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济南市历下区洗脑班上的亲身经历

2000年10月1日我去天安门正法，被遣返回济南后被非法关押一个月。由于我不放弃大法，同年11月25日学校公安处与千佛山派出所又把我押送到历下区“洗脑班”。

一进楼我就看到楼道内贴满了攻击和诋毁大法的大字报和标语，各办事处从学员单位召集来充当门卫及帮凶的人个个身穿迷彩服，这些都给人一种阴森、压抑的感觉。基本上每个房间里有四个床位，每人每日须交100元人民币。在这里我们没有自由，除了打饭，不得出门；打饭时不得交谈；学法炼功更不允许，如若发现必遭恐吓或毒打。这里给我们的“待遇”就是软硬兼施，软的是用伪善的劝说和亲人的哭诉；硬的是用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刚进班不久，为了讲清真相，我写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北京》一文，交给了“洗脑班”负责人，可他们装聋作哑，没有反应。此处关押学员的房间里都安装了广播喇叭，几乎每天都向我们灌输一些恶毒的声音，妄图以此给我们洗脑。后来我将电线扭了几下，喇叭就无声了，工作人员反复检查了几次都查不出问题出在哪里，也只好作罢。很快我将此方法传达给对面的女学员，她们的广播也哑了。

可以庆幸的是，这一次我把《转法轮》及与多篇经文带了进去，每天我们同室的几个学员都坚持学法、炼功。由于有怕心而且也不希望大法资料受到损失，我们一直没有公开。一天晚上，有一房间的学员因坚持炼功而被强行带至楼上（我们住在底楼），为了表示抗议，我们几个功友决定绝食，要求立即停止非法关押，公安局李副局长前来叫嚣：“不要幻想法轮功会平反，你们都平反了，那我们上哪去？可能吗？如果你们再闹，我就再把你们关进看守所，叫你们来回倒！”三天后他们决定对我进行强行灌食。几个“迷彩服”把我摁倒在木板床上，医生把管子插了几次才插进去。我吃力地从口中吐出几个字：“你们真的做得不对呀！”管教立即恶狠狠地说：“告诉你，这里根本就不是讲理的地方！”可见他们是明明白白的在助纣为虐。这难道就是人民的警察？

遗憾的是这一次绝食我没有坚持到底，很快我就开始进食。

大约过了一个月，亲人来劝我放弃大法。父母哭泣着，我没有动心，时刻牢记师父的那句话“坚修大法心不动”。我说大法我是修定了，我做的没有错。二姨夫最后竟然逼我同父母断绝关系，我断然拒绝。我从来没有说不要这个家，是这个错误的政策导致的这一切悲剧。江泽民打压善良、“逆天叛道”、罪责难逃。他们见状无可奈何只好回去。

二层楼是他们专门用来审问和毒打学员的地方，晚上经常传来咚咚的响声，有时直至凌晨一两点钟，恐怖气氛异常浓重。大法学员在此饱受身心煎熬。

邪恶见到软的对我不起作用，就决定对我用硬的。这里有个田队长，人称“田大队”是专门针对学员施以肉刑的总指挥，操纵着手下的几个暴徒一般的民警逞凶行恶。一天上午，我被叫至二楼，田大队高声恐吓我，用谣言和一些邪悟者的言论迷惑我。由于我不为所动，午后，其手下的恶警就对我展开了狂轰烂炸。首先，一个高个儿在我面前对大法污蔑了一通并散布了一些诱使人邪悟的歪理，我不断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去排斥着。之后他翻开一本攻击大法的书叫我读，我立刻说：“我不读。”说着把书丢下，予以抵制。此时他一把将我拽起推到墙边，反复强迫我蹲马步，我坚决不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毒打，啪啪的耳光声、咚咚的摔倒声不绝于耳。被踢倒后我就坐在地上不起来，他就用力把我拉起很快又将我击倒。不一会，他就累的气喘吁吁了。折腾了一阵子，他又把我转至另一房间，在我被迫蹲至墙角的时候又进来一个矮个儿警察，他一见我就跑着向我踢来，但由于他用力太猛而摔倒在我身边。我见状赶紧去扶他，谁知他竟怒气冲冲道：“别扶我，你再扶，就揍你。”此人如此不可理喻，那时那刻我对“黑帮乱党、政匪一家”真是切切实实地感触到了。此后他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体罚，如：钻桌底、按着我的头碰墙、用木板打我的脸、硬皮鞋狠踢头和胸口……，此人如发狂的野兽咆哮着、肆虐着。期间他们还想出另一毒招：二人将我压趴在地上，矮个坐在腿上，高个骑在腰上，双手在我两肋处用力挠来挠去，我拼命的挣扎着，上气难接下气，苦不堪言。经过近一个下午的折腾，他们终不能使我屈服。

这里的“工作人员”时常翻阅那些攻击和侮辱大法的书籍，在他们“休息”时我想用对大法的正信去揭露那些书中的谎言。于是我同他们展开辩论，论来论去，他们都论不过我。尽管他们理屈词穷，但他们仍然扬言要继续折腾我。后来他们用手铐将我的双手死死地铐在背后，系在手铐上的绳子穿过暖气管上近似环状的金属物件，一两个人用力往下拉,我的双臂被向上拉起，由于我当时正蹲着，一彪形大汉踩着我的背狠命踹。其中一个高喊：“把他弄残废算了！”几个暴徒如凶鬼似恶煞，极尽残忍、邪恶之能事！世人哪，请看吧！这就是人民的警察！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这就是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

当写到这里我就不愿再往下想，严格的说，如果当时我能舍弃一切执著与怕心，这次险关我就能闯过。但由于对人体的执著和对“屈打成招”可能情有可原的变异认识以及此间没有想到用本性的一面正法等诸多因素，使我消极的承受了邪恶，“干了作为大法弟子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能干的事。这是对大法的侮辱。”我违心的写了保证书和所谓的认识，内心感到极大的失落、无奈与茫然。

幸好几天后我得到了师父在美国大湖区的讲法，读后心中豁然开朗、痛悔万分。我本能的感到我必须重新回到正法中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别无选择，这就是唯一的路。

我将以前写的一份“认识”销毁后，就写了严正声明宣布以前违心所说、所写、所做一律作废，坚定修炼，并写了真相材料就几个问题对邪恶的谎言予以了驳斥。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又得到《除恶》和《关于迷魂药》，我更坚定了我的正念。

当我把严正声明和真相材料交上后,领导们都很惊讶。两天后他们给我录了口供并恐吓我注意后果。我义正辞严地说，为了大法我完全可以做到舍生取义。

几天后，父亲和学校公安处王科长来了。一见面父亲就大哭：“前几天你表现的那么好，现在怎么又说要炼哪！”说着便伸手向我打来，但由于太冲动而昏厥，全身僵硬。我和王科长马上把他抬到床上。王科长赶忙去叫医生，而我表现的异常镇静，用手指用力一摁父亲的人中穴，父亲长吁一气醒了过来。父亲哭诉着他的苦处与悲痛。我清醒的知道，父母为供我上大学含辛茹苦，而我此时家不能回，学不能上，家里的生意本来就不好，现在又要面临每天100元的高额勒索，我理解家庭的艰难。但这一切都是由江泽民和它的帮凶与爪牙造成的，那么在邪恶的镇压中我决不能为了私利和家庭一时的安逸而出卖良知、人格及神圣的信仰。而且大法是宇宙的根本，所有的众生都在其中，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对大法抱有成见哪怕是丝毫的不敬。亲人也是被挽救的对象，大法修炼者的慈悲应是洪大而无私的。即使站在常人角度上讲，为亲情而舍弃人格与正义只能是小人之所为。想到得法前我疾病缠身而父母又无可奈何的痛苦，想到得法后我身心受益、家庭和睦的事实，为师为法为同修为普天下所有善良的人们而付出，我无比的坦然与荣幸，而江泽民一伙邪恶之徒强行拆散无数本来安乐的家，对大法弟子百般迫害并利用亲人的眼泪与拳头来对付修炼者，足见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的非法、险恶与无人性。

由于“洗脑班”最后拿我没办法，在家人交了3000元保证金后洗脑班允许我回家过个年。回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洗脑班曾三番五次要挟我回去，甚至以不再用以前的方式，而只是叫已经妥协的人和我谈话为条件，我都予以了抵制，没有让他们的险恶用心得逞。4月份，洗脑班以将要停办为由把3000元钱退给了我家，然而单单我在那里的“学习费”竟高达五、六千元。尽管如此我的学校仍不肯罢休，今年5月，学院领导又把我诱骗至学校，又逼迫我放弃和批判大法，在我看到学校刚下发的“重要文件”之后，我感到那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立即写了声明和对“自焚事件”的认识之后就离校出走了，至今流落他乡。

通过这些经历我悟到，在被迫害中绝不能有怕心，也不要消极承受磨难，在保持强大正念的同时应该不时的向无知的迫害参与者洪法、讲真相、揭露邪恶和劝善，这样也是帮助他们摆放各自的位置，启悟其善心也是对他们的救度和对旧势力邪恶安排的破除，否则邪恶的表现很可能会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其实这也恰恰是我的不足之处。师父在《道法》中告诫我们：“作为弟子，当魔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已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它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魔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所以，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由于我以前习惯性的变异观念，无意中多多少少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认同了种种“必然因素”，如：肯定会遭折磨，必然会判劳教，一定会变本加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应该全盘否定的，否则对邪恶的迫害不仅起不到抵制的作用，还容易推波助澜。

师父还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说我们能行，我们肯定能行。我发现有时我并不是不能再承受，而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愿再承受了，甚至想通过结束自我生命的方式去逃避自己应过的关，我现在认识到这样是极其危险的，不但容易叫邪恶钻空子还容易破坏法。而如果向邪恶妥协，哪怕是丝毫的让步，都会直接做出有违大法的事情来，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在此我也正告那些迫害大法的邪恶之徒，不要再肆意妄为。今后我一定会以自己的正悟、正行去抵制和清除邪恶。

“在历史的伟大时刻”，我一定会严格按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在向自己先天的最高位置升华中，圆满完成伟大师尊所赋予的神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