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举几个例子,以我的亲身经历证实师父的伟大。
一、澡堂索命关
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上午,儿子、孙子和我一起去洗澡。洗澡池子外面有一个台阶,宽约三十公分,高也是三十公分,离台阶一米远处有一公分厚的玻璃围栏。我从池子里出来穿拖鞋时没站稳,往后退下了台阶,因为身体带水加上重量,致使拖鞋底被台面牢牢吸住,我身体往后移动脚却动不了,我全身失重往后倒,头砸碎了玻璃围栏,整个身体倒在水泥地上,碎玻璃满地都是。
儿子和孙子当时在冲淋浴,一看倒下的是我,赶快过来扶起我,周围人都讲“赶快送医院去处理吧”。我的背上被玻璃碴子划了口子,有些地方还在流血。我立刻想到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管,不会有事的。我在淋浴下冲净了身上,擦干身上的水就回家了。
后来细想起来,真有点后怕,要是常人的话,最低也要落个脑震荡,而我只是后脑勺头皮有点发肿,背上的伤口过几天全都好了。是师父救了我一命。
二、二次过索命关
二零一一年六月四日晚六点来钟,我把外面未晾干的衣服收回来,准备再放在花台上晾。从房屋進花台,有一个推拉式的玻璃窗,我上台前看时,玻璃窗是拉开的。窗台离地面九十多公分高,旁边放有一个凳子,平时都是踩着凳子上窗台。
我手里拿着衣服,两脚用力猛的蹬上窗台,没料到窗其实是关着的,我的前额撞上窗户玻璃,瞬间身体往后倒,头先着地。
当时我老伴在场,心想“这下完了”,却见我从地上慢慢爬起来,嘴里喊:“师父救我!”老伴赶紧查看我的身体状况,我的脚、腿、手、腰都没问题,就是后脑勺有一个小鼓包。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我发自内心的感慨师父太伟大了,大法法力无边。
三、过病业关
二零一二年六月底至七月十日左右,我左耳边突然长出一个小红点。洗脸时没注意,把它弄破了,我也没太在意。两、三天的时间,小红点发展到左脖子、左肩膀周围都是,按常人的说法这叫“蛇盘疮”。那一片赖赖巴巴的,火辣辣的,钻心的疼。
我知道这是病业假相,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最艰难的时候将近有一个星期,我睡不好觉,平躺、侧卧都不行,实在承受到了极限。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让我能睡一觉。当天晚上,我安稳的睡了一觉,因为不象以前那么痛了,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这期间,我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
我的亲人都跟着着急,大孙子强烈要求我去医院治疗,我坚决不去,并让他放心。我告诉他,我不会有事的,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是从内向外排,清除我的业力,还我历史上欠下的业债,这是好事。到七月中旬,基本上都结痂了,脱痂后就全好了,以后再没出现过这种事情。
我的亲家公(大儿媳的父亲)跟我一样的症状,去医院治疗一个月才好的。我没去医院,十多天就痊愈,全家人都看在眼里。大儿媳说:“我爸真厉害,那么重的病,没吃一颗药,全好了。”我说:“不是我厉害,是我师父伟大慈悲,这是大法的超常,也是我真修大法的必然结果。”
由此,全家人都了解了大法真相,两个儿子、儿媳、孙子,包括两个亲家全都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他们都支持我修炼。
四、面对警察骚扰心不动
二零二二年四月底的一天上午,三名警察来我家,当时我恰巧外出不在家。家属问他们有啥事,他们说得跟我本人谈,下午再来。我中午回来后,老伴告诉了我这事,我想这是我必须要面对的。明慧网上经常有报道,中共邪党在全国范围内搞了挺长时间的“清零行动”,警察、街道、社区人员到大法弟子家里去逼迫写“保证书”,逼着签字。
下午两点钟左右,三人又来到我家。我把他们让進屋落座后,其中一个年轻警察靠着窗户站着,手里举着像机。年岁大的警察是个头头,介绍了他们的姓氏,没说是哪个单位的。我问领头的警察:“找我什么事?”他说:“我们来看看你,我们是市里来的。”
领头的警察问我:“你还炼不炼法轮功了?”没等我回答,我老伴抢着说:“不炼了。”我当时平静坚定的说:“我还炼法轮功。”警察没有说话。我继续平和的讲,我炼功后身上所有的疾病都消失了,现在无病一身轻,二十多年来没吃过一颗药。你们看我八十多岁的人,不偷不抢、不争不斗,按大法的要求做一个好人,不行吗?他们一直都在听我讲。我说:“如果你们这次逼着我写什么‘保证书’,或者签什么字,我可做不到。因为那样对你们不好,那是害了你们,也是害了我自己。”
我继续讲,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当时中央七个常委六个都不同意。中央办公厅、公安部、民政部认定的十四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江氏集团导演、栽赃给法轮功的。领头的警察说:“我们不讲这些。你觉的好就在家里炼。”起身要走,我把他们送出家门。
过了两、三天,领头警察给我老伴来电话,说:“觉的好就在家里炼,这是他的信仰和爱好。”这些年来,由于大法弟子们大量的讲真相,很多警察明白了真相,得救了,选择了自己的未来。我为这些生命高兴。这三名警察是被逼着来的,就是走走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