输诬陷大法的那一套歪理邪说，逼我签“不再炼功”的字，我不听、更拒绝签字，在洗脑班结束时仍然坚持不签字。胡举芝气急败坏的说：你不听，也不签字，看我怎么找机会收拾你！胡举芝在之后不到两个月期间，对我还真下毒手，在一个夜晚，我被绑架离家后，坐牢狱一关就是三年。
3、在遵义县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六月九日晚十点，在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后（就我与7～8岁的小外孙女在家），又是王志洪带一群警察冲进家门。遵义乌江单位保卫人员李文华冲（已遭到恶报：患上喉癌不能说话，老婆疯疯癫癫不正常，儿子去别人家敲门，玻璃门窗从头顶上掉下来，当场被打死。）到我身后：将已过60岁的我双手扭向反背，用脚猛踢脚腕后我被踢跪倒在地，再铐上手铐，开始抄家。
在抄走了师父法像和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后，把我带上警车，身后的小外孙女哭喊着：“我要外婆，我要外婆！”（几年后得知，当晚是隔壁邻居收留小外孙女，再与女儿取的联系后，小外孙女才有了着落），下半夜两点左右我被绑架到遵义县看守所。
女狱警强逼我脱下外面的两件衣服和鞋，搜走我身上的钥匙和不多的钱，我被推进监室。
我在看守所一个多月里，睡在便坑旁边。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监室，挤满了几十个各类犯人，牢头指定我睡的位置在便坑旁边，只穿一件单衣光着脚的我，当晚就直接睡便坑旁的水泥地上；女儿送来被子后，也铺在便坑旁边，几十人一个便坑，夜晚睡在那里，有时小便会往身上、脸上溅。
第二天牢头叫背“监规”我不服从，牢头指挥犯人毒打我、拽头发等，头发被她们大把大把的拽下来。
警察一次次提审就是强调“政府叫不准炼，就不能炼，要炼就是违法的”，就是强调签字“不炼功了”就放回家，否则就送劳教所、监狱，我就是一次次的说“我不签！”
一个多月后，我被带到说是“戒毒所”的地方：靠山的房子，很破旧、没有任何东西，连灯都没有的一长间大屋子里。在那里又是半月之久。
4、在中八劳教所被迫害
在“戒毒所”半月后的一天，又叫收拾东西，等上警车后，又叫把被子留下。我问：又要送哪儿？“大黄山”，警察回答说（后来才知道“大黄山”是原来经常枪毙人的地方）。实际是，当天被非法送到“贵州省中八劳教所”。
在中八女所的几年里，别人看我已经是精神病人了。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云岩区法院（钟兆林）来劳教所，要我在离婚书上签字。老伴是邪党党员，也害怕，加上在外面早有外遇。我修炼后一直想：和老伴是结发夫妻，三个孩子虽也长大成家，希望爸妈能白头到老，我也在顾及孩子们的愿望，也就强忍着。在中八劳教所，警察就利用“不想离婚”来要挟我“转化”。先是单位、派出所、居委会人员找老头做工作后，由老头提出“离婚”要求，法院积极办理，就有了云岩区法院（钟兆林）来劳教所，要我在离婚书上签字一事，并说，“只要你放弃修炼，我就不判‘离婚’。”最后，我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我就这样解除了多年来与老伴在感情纠葛上一直存在着的一块心病，轻松多了。
三、多年不断的骚扰
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我回家后：开始是说从劳教所出来要“回访”是规定；接着是每年的节假日、敏感日等上门或电话就是在“打招呼”；二零一三以后的一次次上门“抽血”。
二零一五年“诉江”后，我被三天两头的上门骚扰。过程中，我想来家的派出所、居委会人员他们也是不情愿的，我应该给他们讲真相：我问：我做错了那些事情？你们是管好人还是坏人？等等。
贵阳市从二零二零年三月开始，邪党大搞所谓“清零”运动；我家门口也从三月九号开始，到九月的半年里，每天都有人守着一直到九月才离开。
开始是荷塘派出所（电话：8484411）罗忠灿、片警 莫文俊，荷塘居委会人员来家里敲门，我就不让进家，我说：有什么话在外面同样可以讲清楚！片警莫文俊非要进家看看，我不让看。我说看什么？你们要看什么我知道，你们是来找资料的，我没有！
后来，就是从“保安公司”雇人来家门口守候着，有三男一女（潘姓、穆姓、翁姓三男，苏姓一女）每天每人80元，不分双休日、节假日，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只要我在家就行，离开家就必须跟着；过程中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表示是不情愿的，但瘟疫期间找不到活干，还望能理解。后来，每当酷日和大雨时，我请他们进家，给他们喝水，让进家上厕所，搬凳子放门口给他们坐等；这些保安到九月离开后，居委会的后来跟我说，这些保安对我的评价非常好。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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