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时村子里妇产医院有更多的产妇,人们可能会以为我是被换的孩子。我出生时很瘦小,像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我从来不哭,不管是饱、是饿,尿布是不是湿了,这让妈妈很困惑。直到三岁时,当我出现了父母的相关特征时,妈妈才把我当作她的女儿。我一直与父母有着很温馨的关系,完全相互理解。
在我八岁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安装了收音机,这对一个偏远的村庄来说是一种轰动,我们什么广播都听,音乐会、新闻、天气预报、童话故事,唯一例外的是宣传无神论的节目。遇到这样的节目,妈妈会立刻说:“关掉它!撒谎,恬不知耻!”我心里暗想:“收音机怎么会撒谎?”然而,妈妈给我播下了很好的种子:我从小就学会了敬畏神灵。
在我的家庭中,传统的东西得到了保持:尊重长者、勤劳、照顾幼小。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遇到过好几起生命危险,每次母亲都呼喊说我要死了,然而每次我都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修炼法轮大法后,通过学法,我明白自己从小就在神灵的保护下。
二零零二年,在工作单位,一个帮我维护电脑的女孩儿把《转法轮》这本书给了我。我对书的名字很感兴趣,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名词。晚上回到家,我打开了这本书,在第一页看到了法轮图形,中间有一个卍字符。我愣了愣:这姑娘给了我什么?!那时候,我不知道真实的卍字符是什么。当时我只知道(黑色的)卍字符是法西斯的标志。我马上合上书,放在了书架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把书还给那位姑娘,或者送给别人。因为通常如果某件事让我产生怀疑,我会想办法摆脱它。而这本书我却放置在书架上,然后就忘了。(编者注:卍字符广泛存在于古代东方、西方、非洲、南美的文化中。对中国人和东南亚人而言,卍字符通常和佛相关,许多古佛雕塑或画像中,佛的胸前都有卍字符标记。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在《转法轮》中指出:“我告诉大家,卍字符是佛的层次的标志,只有达到佛的层次才有。”)
我在五十多岁后,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二零零四年,医生给我做出诊断,缺钙造成的肌肉骨骼系统疾病。换成一种可以理解的语言,就是:六个月后我就得坐轮椅。
我坚定地告诉自己:不,我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负担,我永远不会坐在轮椅上,我会找到另一种使我身体健康的方法。这时,我想起了两年前得到的那本书——《转法轮》。
之前,我对任何修炼法门,包括宗教,都一无所知。父母虽然信宗教,但他们从不把宗教信仰强加给我们,他们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良心生活,按照他们的原则抚养我们。我读了《转法轮》这本书,明白了很多,找到了几乎所有从小就折磨我的问题的答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在梦里看到那些事情?为什么我提前知道会发生什么?等等等等。
久而久之,当我明白了什么是法轮大法时,我为我得了这么大的法而高兴,出现了师父在《转法轮》第八讲“欢喜心”中所说的不正确状态。我想把大法弘扬给所有人,在工作中、在家人中、在熟人中、在邻居中,我都表现得很兴奋,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多么的美好。当姐姐用手指着自己的头,做着动作,说我的脑袋有问题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欢喜心的表现。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看师父在各地的讲法,也学了《精進要旨》,明白了洪法要用理智、智慧去做。
自从姐姐说过我之后,我变的害怕与人交流,被感情和情绪所控制。在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克服恐惧感。为此在公园集体炼功时,我主动承担了发真相资料的工作。直到我意识到,我已经可以回答人们的任何提问时,包括让我不愉快的问题,我才把接力棒传递给了其他同修。
二零零七年,有一次在与同修们网上交流时,西伯利亚地区的同修提出一个建议,说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大城市赤塔市,有很多中国建筑工人,但那里没有法轮功学员,我们应该去那里给中国人讲真相,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们俄罗斯也有大法学员。正好六、七月份我休假,我决定去参加这个讲真相的活动。我给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同修打了电话,约定一起去赤塔。
我立即买了飞机票,因为坐火车太慢,单程就需要四天时间。可是我买票一周以后,那个同修打电话来说她不能去了。我很困惑,恐惧感再次出现:我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行,我不能一个人去。于是,我决定退票或改期,希望能有其他同修和我一起去。
修炼大法前,只要我感到手脚发冷,很快身体的病症就会严重起来,甚至会得肺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完全忘记了这些,我也很少感冒。
然而,就在我做出退票或延期的决定后,六月份,我出现了严重的感冒症状,甚至于令我的同事很担心,建议我放下工作回家休息。我问自己:“这突然的感冒是从哪里来的?我做错了什么?”我认识到,退票的想法不是我自己的,是恐惧和不自信让邪恶因素钻了我的空子。
我立刻对自己说:“我要飞去赤塔!我自己能应付!”那时,我因为和我们的协调人一起向政府官员讲真相,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和自信,所以我决定到赤塔后,先向当地的政府机构和执法部门讲真相,然后再去中国人的建筑工地。奇迹发生了,所有的感冒症状都消失了。第二天,伊尔库茨克的另一位同修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可以和我一起去赤塔。我悟到,这是正念的作用。
我们在赤塔会合,住在了一家便宜的旅馆里,旁边是一家很高档的旅馆,许多中国官员都住在那里。
晚上,我和同修在院子里炼功、学法,然后讨论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们决定按照我的计划進行,先向政府部门讲真相,然后去附近的中国建筑工地,最后乘出租车去郊外的建筑工地讲真相。西伯利亚同修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中文《大纪元》报纸。
在访问各个政府机构的过程中,几乎没遇到任何问题,到处都留下了真相资料和我们的联系方式。
第二天,我们从旅馆的前台问到了如何到达最近的那些中国人的建筑工地,我们就挨个去了。在大多数建筑工地,可以把报纸亲手递给中国工人。只有两、三个工地围着高高的围栏,入口紧闭,我们决定沿着围栏走,当我们看到中国工人在正在建设的建筑物的窗户里时,我们向他们挥舞着报纸,表示我们要把报纸留在围栏的缝隙中。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看到报纸没有了。
赤塔的气候明显属于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夏季炎热。那个夏天也不例外。但我们经常能感受到师父的关怀:累了想休息的时候,附近就有公交车站,可以坐下;乌云出现了,开始下雨了,二、三十分钟后,雨就停了,暑气消退了,我们继续前行。当我们来到一个建筑工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那些中国工人都知道了我们是法轮功学员。从门口,从窗户,从四面八方都有中国人在喊着:“法轮功!法轮功!”然后跑到我们身边,报纸瞬间就发光了。
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中国建筑工人们都是全天工作,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十点。晚上九点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工地上有三个地点。第一个是一个大深坑,工人们在灌地基,第二个是工人打第一层楼的地基,第三个地方工人们在砌墙。那天,我们还没来得及靠近,就刮起了尘暴,两步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们马上停下来发正念,当我们开始念诵第二个口诀时,风突然停了,就象它来时一样突然,尘暴也停止了。我们向工人们挥舞着报纸。一切都象其它地方一样,中国人向我们跑来,伸出手,拿起报纸,立即坐下来阅读。当我们离开工地回头看时,看到了一幅难忘的画面:许多人坐在泥土山上,有的坐在木板上,有的坐在地上,都在看大纪元报纸。很遗憾,我们那次没有带相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带相机的手机。
最后一天,我们给住着中国官员的隔壁的高档旅馆发报纸。伊尔库茨克的那位同修去发,因为她长着东方人的面孔,而我在旅馆门口发正念。不到半个小时,她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她把所有的报纸都发完了。
从赤塔回到家后,我决定学习做“真善忍国际美展”的讲解员。通过这个美术展,我们讲法轮功给人们带来的美好,也讲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参加这个项目,可以去自己的许多执著心——显示心、争斗心、不自信和欢喜心等等。
在我的听众群中,曾经有一个家庭:年轻的父亲、母亲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我一边说着法轮图形,一边问男孩知不知道法轮标志着什么,孩子神色严肃的回答:“是的,我知道,这是永生的象征!”
听了男孩的话,我想起了师父讲的一段法,师父说:“那么这个法轮下上之后,他二十四个小时不收停的,老是这么转的,老是在演炼着你。”[1]我认识到,师父给了每位修炼者获得永生的机会。
是的,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修炼自己,救度众生。感谢师父对我们无边的慈悲与保护!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法解 》〈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
(责任编辑: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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