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被挡在了门外
十一点四十多时，我刚刚打开房门，就看到电梯门也开了。妻子同修站在中间，被五个带着执法仪并着装的警察围着，等于是被“押送”回来了。
我让妻子同修進了屋，把这些警察挡在了门外。我问警察怎么回事儿？她犯了什么罪？一警察说：她炼法轮功。我说她有这个信仰，我查阅了相关法律，她没有犯法。再说一个妇女没偷没抢，没嫖没赌，就是告诉人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犯什么罪了？一警察凶巴巴的说炼“某某功”，是×教。我说那是江泽民当年会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说的（意思是那不能当作法律）。我说早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其中认定了十四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二零一四年六月二日《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这十四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明确地向全中国、乃至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让他们即刻上网核实。
然而，他们没去核实，就对我出示了“检查证”（实为搜查证），让我配合他们的工作（進屋搜查）。我一看，有妻子同修的签字，还有两名警察的签字。警察名字签的比较潦草，我就跟他们核实是哪两名警察，没有具体承认的。再看“检查证”，上面连个单位名称都没有，我就问他们是哪个部门的。他们说是某某派出所的。我接着问这上面怎么没有公章？他们说拿公章的下班了，不信可查询111。我接着询问他们的执法依据，一警察说违反了某某条例。我告诉他们《宪法》三十五条和三十六条规定的言论和信仰自由等。不信你们现在就上网核实吧。一个警察就去旁边打电话，回来就跟我嚷着说《宪法》没说你可以炼法轮功，我说是的，可《宪法》也没说不让炼法轮功啊。
警察还是让我配合他们的工作，我说：没问题，但你得拿出执法依据来。一个警察又去打电话，回来对我们大声说，《宪法》最大，是母法。这时妻子也来到了门口，我们竖起大拇指：你说的对，说的太对了。另一个警察强词夺理的说：我们的执法依据就在那写着呢（指的是“检查证”上的某某条例）。我要继续讲述文革时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心自杀的例子，使其明白真相，不要助纣为虐，但他们不让我说。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拿出执法依据，就坚持要他们拿出依据来，否则不让進屋搜查。那些警察没辙了，打了个电话回来说明天再来，就呼啦一下進电梯走了。
对于他们的撤离，当时有点没反应过来，但想到你们（警察）再也来不了了。警察走后，我们就发正念否定迫害，清理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有漏会在法中归正，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发正念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才睡觉，三点多起来正常炼五套功法。
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弟子正念正行，运用有关法律成功阻止警察企图進家搜查的阴谋，既保护了大法书籍和修炼的环境，也没让警察在这个问题上对大法犯罪。但遗憾的是，没能劝他们三退。
事件过后的一点思考。在电梯门口与妻子同修和警察冷眼相对时、以致后面的对话中，正念正行没有怕心至关重要，这点不必多说。还有就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掌握相应的法律常识，如上面提到的那几条，在面对可能发生的迫害时，那是我们利用法律武器，不让世人包括警察等人对大法犯罪，保护自己、乃至摆脱困境的有力工具。明慧网有这方面的内容，希望引起广大同修的重视。
现实中我知道确有一些这样的“法盲”同修，讲真相被绑架到派出所，面对那些所谓“人民警察”，在法律上无言以对，真像违法犯罪的罪犯似的，任其摆布。随后，被非法抄家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结果是即损失了大法书籍和电脑等大法资源，干扰了家人的正常生活，破坏了修炼的环境；也让涉事警察对大法犯罪。
由于同修自己和家人一点也不懂法律，出现了家人对大法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出现阻挠、干扰同修出去讲真相的情况。如果首先让未修炼的家里人在法律上明白真相，明白尽管警察头戴国徽，身着警服，是国家的执法者，但他们不代表正义，不代表法律，他们只是中共暴政的工具。他们才是这场迫害法轮大法运动中的真正的知法犯法的违法者，需要被救度的直接受害者。就会增强他们的正义感，在此基础上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就容易多了，容易接受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错，那是道德高尚的人之所为；讲真相没错，更没犯罪，那是在遵师命在救人，是正义之士的大善之举。
大法弟子，为做好三件事，在瘟疫肆虐、灾难频发、宇宙更新的时刻，修好自己，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掌握些人间的法律，看来也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在此把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同时希望对同修能够更好、更安全的履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有所帮助。
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