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寻法路

茫茫寻法路

我出生三天后就在教堂受洗，成为了一个天主教徒，所以我少年时光是在教堂裹望弥撒上主日学中度过的。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上教堂是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大事，但不知为何，从没有人带我真正地读过《圣经》，所以我对天主教教义知之甚微。直至年事稍长至十四五岁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并质疑勤上教堂的意义时，才不再出入教堂。

在台北上大学期间，校旁就是一个某某教会，所以我可以就近观察那些骑着脚踏车穿梭校园附近的传教士们的言谈举止。我是自己走入他们教堂内求神问道的少数人之一。我很虔诚，并严格遵行各种教义，那时内心感到无比平静充实快乐。平常我也努力地学习经文，也常上台讲述自己的心得体会，直到有一天，我无法再高举着右手再度宣誓“这教会是这世上唯一而真实的教会”。我的疑问和退出，引起我带领的青年会里青年朋友的失望和不解。其实我内心更是失落痛苦。

不久我于一九八六年来美念书。日子过得忙碌但内心空虚，所以便跟着同学室友到她们的基督教会体验了一年，最终还是失望。拿到学位后再继续念药剂系五年，才有了和许多来自中东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回教徒的深度接触认识。他们顶礼膜拜阿拉（上帝之意）的虔诚让我感到钦佩，于是认真地读起可兰经、学习阿拉伯文并戴上hija 头巾，开始了一度虔诚回教徒的生活。但是几年后，我还是产生很多疑惑和不解，便逐渐地退出。我不喜欢任何的形式和虚伪的言行方式，于是我再度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流浪汉。

工作后日子过得异常忙碌不堪，但忙碌过后更显日子的苍白无力。直至有天峰回路转，我姊寄送许多法轮大法的书给我身患脑癌的丈夫，期望他能读后受益。我当时的成见认为，以身为美国人为傲、从事生化科学研究的先生，是不会接受中国人的任何思想和精神上的论述的，所以我从未把书给已病入膏肓的先生看，直至他因病去世。

先生去世后，因为不再花费时间照顾病人了，我才能找出时间让自己拜读这《转法轮》一书。那年为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从此开始，我生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生命不再彷徨空虚，而是对师父在《转法轮》书中所讲法理的彻底折服与感恩。

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

因为出生在军眷村，在反共的氛围中成长，所以深知中共的邪恶。在得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后，我便兴起了用自家电话，寻找明慧网上的迫害案例，打电话给中国的公安警察，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记得那时，晚上半夜常被电话惊醒，听到不会说中文的先生同修克里斯不断地对接听他电话的世人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那是他唯一能对中国人用中文说的真相。我泪流满面，内心触动不已。

那时没有讲真相平台，更没培训，只凭着一股正念努力地讲真相。但是后来受限于工作上的巨大压力和高昂电话费的付出，便暂时停止了打真相电话。谁知这一停便停到二零二二年。因为那是自己心中最大的遗憾和不舍，终于在二零二二年年底，经过姐姐同修的介绍，开始重拾打电话的勇气，在播打真相云块中延续讲真相的宿愿。

我的常人工作忙碌，又不能出错，心中压力颇大。但想着能打电话讲真相，救度众生每日睡眠少些无妨，毕竟抓紧时间助师救度众生才是真修大法弟子刻不容缓的责任。

用正念闯过魔难

去年小弟在一场突发的脑部病变中过世，带给我心中无限的悔恨和伤悲，因为我终究还是太忙于工作，忽略了教会小弟学法炼功，而让一个心地善良忠厚的灵魂没能得法而失去救度。最终在加强学法中，我渡过了对亲情执着的难关。

那时我每天工作从下午一点至半夜十二点，疫情高峰期间甚至一星期工作七天。去年七月某天半夜，从工作下班回到家后，突然发现自己完全无力从车中站出来，而需要我先生小心翼翼地把我慢慢抱出。而次日早晨竟也完全无法起身下床。这实在是太令人沮丧惶恐。好在我立刻调整心态记起师父说过的话：“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脊髓剧烈的疼痛中，我的身体无法起身站直，只能勉强保持在九十度的弯腰当中，手也无力提取任何一个小物件，当时只觉得万分羞愧──修炼至今已二十多年怎么不進反退？

我心里非常清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自己对工作的执着和对不菲薪资的眷恋，我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专注在常人工作上，而忽略了该作好师父说的三件事。所以在警觉自己的过失后，我毅然地提出三年以来很难辞职的辞呈。我知道，作为大法弟子我是有使命的，虽然我不精進。

我坚信这绝对不是病，结果从床上或地上努力慢慢地站直了起来。然后我请了假，开始整日不断地学法炼功发正念。什么也别多想，就是信师信法。如此过了一个星期，我终于能比较不费劲地从椅上或床上站了起来。尔后在过了十几天后，全身的神经痛便消失了。在没看过医生没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痊愈，这是件当时没人相信的神奇事。这次的经验使我体悟到，修炼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不单是要向内找，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修炼好的一面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如何思考和如何做好。遇到任何问题都要保持正面思考，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弟子什么关都能过得去。

在经历了锥心之痛的亲情关和几乎痛不欲生的病业关后，我又重新回到直接口讲打真相电话的行列中来。

打真相电话救度可贵的中国人

如同所有大法的项目，打电话给中国大陆救度可贵的中国人也是一个讲清真相挽救众生最直接的办法之一。虽然它是个行之多年比较老旧的项目，也逐渐被许多同修淡忘，但它仍然很重要也是刻不容缓。

谈到直接口讲真相，其实这真是个考验自己一步一步提高心性舍去常人执着心的过程。因为限于机制我们无法事先知道接电话众生的背景为何。可能是个刁钻的中小学生，或是淳朴的农民工或党内的高官甚或是其他。但我们都抱着最大的慈悲耐心地讲着真相。当然也有很多人根本不听直接挂断电话。

我听过几位年纪较大的同修讲电话。她们的方言口音很重，真相内容简单朴素，而且面对不同背景的众生都几乎讲一样的内容。但众生却多能认真的听下去，劝退率很高。在我看来唯一的解释就是她法学的好，心性高才能触动对方的心。所以学好法，发好正念，心性高了才能做好讲真相救人。

师父说：“在它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它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著，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它，都这么干。”（《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因此我严格要求自己每天五点半（冬天四点半）起床来到讲真相平台上发正念，学好法然后打真相电话。但是我打电话的情况时好时不好，力度不够。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心该去尚未去。所以打电话时也反映了我当时的修炼状态。我很惭愧，期望自己精進实修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师尊的期望。

以上是我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尚请同修慈悲指正。

合十

（二零二四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选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