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寻觅觅 终得大法
在这滚滚的红尘世俗里,我颓废过、沉沦过、痛苦过。那是为找不到真理,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归宿的痛苦挣扎。看到人们风尘仆仆、忙忙碌碌的活在这个世上,我总觉的自己和这个世界有点格格不入,我总觉的自己在寻觅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人生的苦短与生命的孤独。每当我看到“故乡”、“家园”、“归宿”之类的词语,心里都会禁不住的激动,我会泪流。
我就这样在迷茫中寻寻觅觅,停停走走。我阅读文学、哲学、艺术等书籍。后来又在佛家、道家、基督教中探索,想要寻找到人生的意义。可是转来转去,终不如意。
一九九八年的我,已经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成为了一名煤矿工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小书店里发现了书架上的《精進要旨》。当时,我就感觉此书不同一般。我回去看完后,才知道世上有法轮功。
又过了几天,我找到了《转法轮》。当看到真、善、忍这三个字后,我的心一下子就通透了,就在那一刻,我已经坚定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终于找到了,好,我就做这样的人,我就走这条路。”
更为可喜的是,我的母亲、姐姐、妹妹,也前后相继入道得法。母亲时年五十多岁,便已一身是病。修炼短短月余,就病症全消,身轻体健。从此,我们一家四口人幸福、快乐的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
二、進京护法 身陷囹圄
当我们还沉浸在初得大法的幸福喜悦中时,不想风云突变。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这突如其来的魔难,使我们懵住了,不知如何是好。除了内心对大法的坚定之外,一时手足无措。
到了二零零零年,我们才知道有很多大法弟子去北京证实法。我和家人商量了一番。一开始,准备我和母亲两人去。那时姐姐的孩子才三岁,妹妹刚结婚,家庭情况不便同去。但是姐姐和妹妹异常坚定,决意同行。我们都知道,此一去,前程险恶,直面生死;此一去,支离破碎,人各分散。
夜晚,我躺在床上,想想即将离别的亲人,想想即将离别的家,又想到万千大法弟子不畏生死,進京护法,我的心中五味杂陈,不觉在黑暗中留下许多泪来。我有些许伤感,些许忧愁,些许心酸,而更多的是对法轮大法的坚定。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们想办法冲破了当地公安的层层监控、封锁(当时警察对我们家二十四小时监控),一家四个大法徒,毅然的踏上了進京护法的征程。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觉的一切平静如常,广场上都是三三两两的游人。但是这些游人都不寻常,要么是大法弟子,要么是便衣警察。我们一起来的同修有七、八个人,我们没有多想,径直走到天安门广场中央。我母亲打开了写有“法轮大法”字样的横幅,其他人就地盘坐炼功。
还没有三分钟,警察就从各个方向跑过来,后面紧跟着一辆警车,他们连拉带扯的把我们推上警车。警车上早已非法关押了许多大法弟子。我们一点也不害怕,碰到大法同修,我们彼此都很高兴。陆陆续续的,又有同修被推上警车,不一会儿,车就满了。
之后,我们被送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派出所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后院,一進院,哇,里面早就拥拥挤挤的站满了大法弟子。有的同修凌晨四、五点就来了,天南海北的大法弟子都象亲人一样,一点也不生疏。我们兴高采烈的讲述着自己的境遇。饿了,共同分享带着的食物。
有的同修远自东北、福建而来;有的同修为了避开盘查,骑自行车数日或步行月余而来。他们那颗纯净、坚定、无私的心,每每让人肃然起敬,感动落泪。我们又一起高声背诵《洪吟》,几十、成百的大法弟子朗朗齐诵,声震苍宇。
到了中午的时候,小院已经挤不下了,便来了一辆大公交车。我们被带上公交车,向不知名的方向行驶。这时,我已和家人失散了。车上的武警都拿着枪。有同修说:“是不是要把我们枪毙了?”我内心坚定而坦然。后来才知道,我们被分流到了北京各县区的看守所,因为北京市区的看守所、公安局,都关满了進京上访的大法弟子。
几日后,我们当地的警察找到了我和分流到各县区的家人,我们四人又被劫回原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单位和公安的人找我们谈话,要我们放弃大法修炼。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证实大法。
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我们低头认错,说句软话,就放了。但我们都很坚定。最后,我们一家四口人都被迫害,身陷囹圄。我被非法判刑三年,母亲被非法判刑四年,姐姐、妹妹被非法劳教两年。
从此,一个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天涯相隔。家中只留下老父亲一人,孤苦伶仃,艰难度日。我父亲几乎很少出门,做一顿饭,吃好几顿;日夜只是看着电视打发时间。还有人传言我父亲承受不了打击,精神病了。父亲的悲惨境地不堪设想。父亲去看我们,得辗转几个地方:从男子监狱,再到女子监狱,再到劳教所。看到父亲风尘仆仆,一身疲惫样子,我无语凝噎。
我们在黑窝里受尽了欺凌侮辱,历尽邪恶的迫害。后来我们陆续冤狱期满,先后回到家中。四人虽经风雨,但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毫无动摇。在迫害严重的时期,母亲在女子监狱被恶警吊起双手、拷打数小时。如今母亲讲起来,也只是淡淡的说了句:“我吭都没吭。”
一切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我们就在这平凡的日子里,跟随着师父正法的進程。我们在各自的生活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姐姐离婚了,妹妹和妹夫不愿受单位的骚扰,双双辞职,去了外地。二零零五年,我结婚了,妻子贤惠善良,是常人中难得的好人。
三、传播真相 再遭迫害
看到同修们说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决定不等不靠,自给自足。我和姐姐都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并较为完整的掌握了各项技术。我们下班回来,就利用时间做真相资料,有时做到深夜。虽然辛苦,但很充实。看到一份份精美的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真相传单源源不断的制作出来,我们心里充满了快乐。母亲也来帮忙,装订、整理,套袋、打包,一家人忙的不亦乐乎。
二零零六年年初,本地区邪恶大规模绑架大法弟子,我和姐姐也被绑架迫害,被非法判重刑,姐姐被非法判刑七年,我被非法判刑五年。
姐姐在女子监狱不向邪恶妥协,惨遭迫害。她被恶犯殴打,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恶警指使几个恶犯轮班看管、迫害她,姐姐一迷糊、眼皮一合,恶犯们就推打。在黑窝里,恶警们又强制大法弟子做奴工,每天从早干到晚,姐姐在痛苦折磨中度过了七年。
我到了监狱后,和同修们一起反迫害,证实法。我们尽力跟上正法的形势,给犯人们传播《九评共产党》,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和同修们在出工的路上找时机交流,我们互相鼓励,相互协助,共同开创学法炼功的环境。我们想办法搞到了MP3、MP4,又打通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能及时的把师父的新经文传進来。
到了晚上收封锁门后,监舍的灯就熄灭了。我拿出自制的小手电,在被窝里蒙着头,把MP4里电子版的新经文抄写下来。然后又复写出多份,分散给各个监区的同修。在被窝里时间长了,我就掀开被子爬出来,坐着发正念,也正好休息。我经常抄写到凌晨三、四点。不抄法的时候,我就用MP4学法,每天都学到凌晨三、四点,一点也不累。我心中充满了正念。
我的铺位靠着窗户。有一天半夜,我正在静静的学法,突然飞来了两只小鸟。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小鸟呢?两只小鸟还叽叽喳喳的叫着,仿佛在鼓励我更加精進。
在监舍里,我和其他犯人们和睦相处,以诚相待,并用心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从内心生起了正念,跟我成了好朋友。有的人还走入大法修炼,成为了坚定的大法弟子。在遇到警察找事或者迫害我的时候,他们都想办法保护我,帮助我,为我出主意。
我发愿要给监区所有的人做三退,一个都不能落,包括曾经迫害过我的人。
我快到出狱的时候,有同修听说大法弟子没有“转化”的,不让回家,直接在监狱门口被劫持到洗脑班。好多同修都为我担心,但我的内心异常平静,我跟同修们说:“放心吧!他们说了不算。”
二零一一年三月,我脑子里记着整个监区一百多人的三退名单(因出狱要搜身,无法携带东西,有些重要内容就必须背下来牢记于心),坦坦荡荡的走出了监狱大门。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早就在外面开着车等着,我顺利办完手续,坐上车,堂堂正正的回到家中。
我被中共迫害数年,妻子始终不渝的站在我一方,和我并肩面对魔难。我一去数年,妻子一个人独守空房,负担着家庭,陪伴照顾着年迈的父母。有朋友告诉我:“你不在的这么多年,她连手机都不买。你说现在的社会,有几个人没有手机的。”我无语。
我的妻子不善言语,文化素质也不高,但她心地善良,为人实在。妻子虽然没有正式修炼,但她一直支持我修炼。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陪伴着我,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一晃已到中年。
二零一四年,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妻子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那时,姐姐也出狱了,一家人其乐融融。老父亲有了聪明可爱的孙子,也高兴的笑逐颜开,忙忙碌碌,不亦乐乎。
四、再遭构陷 绝食抵制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二零一八年。这年年初,由公安部下文指使,本地国保“610”具体操作,将我和妹妹构陷迫害。我们被绑架到看守所,妹妹被非法拘留十五天,我则面临着被非法强判。
一進看守所,我就决定绝食抗议,抵制迫害。开始大约一个星期左右,我滴水不進,看守所着了急,把我转到所里医院重症监护室,后来给我强行插上了胃管。插胃管的滋味很难受,从鼻子里穿过口腔、喉咙,一直通到胃里。我的体重快速下减,身体很虚弱。看守所发了愁,每天有警察、医生、所长,还有公安局的人过来,劝我吃饭。我说我没罪,我不能配合你们对我的迫害。
由于我坚持绝食,就一直插着胃管,这一插就插了四个多月。插着胃管的滋味真是度日如年,分分秒秒都在煎熬。但我心态很乐观,精神也很好。看守所的警察、医生、护士一开始不理解,谩骂侮辱,说我给他们找了麻烦,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虽然插着胃管,说话也不方便,甚至说话声音大些都很痛苦,但是我给他们讲起来却谈笑风生,滔滔不绝。
我为了拉近与他们的距离,消除他们对大法弟子的敌意,我还经常跟他们唠家常,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有时候,我幽默风趣的言语逗的他们哈哈大笑起来。慢慢的,他们的态度变了,从开始对我横眉竖眼,训斥羞辱,到后来对我同情怜惜,再后来对我笑容满面,钦敬有加。我和这里的警察、医生、护士都像朋友似的,他们都说没有见过如此意志坚强的人。
看守所有几个区,关押着约一千多人,我所在的所内医院是第五区。看守所的犯人们都听说五区有个炼法轮功的,坚持绝食几个月。他们又好奇、又敬佩。好多人都想见见我,看看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所在的重症监护室,是所内医院犯人们打针、输液的地方。每天都有不同监区的犯人过来,输液、看病。这样,我能碰上各个监区的犯人,我就抓住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
我躺在床上插着胃管,看上去很虚弱的样子。但是我讲起话来,思路清晰,对答如流。他们都是在末法乱世中误入歧途的人,我给他们讲人生的道理,启发他们对人生的思考,让他们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他们非常乐意跟我交流谈心。他们回到各区都说,五区有一个心灵导师。
就这样,人来人往,我躺在床上足不出户,却结识了很多人,有的还成为了好朋友。我风趣的说:“我这个重症监护室,成了龙门客栈。”警察被逗的哈哈大笑。
二区有个人是形意拳武师,他失手打死了人,被关押在此,等候判决。由于人生跌宕起伏,心中愁烦,满腹心事,无处倾诉。他听闻我善解人意,通达义理,就写了一些纸条,让一个小兄弟藏在鞋底,传来与我交流。我也耐心回复,赤诚相待。
如此鸿雁传书,一来二往,我们竟成了挚友。加上那个小兄弟,我们三人意气相投,如同故交。一日,他们竟扎破手指,按上手印,与我结拜为兄弟。我们甚至未曾谋面,只见书信往来,竟义结金兰。人们都感慨这真是一段奇缘啊!这也成为了看守所的一段传奇。
我在看守所被插胃管近五个月。期间,恶人几次非法庭审我。家人、朋友、还有一些陌生人都出席旁听。我插着胃管,形容消瘦。即便如此,我也不能让家人、朋友看到我有一丝气馁、沮丧。我高昂着头,面带微笑,心态平和。我配合给我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说话铿锵有力,思维清晰不乱,法官被驳的无言以对。我在法庭之上堂堂正正,慷慨陈词,并且当庭控告恶首江泽民。
我被诬判了三年。临走时,狱友们与我依依惜别。我又作诗一首:《别时看》——兼谢诸警官与医护人员,留别所长与警察。诗中写道:
非是男儿志气短,
只因蒙难在中原,
人间无道颠黑白,
法轮大法蒙奇冤。
自古英雄多魔难,
身陷囹圄志弥坚,
待到它日阴霾散,
乾坤朗朗复清天。
五、三入魔窟 惨遭迫害
我被邪党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了J监狱,当时我的体重刚八十斤。这是我第三次来到J监狱,不免有些黯然、懊丧。谁知,噩梦才刚刚开始。
到了监狱大门口,集训监区监区长来接我。一见到我,他就气势汹汹的说:“我最讨厌你这种人。”无缘无故的打了我一顿!“回去监区再收拾你!”
到了集训队,监区长亲自指使五、六个罪犯对我進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连续残酷折磨、毒打。他们逼迫我“转化”,写三书,地点就在警察休息室(办公室),那里没有监控。五、六名恶犯一哄而上,不由分说将我打倒在地,我站也站不起来。他们就两、三个人架住我的胳膊,由另外两人继续打。他们又踩住我的脚面,说别让我倒了。
他们打累了,就歇息一会儿,由另外的人继续打。后来他们都打累了,就说:“咱们玩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打。”就这样,他们对我轮番毒打,致使我遍体鳞伤。我的脸肿胖了两圈儿,胸脯上、脊背上、腰上、胳膊上满是黑青。后来,他们用手打累、打疼了,就找了一块木板在我身上、腿上、臀部上狠狠的抽打;然后,又用木板的横棱处敲击我脚踝骨凸起的部份,说:“打这里最疼。”又有一个恶犯提议说:“咱们用木板沾上水,那样更疼。”就这样,对我连续几个小时的残酷折磨。他们打累了,就边喝饮料,边抽烟休息。
我当时感到自己正念的一面被邪恶隔开了。我想到我们当地同修G来到J监狱,一个星期,就被打死了。我这样,会不会当天就会被邪恶打死,我的头脑里掠过了一丝怕心。
期间,我数次被打的休克晕死过去,然后又被打醒。我被打的失去了知觉,身体象面条一样成了一摊。最后,我被打的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了,两耳什么也听不见了,眼前漆黑一片,大脑神志恍惚,什么也不知道了。我晕死过去,他们仍不停手,又把我打醒,打醒又打休克,连续几个小时不停的毒打折磨,一直到开晚饭了,他们才把我架回监室。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同修们都被分下队了。队里的环境较为宽松,每个队有两、三个同修。二十多年来,同修们来的来,走的走,一批一批的大法弟子在这里反迫害,讲真相,劝三退,已经开创出了较为宽松的环境。
我又恢复了正常的学法、炼功。监室里要轮流值夜班,我专门承包了两个小时。我每晚炼功,日日不辍。为了更好的洪扬大法,同修建议庆祝“法轮大法日”。每逢“五·一三”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提前买好的食品,如瓜子、花生、饮料等,分享给监区的犯人。由此,犯人们都知道了“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都连声称赞:“还是人家法轮功好,法轮大法就是好!”
我又想办法搞到了手机,这下更方便了,可以用手机上网,下载师父的新经文了。
二零一九年,巡视组入驻了J监狱。我想办法联系各个监区的同修,我们写好材料,共同控告集训监区监区长。在我们不断的控告下,他被调离了集训队。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二零二零年底。这年年底,监狱收到了政法委的邪恶指使,实施“清零”迫害,迫害没有“转化”的大法弟子,主管迫害的是副监狱长。我写好材料,准备找机会和他谈话,制止迫害。
有一天,副监狱长正好到我所在监区检查,我大大方方的拦住他,递给他材料,说要跟他谈话。他不跟我谈,拿着材料走了。第二天,在监狱警察工作大会上,副监狱长气急败坏的骂了监区教导员一顿,意思说叫你“转化”某某某,他反倒转化起我来了。
监区想了一些办法,用了一些手段,看“转化”不了我,又没办法向副监狱长交代,就找了个茬儿,把我关到了禁闭室。
禁闭室被称为“狱中之狱”。里面的条件异常恶劣。吃喝拉撒都在一个极狭窄的空间里;没有床铺,晚上睡觉时,被褥铺到地上,席地而卧;在禁闭室吃不饱,挨饿受冻。在那里被关押时间长的犯人,都快憋疯了。天气渐渐转凉,又越来越冷。吃完饭,洗个饭盆的时间,盆底便结成了冰。
二零二零年的冬天,在记忆里应该是最冷的冬天了吧?虽然我一个人孤独的在阴暗、寒冷的禁闭室里,但我心态乐观,心情平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大声背诵师父的《洪吟》和经文。来了兴致的时候,我还放声歌唱。饥冻虽切,怡然自乐。我还作诗以明志,诗中写道:
闭室幽居难见天,
何妨独坐亦安然。
高咏低吟皆自在,
谁怕寂寞与饥寒。
有时禁闭室关進来其他的犯人,我就抓紧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我们成了患难之交,有的人还跟我学功。我在禁闭室被非法关押了四个月。
二零二一年初,我到期出狱,母亲、妹妹、妻子都来接我。当地公安警察也来了,警察让我上他们的车,母亲、妹妹、妻子极力拒绝,把我抢上自家的车。后来母亲告诉我说,有人放出风,要把我劫持到洗脑班,不让我回家。我笑了笑,心里想着:“邪恶动不了我,那不是它们说了算的。”
六、百折不挠 路在脚下
我回到家中,父亲已老态龙钟。儿子也长大了,聪明可爱,准备上一年级。儿子在幼儿园的时候,每当有人问起,他总是流利的回答:“我爸爸出远门了。”有时他也会问奶奶:“爸爸是出差了吗?是去打工了吗?”我看着儿子可爱的笑脸,心中百感交集,如在梦中。
妻子一如既往的陪在我身边,不离不弃。这么多年,她独自带着儿子,真是难为她了。妻子说:“我也真是服了你们这些人,意志太坚强了,百折不挠,我觉的你们能成事。”妹妹也已经四十多岁了。想起二十多年前,我们都还是意气风发的青春少年。
母亲给师尊敬香,我们叩拜师尊,不由的潸然泪下。
这么多年来,我和家人同修们出生入死,聚少离多,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但我就是坚信一点,无论邪恶的旧势力怎么干扰、迫害,都是瞎折腾。师父有师父的安排,师父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我回来的时候,也正赶上当地政法委邪恶机构对大法弟子的“清零”骚扰。我坦然面对他们,心态平和。他们听了我的经历,也感慨叹息,既同情又佩服。他们感受到了我慈悲救度他们的心,说:“你的心态真好。”我说:“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了怨,没有了恨。”
我曾高昂着头走过黑暗,我曾一个人孤独的走在漆黑的巷道里。越是黑暗,我越是坚定的相信光明。有时,我独坐在弥漫着煤炭和钢铁味道的工房里,想着:人,无论做什么职业,身处什么阶层,所在什么环境,都要为自己保持一个高贵、高尚、干净的灵魂。
层次认识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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