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所、看守所的折磨无法改变我的信念
1998年7月的一天，有人向我介绍说法轮功是一门最好的功法，要想强身健体就修炼“法轮功”，还有很多的好处，修炼后才能体会到。当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进了炼功点，当我第三次从炼功点出来的时候，出现了在我记忆中从未有过的全身轻飘飘的非常轻松的感觉，就好象有多少活我都能干，有用不完的劲似的。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法轮功真玄妙，我可算得救了。因家庭经济紧张，钱都是丈夫保管，买书买磁带都需要钱，我就找了一家球厂上班。在99年的三月份之前一段时间，我没有好好的炼功学法，可是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在我上班的路上很冷的时候，师父给我加持能量，在提高心性净化身体时，我都有很深的感受。
到了1999年三月份，我突然想好好的学法炼功了。因学法不深，到4.25时我还不懂得什么，到7.20，电视、广播说不让炼法轮功了。我仔细的回想，经过炼功后身体好了，心性也提高了，确实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不明白国家领导人怎么啦，是不是因为不了解法轮功而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我决定向政府和有关领导把自己炼功后亲身受益的事实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正法，特别受老百姓的欢迎”。可是到哪去说，北京的信访办把牌子都拆了，真是上访无门啊！1999年10月份我第一次去了天安门，一位便衣警察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回答说是，马上便把我抓了起来，推上了警车，关进了派出所。本地派出所接回拘留了一个月，把家里的书和磁带都抄走了，还向我的丈夫勒索1000元保证金，写了不炼功的保证才放人。同时市里给家人和村委会施加压力，让好好看着，如果再去北京，从村乡县，一级一级的受处分，说这是江泽民的命令，就这样我被看管起来。
转眼到了1999年的春节，我们的师父和大法遭受不白之冤，许多大法弟子还被关押。我抱着对国家领导人的一线希望，放弃了和家人欢度春节的日子，腊月二十八第二次去了北京。二十九日早晨冲破了一道道封锁走向了天安门，正好遇到北京的两个同修，我跑过去和他们一起打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用实际行动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此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戒严，一帮警察象疯子一样向我们扑过来，拳打脚踢的把我们推上了警车，还有一个警察跟上来嘴里骂着脏话，对北京那个男同修狠狠的打了几个耳光，打的鼻子直往出淌血，但是他的表情依然祥和，有的警察说赶紧送走，别让外国记者看到。把我们送到天安门派出所，那里已经关满了大法弟子，他们还抓错了两个人。大法弟子向警察洪法和讲真相，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大法弟子。他们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你们问江××去，我们是执行任务的。”这么多大法弟子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去上访，江××不但不接受这成千上万人的善良心愿，相反更使他妒忌、独裁，对法轮功的镇压逐步升级。
2000年2月4日晚我被接回当地看守所。正月初三因背法，邢、李二所长带着几个看守闯进监号，举手就打，不管怎么打，我们都不停的背法。恶警所长气急败坏把我和其他两个同修拖到院子里继续打，我还背着“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师父经文《无存》）。邢某把我的嘴踢流血了。这时屋子里的同修也冲出来了，哭着向他们讲真相，让他们不要打了，这对他们自己不好，法轮大法确实是正法。可恶警所长还是把那几个同修铐起来了，我们几个给铐在库房，坐在地上，手铐铐的很紧，背靠背铐成一圈，只要有一个人动一动，几个人都痛得无法忍受，最后手肿了，手铐陷进肉里。一直到天黑，才把我们从库房的地上拉起来，就那样铐着一步步挪到监室。
正月初七因炼功，又一次遭到他们的迫害，把我们7、8个人铐成一圈，铐在炕上的铁环上，三个坐在地上，四个坐在炕上，中间用两个手铐拉紧，越拉越紧，屋里阵阵惨叫声和院里警察的狞笑辱骂汇在一起。2000年3月正是两会期间，关押的大法弟子太多，他们把大法弟子分成两部分分送走，我被送到霸县看守所，因为炼功，所长赵某领着5、6个看守疯狂的闯进来，让我们靠墙站着，问：“你们还炼不炼？”有的说“炼”，有的不回答。赵和几个看守和我们对面站成一排，他带头动手打，挨个打。后边的看守跟着挨个打，有揪着头发往墙上撞的，有揪着头发打耳光的，有拳打脚踢的，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有的嘴角流血，把头撞起了大包，他们经过一阵疯狂的发泄，累得气喘吁吁，嘴里还不停的辱骂我们师父和大法。在拘留期间每天大量劳动（包一次性的筷子和拣红小豆），就这样又被拘留两个月，被非法判劳教3年。
2000年4月，市公安局将我和另三位同修送进河北省第一劳教所（唐山开平）。在劳教所里不许炼功，学法，有的因炼功被打、被烤。没收仅有的经文，因大法弟子学的是一部法，收他的就象收我的一样，我和许多同修开始一次次的绝食抗议。狱警找我谈话，问为什么绝食，我说：“我们是在国家法律之内，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选择了我们喜欢的好功法，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我们是无罪的，不应被关在这里。”他却说：“江××要让你们炼，我管你们干啥，没办法，我是吃这碗饭的，你绝食我们可以灌你。”给大法弟子灌食的是两个懂点兽医的男劳教犯，使用的胶皮管经常拔出来带着血，根本不消毒，从这个鼻子里拔出来，用水冲一下又插进另一个人的鼻子里，我几次被灌得全身抽搐浑身没有知觉。在2000年9月份，我们全班大法弟子手挽着手，不配合灌食，他们用欺骗的方法，把我骗出去，一出门由李强带领的一帮警察和劳教犯围上来就打，揪头发，打嘴巴，用脚踢，还有打不着骂街的。就这样他们连拉带拖的把我弄到浴池，推在墙角又打了一阵，强行把我按倒在地上，两个人压着腿，两个人跪在我的胸部压着我的胳膊，一个人按着头，我简直喘不上气来。他们粗暴的把胶皮管从鼻子插进去，灌进去的食物从鼻子往出喷，真是痛苦至极。几乎被他们窒息。好多大法弟子就是这样被迫害致死的。他们实在灌不进去，就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推倒门处，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一步一步的向班里走去。同修们看到我那种惨相，敞着怀，上衣的扣子没了，头发乱蓬蓬的，从头到脚湿淋淋的，同修们都落泪了，赶紧帮我洗脸，换衣服，梳头发，梳下一堆头发（都是被恶人抓的），本来我长了一头浓密的头发，从那次开始头顶露出了头皮。
2000年的10月份，他们又想出了新办法，企图把我们和大法隔开，把所有的大法弟子带到餐厅，所有的监室来个大搜查，把大法弟子一个个扒光衣服搜身，然后又整个大调班，即使这样封锁，大法弟子还是能够得到师父的经文。
分班后我们班全体大法弟子每天早上四点半开始炼功，每天刚坐下来值班的犯人高××便把警察叫来，有时我们被拉出去吊在大厅的窗户上，开着窗户冻我们。我们背大法，恶警们就用电棒电我们，有时吊在班里的床头上，到起床时间便放开，怕别人看见，一直持续一个月。有一次值班的吸毒犯高××，对待大法弟子张嘴就骂，伸手就打，大法弟子的吃的用的她想吃就吃，想要就要。在劳教所里不止一个这样的邪恶之徒，被恶警们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她为了帮助恶警们加重迫害我们，她把表从三点半拨到四点半，我们照常起来炼功，她马上把值班的警察闫××叫来，闫叫来在外边值班的犯人赵××、李××，把我拉出去铐在操场的柿子树上，把我的裤子连同内衣脱光，抽下皮带，对我进行又一次的迫害。她俩一起动手，一个用皮带抽，一个拳打脚踢，揪头发打嘴吧，往我的脸上吐唾沫，一边打一边骂，累的她俩呼呼的喘着粗气，一看手里的皮带也坏了。赵××把自己的皮带抽下来，给李××，说：“咱俩轮着打，”她们又打了我一阵，到早晨6点起床的时间了，她们怕其他学员看见，把我有转移到菜园里的电线杆上铐着。这时赵跟李说：“你回去值班，交给我，我还没解恨呢。”她解下皮带接着打我，又打到7点多。回到班里，同修们看见我浑身上下没一块好地方，整个后身被打得黑紫烂青，肿的高高的，腿被踢的血肉模糊，同裤子粘在一起，都肿起来了。我要求向劳教所领导反映情况，让队长周××和王××看了伤，他们说给犯人赵××和李××加期，并让她俩给我赔礼道歉，其实都是在演戏。没过几天，把赵和李提前释放。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就是警察指使犯人迫害大法弟子，他们跟大法弟子根本不讲法律。他们还在每个班上安上喇叭，对我们进行精神迫害，后来把我们封闭起来，不让和刚被劫持来的法轮功学员接触。
2001年，当我绝食抗议四个多月时，身体非常虚弱，就这样也没有放过被强制洗脑的迫害，洗脑后三个月我被保外就医。
回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可以炼功，身体恢复了，什么活都能干了。2003年四月份，市公安局再次将我绑架到看守所关了19天，我绝食抗议，身体极度虚弱抽搐。恶警把我从看守所抬出来，并还想从我的丈夫手里榨钱，让交2000元，我丈夫说没有，1000元也没有，最后说500元也行，我丈夫说500元也没有。恶警看我那样，又怕担责任，最后才不敢要钱了。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证实大法的行列中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