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多救人　证实法的路越走越宽

一、初得法　精進闯关

得法修炼那年，我二十八岁。看完一遍《转法轮》后，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外地家人同修告诉我：“一定要多学法。”那时，我几乎是处于独修状态。直到二零零三年，才接触到一位当地同修。她给了我很多帮助，我开了一朵小花，建立了家庭资料点。虽然孩子小，工作忙，但我很精進：几乎天天打印真相资料，同时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孩子。放下这个，拿起那个，全是小跑。

我和丈夫工资都低，我们的生活简单。那几年，打印机经常出毛病，我学会了简单的修理。不知道多少个夜晚，为修机器，我睡觉很少，弄的两手都是墨水。第二天，一切生活照常。我精力充沛，从不感觉累。学法、炼功、修心，我严格要求自己。午休时间、工作闲暇时间、坐公交车时，我都学法背法，大法书天天背。那时我遇到问题很难找到同修交流，我就问自己：“如果一个大神仙遇到这个问题，会怎么想，怎么做？”这样一想，自己就明白了。

二零零五年，一次意外使我大出血。因为流血过多，很快我都看不到自己手上的血管了。我能感觉到皮肤的存在，它象包皮一样包裹着我的头。那时，我就是把自己的生死交给了师父。

我每天正常上班，回家买菜、做饭、照顾孩子、做家务、做救人的事。当时只有我母亲和本地那位同修知道我的处境，其他人谁也没看出我有什么不正常。血每天都在流，直到第二十一天晚上六点，我发正念。

那天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感到罩在我上空的一个巨大的黑罩被师父一下子拿下去了。发完正念，我一下子蹦起来，对母亲说：“我好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没过几天，小妹给我打电话说：“姐，我梦见你死在厕所里，死的也很惨。”我明白：我闯过了死关，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二、整体配合　营救同修

二零一六年，我母亲（同修）在学法小组学法时被绑架了。我第一次全身心的参加营救同修。我们家属（未修炼和修炼的家人都有）联合起来，与同修配合，一起去要人，D同修是协调人。参与营救的同修和家属按时都到一个指定的地点聚齐，整体配合。对我来说，直接面对公检法人员真是倍感压力，我从来没和他们打过交道。我就知道这是我必须面对的，我一定要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定的走下去。

我首先为母亲请了维权律师，遭到家人的反对，不但不帮我拿律师费，还说律师是骗钱的，会起反作用。我虽然经济条件不好，但我觉的这钱我该花。通过律师，我们可以了解案情，和母亲沟通，鼓励她正念正行。但我知道，不能依赖律师，我是主角。

D同修让我们每个家属写一封实名劝善信，我用心写了两天。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信写的很软，也是我当时修炼状态的真实体现。D同修整理了许多法律方面的文件让我们学习。我通过利用法律反迫害，彻底明白了中共公检法司一些人员的罪恶，他们利用同修和家属不懂法律，迫害法轮功学员。公检法司表面上是走法律程序，实际上是处处违法，就是许多公检法司内部人员也不知道真相。有同修帮助我们写了一份辩护词，从多个角度讲真相，并把办案人是最终的受害者说的明明白白。

D同修把我们的真相信、相关法律文件、辩护词等打印许多份，分好装入多个档案袋。那时我还不懂公检法司和政府机关都有哪些职能部门、都是干什么的，我们将如何给他们讲真相，太多的东西需要我面对。

我每天坚持学法、炼功。因为我还要上班，那时只好经常请假，老板也理解我。我时时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做事摆正基点，修去怕心，放下亲情，慈悲救人。我们决定一起去区政法委“610”办公室递交材料。

那天早上，家属和参与营救的同修共有十几个人，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还有一位同修带着刚满一岁的小外孙女来了。我们都坐在区信访大厅的椅子上，要求“610”人员来接材料，没人接待我们。D同修就带家属到政法委大门口，给门卫讲我们要递交材料，我们要见政法委书记。一上午，没人理我们，但我们看到進進出出信访大厅的很多工作人员都很紧张，并向我们这边张望。同修们都没离开，我们互相鼓励，默默的发正念。下午渐渐的大厅里就剩我们和周围的便衣警察了，我们都不为其所动，还继续找政法委门卫，找信访办工作人员，要求“610”办公室接待我们。

我站起来，大声对同修的女儿说：“你知道某某政法委书记又跳楼了吗？”同修女儿配合我说：“那肯定是没干好事。”一会儿，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一会儿有人接待你们。”最后，来接待我们的是国保警察，“610”没人出面。国保警察接过档案袋，反复检查，象检查危险品一样。大厅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我对国保警察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国保警察无语，局面比较尴尬。D同修拿起家属小孩的小食品，对他说：“吃个山楂片吧！”大家都笑了。我又说：“说法轮功是×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没有法律依据。”国保警察又无语。D同修就又说：“再吃个山楂片吧？”大家又笑了。家属们都向国保警察要求放自己的家人回家。国保警察说：“我说的不算。” 国保警察对一直坐在我身边的年轻女士说：“你把这个（我们的真相资料档案袋）拿回去吧。”然后，就向门外走。老同修跟上，边走边说：“别迫害大法弟子了，那对你不好。”国保警察出门上车，离开了。

D同修说：“我们去检察院递交材料。”我们这一群人直接去区检察院。刚到门卫室，还没说话，门卫一看到我们，就直接给办案检察官打电话：“某某，你快下来接材料吧！某某的女儿领一大帮人来了。”我们前几次来递交材料，都被拒收。这次我们顺利的把材料递交给了检察院。

D同修又对我们说：“快五点了，我们赶快分头去两个办案派出所递交材料。”其中一个派出所我已经去过几次了，知道谁是办案所长，我把所长的名字写在档案袋上。到派出所后，很顺利的把档案袋交上去了。这天，我们都很高兴，营救同修、救人的局面渐渐的打开了。

在营救过程当中，当我感觉自己正念不足、另外空间干扰很大时，就会突然来好几位陌生同修为我们发正念。当我们营救工作很顺利时，就有某协调同修问我：“如果被营救的同修没有你的家人，你会这么投入吗？”我仔细的想了想，说：“不能。”同修说：“这是境界。”我感到很惭愧。当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时，师父就安排同修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相关法律问题上模糊时，就有律师为我们解答。作为修炼人，我们走正走好了，师父什么都能帮助我们，师父就在我们身边。

此时离案发时间已过去半年多了，案子在检察院和国保之间来回周旋。我们有时整体配合，有时单独行动，用各种方式讲真相。一位老同修给国保副大队长写真相信，写完后，打车直接送到他手里。看了信，我都落泪了。我还记的其中的一句话：“如果你不迫害法轮功，你就是最自在的。”后来这个副大队长真的不主动参与迫害了。同修去找他，他给同修倒水，拿酸奶，不再那么凶了。

一天，一位同修的丈夫（是位正义人士）对我们说：“你们应该去检察院，找批捕科的办案人，问是依据什么把你们家人给批捕的。”

这次我们是整体配合，早上我们一行近十人来到检察院，到控申接待室，对检察官说：“我们要见批捕我们亲人的办案人。”检察官帮助我们联系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士来见我们。我说：“检察官你好！我们找你，就是想问你，你是依据什么把我们家人给批捕的？”她说：“你们就想知道这个？那你等着，我去给你取。”她回去了，一会儿抱着一本厚厚的书来了，翻到某一页，指着一篇文章和司法解释告诉我们：“这就是批捕的依据。”我让一位同修的女儿用手机把这几页和书的封面都拍了照片。

我们把检察官围住，问她：“这也不是法律，你怎么就依据这个把我们的亲人给批捕了？”有的常人家属很激动，说话的声音很大，还拍桌子，D同修不时的控制着局面。我们是在临街的一楼里，引来许多人屋里屋外的人围观。办案检察官麻木的看着我们无语，我觉的她真的好可怜，就是个提线木偶。四十多分钟过去了，只有围观的检察官，无人过来帮她解围。我觉的这样可以了，我就给检察官让路，让她走。到门口时，我与她握手，并微笑着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我妈妈是被冤枉的。”

我们离开检察院，决定下午找批捕科科长谈谈。我们来到控申科，要求见批捕科科长，控申科的检察官不给联系。有了上午的经历，我们就到门卫找看门的大爷帮助联系。大爷屋里有控申科的摄像头，也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情。他见我们来了，就立即打电话，说：“某某，你下来吧，他们想找你唠唠。”

一会儿，一个五十岁左右、面色很黑的男子下来了，我们又到控申科面对面坐下。他说：“没想到你们是有备而来。”这次我们心态都比较平和，因为难为他不是目地。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和他聊，给他讲真相，他也很想了解我们。最后我说：“你们这么办案，冤枉我们的家人，你要向上级领导帮我们反映情况。”他答应了。

离开检察院，我们商量：不能这么就完了，我们明天来检察院找纪检的人。找纪检的人就是告状。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检察院控申接待室。通过前一天的事，接待我们的检察官对我们已是刮目相看了。我们说明来意，他给纪检的人打电话，说：“她们就几个人，你下来呀！你下来呀！”说了半天，纪检的人就是不肯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来控申科接待室，检察官帮我们又联系纪检的人，还是没人来。检察官就从大玻璃窗里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们：“你们上访要象旅游似的，有理你要会讲理。”他在这工作很多年了，面对什么样的人都不动气。这两天，我们之间其实已经争辩好几次了，最激烈的时候，他会说“你听我说”，我们就都不吱声听他说。我们又争辩时，同修就学他说的“你听我说”，大家都笑了。我们就给他讲真相，他也乐意接受了。

离开检察院，我们再次商量：这三天，我们让更多的检察官知道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们做事要有尺度，要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善良的一面，我们决定暂时不来检察院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我们对检察院应该改变讲真相的方式，给检察院邮寄真相信，让他们了解更多真相。

我们当时请的都是外地律师，有些事不能及时沟通。我们真的需要本地的维权律师，我们就到各个律师事务所讲真相，但很多律师是不敢接法轮功（被迫害）案子的。有些说敢接，但能看出他是为了挣钱。还有是为骗我们，当面和我们说的很好，去会见时，“转化”被迫害的同修。还有的律师说，我可以帮助你们会见，但不能出庭做无罪辩护，但是这样的律师我们也需要。同修们互相配合，最后我们真的找到了一位维权律师，可以出庭辩护，我们和这位律师成了好朋友。

我和同修去区政府司法所讲真相，我们问司法所所长：“是你们不让律师接法轮功（被迫害）的案子吧？”所长说：“你去找政法委的（人），都是他们干的。”然后他们就都去一个房间开会去了。在摄像头下，我和D同修给每个办公室都放了一份真相资料。

我们去区政法委，找到相关领导。和政法委的人有了几次接触之后，现在找他们也容易了，他们不象第一次那样不敢露面。门卫在电话里只说了三个字“法轮功”，就放下电话，让我坐那等着。

我把省政法委书记在工作会议上讲如何迫害法轮功的文章放在办公桌上，接待我们的主任还仔细的看了看，他问我们找他有什么事？我说：“我们请律师，他们不敢接我们的案子，我们就去找司法所，所长说：‘你去找政法委的，都是他们让干的。’所以我们就来找你。”主任当时就急了：“你告诉我，哪个所长说的？”我心里想：“这个不能说。” 没等我说话，主任又说：“谁说的？下次你给我录下来。”这真是背地里有胆干坏事，当面没胆承认。我们就是要曝光邪恶。

在营救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在法理上交流，我们决定一起控告国保副大队长。近几年，我们区就有二十几位同修被非法判刑，都是他干的。写好控告状，我们去市检察院递交，可是检察院要逮捕证，我们当时谁也没去派出所去取，所以谁都没有逮捕证，这样就不能控告了。我对同修说：“律师卷里应该有，我给律师打电话，看他怎么说。”律师告诉我：“你不可能拿到逮捕证。”我告诉同修说律师这不行，我们还得想办法。有家属已经多次去派出所和检察院要了，他们都说他们没有，大家商量去国保，找副大队长要。

我们一行十几人，老老少少立即出发。来到国保副大队长办公室，我们说社保局的人要逮捕证，否则就要扣家人工资。大队长说：“我看你们就脑袋疼，都给我出去。”他把我们都推出门外，关上了门。

我们站在走廊里，面对房门。我正想该怎么办时，门开了，副大队长用手指着我，说：“你進来。”屋里还有最早在信访大厅接待我们的警察。副大队长对我说：“你怎么跟他们混？你妈和他们（指被迫害的同修）不一样，他们都是屡教不改的。”我只是很认真的问副大队长：“那逮捕证在你这吗？”那个警察指着我的脑袋说：“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呀？”我开门就出去了。

我明白，这是公安惯用的离间法。同修们都在门外等我，我们一边向外走，一边商量：去前楼找纪检。到了前楼，保安告诉我们：“纪检的人都去吃午饭了，你们下午再来吧！”外面开始下起了小雨，我们也都去吃午饭了。大家商量下午不能去找纪检，那样会触动国保负面的东西，我们还是去国保找。

下午一点，我们来到副大队长办公室，发现屋里没人。我就给他打电话。接通后，我说：“我是上午找你的。”他小声说：“我在开会呢。”就挂断了电话。我们大家没有离开，都在走廊里等他。

雨一直在下，走廊里更显阴冷，同修的小外孙女在妈妈怀里睡着了。这孩子才一岁，天天和我们到处走，可是从不哭也不闹。谁抱抱也不认生，真是个大法小弟子。我把外套脱下来，盖在孩子身上。等的时间长了，我们有坐在楼梯上的，有站着的，看着从上到下的人群，我心里很感动：大多数人与我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和我们在这坚持着，真是一种境界。

下午三点，他们开会回来了。我紧跟大队长進了办公室，同修们也都陆续進来了。队长说：“我看到你们就脑袋疼，逮捕证不在我这，在派出所呢。”同修女儿就立即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我们都听到了，所长说逮捕证不在他那。队长又说：“那在检察院呢，你们去检察院要吧。”同修女儿就立即给办案检察官打电话，检察官很肯定的说不在他那。

队长一看推不了了，就说：“当初让你们去取，是你们自己不要的。”我们赶快说：“那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把队长给气笑了。他无奈的对一个小警察说：“你给查查逮捕证号，那就下周一你们去某某派出所，找所长去取吧。”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拿到了非法逮捕证。

我用明慧网提供的刑事控告模板，加上检察官提供给我们的依据，写了一份刑事控告状，很顺利的交给了市检察院，让看到控告状的人都明白真相。我们也去省巡视组，递交了一份刑事控告状和相关真相资料。

年末，刑事控告在分局立案了。国保副队长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助他说好话，把刑事控告状拿下去，那态度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和家属配合，把整理好的真相资料用EMS快递邮寄给省、市级的政府机关部门、公检法部门。我们也去了能想到的部门上访，交材料。我和同修配合，去市政府找政法委书记，被一大群人威胁恐吓，他们说：“我看明白了，你们这是要为法轮功平反。”但我们说了我们想说的，交了材料，顺利的回家了。

那时真是经常面对有形的、无形的压力，我就横下一条心，选择放下生死，一路前行。面对亲情，我就在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我。我母亲虽然在看守所，她也是大法弟子，师父也在管她。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告诉自己：要多救人。这样我证实法的路越走越宽，我心里越来越敞亮。修炼真是太美妙、太神圣了，做一个大法弟子太幸福了。

我母亲的案子最后检察院三次退卷，公安还是不放人，又不承认卷子在公安。我给检察院打电话，检察官告诉我：“你这个我们是坚决不收的，赶快给公安施压，去要人。”案子到了这一步，反对我的家人都和我站到了一起，他们都主动请假，去国保要人。国保警察说：“你们一家人都炼法轮功。”家人还告诉我：“我出钱，你把北京律师请来，帮助我们要人。”

几天后，我母亲平安回家了。回家后的一个月里，公安警察威胁恐吓我和家人签“取保候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坚决不签，我鼓励家人：“我们不违法，别怕他们。”最后家人也都明白了，公安警察也就不再来了。

在修炼的路上，精進不精進都是自己的选择。安逸很容易使人按部就班，忘了自己是修炼人。我告诉自己：应该不断的突破自我，多救人，完成使命。我一定珍惜这剩下的宝贵时间，听师父的话，跟师父走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