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营救同修中救度公诉人

我们当地有两名同修在邻县讲真相被绑架，被构陷到检察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营救措施，有一次，我和家属一起去检察院递控告国保大队长的诉状，正好另一同修的律师也去阅卷，我们就随着律师和同修的孩子们一起進去了。

律师很优秀，一边阅卷一边站在我们的角度和公诉人讲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性，公诉人A听着非常不高兴，大声斥责律师，威胁律师说话要负责，我一直在发正念，不知道从哪里讲起，他们吵起来了。律师赶快缓和一下，一会儿又吵起来。

我看到公诉人A很气愤，我赶快接过话来，很友好的对检察官说：“你好，我是某某的妹妹，你不要生气，请你理解律师，也理解我们家属的心情。我们现在非常焦急，我有件事不明白，我想请教你。”她看了看我，语气稍有缓和说：“好，我理解你们家属的心情，只要我能解答的，我就尽量给你讲清楚。”

看着她慢慢缓和的脸，我很真诚的说：“谢谢，我们作为家属，这段时间没有干别的事，就是到处咨询律师、法律专家，还在网上搜索，学了大量的针对法轮功方面的法律知识。我们发现，用刑法300条批捕我姐姐是不对的，因为，第一，法轮功不是邪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没有一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十四种，其中没有法轮功。只是两高下发了一个法轮功是×教的内部通知，可是内部通知不是法律，不能作为法律依据。两高还先后出台了两个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只能针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的问题進行说明，绝不能脱离法律文本创造法律。我们先不说这两高根本就没有立法权，单就司法解释本身来说，两高的司法解释也没提法轮功一个字。法律是严谨和明确的，你们不能凭着感觉和暗示或者一个通知就半推半就的当成法律用吧！”

A说：“我告诉你，我们依据的是最高检的指示，我们是检察院，我们不听最高检的，我们听谁的？”我反问她：“你们是执法部门，你们也不能根据一个通知就去定罪吧！而且两高的司法解释里也没有法轮功呀！”

律师也故意的放慢了阅卷的速度，时不时的插话配合我。我接着说：“我姐姐也没有破坏了法律实施，只有有公权力的人和部门才能破坏得了，我姐姐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怎么能破坏了法律的实施呢？”我又给她讲：“现在是员额制检察官制度，案件终身负责制，你一定要慎重，我们家人不想我姐姐被冤枉，也不想你们因为此事将来被追责，如果我姐姐真的被冤判，我们会对这个案件由黑夜守候到黎明，直到我姐姐被洗刷清白。所以，我觉的你们应该把案卷退回去，无罪释放我姐姐，这既是维护法律的公平，也是捍卫法律的尊严，更是保护你们自己，这样，我姐姐既免受牢狱之苦，你们也免于将来被追责的麻烦。”

我在和A交涉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坐变成站在她的办公桌前，两个孩子也一左一右地站在我身边，时不时的说：“是呀！你们就放了我妈妈吧！”

我在说的过程也在心底发了一念，一定要让这个生命明白，同修们也在检察院外面发正念。我在观察着她：从不耐烦，到若有所思，再到沉思，虽然很轻微，可是我敢肯定她受触动了。我顺势说：“你看，你们没有法律依据，就不要公诉了，你们就退卷，放了我姐姐吧！”

她这时好像回到了现实中说：“我知道你们非常着急，也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是，你给我说这些没有用，我做不了主。”我说：“你是这个案子的公诉人，你怎么做不了主？那你起码要给我们向上反映啊！还有，你知道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吗？东德的士兵开枪打死翻越柏林墙想逃往自由社会的人，时间不长柏林墙倒塌，东德士兵被带到被告席上，面临法庭的审判。他说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他别无选择；可是法官却说：一个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

这时，律师也过来说：“把枪口抬高一厘米。”A笑了一下，说：“我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下一秒，枪口就对准了我。”我紧接着说：“我知道，让你退卷，很为难你，我也知道你可能也真的做不了主，可是我还是请你在你权利职责范围内尽最大努力的做。”她说：“好好好，我知道了，给你说了好几遍了，我做不了主，我们不要再翻来覆去的说了，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十四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法轮功不是×教，你姐姐没有破坏任何法律的实施，刑法300条不适合法轮功，是不是？我把这意见给你递上去。”

之后开庭时，公诉人已经换成了公诉科科长，这个公诉人A只是陪同去了，在法庭上，也没有发表言论。

再一次和这个公诉人A打交道是因为另一个同修被绑架，还是先前的那个律师，因为很熟了，所以我们配合也很默契。同修的丈夫胆子很小，不敢去检察院，我和一起去的同修就鼓励他，可到了检察院门口，他坚决不去，也不下车。我说：“姐夫，不要怕，我陪着你。”

这样，我们又来到了这个检察院，因为还不知道是哪个公诉人接这个案子，我们就和律师先到了案卷科，我一眼就看到在案卷科里的人是那个公诉人A。律师很健谈，在和她聊天，她也认出了律师，并说她已经调离公诉科了。问起这个案子，她说：“就是那个法轮功的案子吗？这个案子还没有正式移交过来，我们不能够透露任何信息。而且，你们还要开信过来，证明你们和当事人的亲属关系。”我说：“我姐夫来了，就在外屋等着呢，他拿着身份证可以吗？你就行个方便吧！我们来一次很不容易，你看我们都不知道去找谁。”她说：“不行，有身份证也不行。”

她看了我一眼，扭过头去，可马上就又扭回来，认真的看我。我一下心里有点不稳，她是不是认出我了呢？上次我没有戴口罩，和她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次因为疫情的原因，我虽然戴着口罩，可是眼睛盖不住，声音是改不了的。她看了我一会儿，站起来，和另一个人低语了几句，就出去了。

我想：她是不是看到哪一个案子我都跟着，已经知道我不是家属了，是不是去叫人来绑架我呀！要不，趁她还没有回来，我先出去吧！可是转念一想：我怕什么？我就是要堂堂正正的，大法受污蔑，师父受冤屈，大法弟子受迫害，我为什么不可以挺直脊梁讨公道。想到这里，定了定神，在心里喊着师父，重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势，帮律师整理他一大堆杂乱的文件和案卷。

过了一会儿，公诉人A回来了，坐在她的桌前，在电脑上打开了一个界面，脸上带着微笑，眼睛直视着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告诉你，我不能违反规定，要不，你看，我们是真的有规定，你看呀！”她又把电脑侧过来了一点，我隔着宽宽的桌面，我看到电脑屏幕上有同修的名字，我想使劲看看，可是不知道看哪里，也看不太清。

A看我有点茫然，就又把电脑向我这边又转了转，我说：“谢谢。”我看到A看我的眼神很真诚，我也回给她一个微笑。这时，律师说：“我们走。”

出来后，我问律师：“我们去哪里？”律师说：“去找接管这个案件的公诉人。”我说：“你知道是谁了？”他说：“刚才在电脑上看到了。”我高兴的说：“你真棒！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要看什么，你就扫了一眼，就看到了？”我一下子很激动，真的为A而高兴，她在尽力的帮助我们。

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时不时的有人心翻上来。一同修的家人把派出所、国保、检察院所有参与迫害的人给控告了。在第二次开庭时，家属辩护人说：“我把你控告了，你要回避，不能再上法庭了。”公诉人吃惊的问：“你把我控告了？你控告我什么？”“徇私枉法罪。”公诉人趴在桌子上问：“我怎么就徇私枉法了？”家属说：“自己看控告状去。”

这件事对他们检察院震动很大。当地国保、公安也对他们家人想打击报复，对当地的大法弟子也骚扰不断，从各方面施加压力。同修给我交流，让我低调点，我也好像产生了怕心，心里在纠结，也总想偷点懒，可我不做又觉的不对，鼓起勇气去做，又觉的有个很大的怕在挡着。就在那天晚上，刚一躺下，似睡非睡中，看到有警车来抓我，我就从后门跑出去。我使劲的跑，眼看警车就要追上我了，一个纯白色的大雕一下在我身后从腋下一抄，带着我直冲天际。飞了一会儿，把我放下来，我悠闲的坐着，一边悠着腿，一边俯瞰着那辆警车，就象一个火柴盒一样，东一头，西一头的在乱转，感觉他们在纳闷：怎么一下子就找不到人了呢？心里一阵好笑，觉的他们太低能，又太愚蠢了。玩儿了一会，好像警车离近了，我转身给大雕说：我抱着你吧！这样你不会太累。我就张开手臂搂它的脖子，可是这雕太大了，我双手搂不过来，怎么也打不上扣，而且它的羽毛很光滑，我没法抓。这时，这只大白雕，从我腋下一抄，一飞冲天，我用眼角余光看到它右边的大翅膀在忽闪忽闪的上下舞动，好漂亮。我忽然一下子醒过来，身体还留有那轻飘美妙的感觉。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告诉我不要怕，邪恶什么都不是，他们低的已经够不到我们了。

我知道，我们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包括公检法司的人，他们更是受害最大的人群。我们讲真相、反迫害不是为了我们能有一个什么宽松的环境，也不是以我们的同修少受迫害为唯一目地，我们是要救这一部份可怜的众生。旧势力把他们得救的坎设的很高，如果我们把他们当成敌人，从而放弃他们，他们就真的不能得救了。慈悲的师父期盼着我们救度所有的人。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法律原本就是根据摩西十诫而制定的，本意是伸张正义，保护善良。希望我们能唤醒公检法司的人员，在这历史巨变中，赶快觉醒，捍卫法律的尊严，还法轮功学员以公平公正，为自己选择一条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