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缘得了大法,四天后就能轻微劳动,六天能骑车子,一个月搭老伴看病,二个月就卖菜,三个月就可以担水担粪了。从此我就坚修大法心不动,我老伴也走上了修炼道路。
大法在99年7月20日遭迫害后,我心如刀割,所以在2000年6月同老伴一起上京证实大法。在北京被抓后,老伴和我就分别关进了看守所。她在女子监狱里被恶警打昏,恶警还说她是装疯,抓起来又打。我在男监狱里也挨打,不准睡觉、罚跑,蹲马步,光脚板踩炭花(烧红的木炭),被掐奶头等。在经济上狱霸和警察勾结,每天给两个窝窝头,三天下来要扣我一佰五十元。驻京办来领人时,我当着驻京办的人查账,警察只好叫狱霸退我一百元。被接回到当地派出所后,我的现金被恶警收尽,脸被打青、打肿、非法抄家。送拘留所关了一个月后才放回。
上京回来我和老伴都被非法关押,家被抄光。在拘留所里警察利用吸毒犯逼我交伙食费,不然就要挨打,功友看他们逼得紧,替我缴了伙食费才免遭毒打。
抄家是从北京回到派出所的当天。恶警把我押回家作掩护,我看着他们拿,连儿媳的结婚照他们都要拿走,我当时说:他们的照片你们拿去有什么用!于是他们才放下,一会儿就把我带到派出所去了。
家是我小儿的家,小俩口都在外面打工,至今几年都未回来。我们老俩口替他们看房子。哪知道我们在拘留所关了一个多月后,回家一看,真是惨无人道,苦了我的小儿啊!大铁门、堂屋门、楼梯门、住宿门、灶房门、厕所门、通通被撬走。进屋一看,两部自行车、两部收录机、两部电视机、立柜、连二、写字台、高压锅、大板厢、婴儿车、全家老小的所有衣服、床上盖的垫的一扫光,灶房里的一口小铁锅、大小铝锅、大小盆子、连一把半截火钳、三只足的大方桌、小方桌、幼儿凳子、一根钢钎、一部坏斗斗车、连包洗衣粉也逃不出这群匪徒的魔掌,能拿走的拿走拿不走的砸碎、捣烂。走进仓房一看,2千余斤的谷子、麦子、刚收的油菜籽颗粒不剩,罐罐中的酒米、饭米、豆子倒走后,连罐罐都要砸碎,安的壁灯也打碎吊起。特别是儿媳们的衣料和金项链,价值四五千元被抢走。犹如被水冲尽一般。后来有邻居说:当时情景就象日本鬼子进村的三光政策一样。
2000年9月晚一、二点钟左右,恶警把我从床上叫起,装进他们的车子,骗我说是办“学习班”,其实是害怕我们国庆节进京,把我非法关押22天。
2000年11月我因为给大队书记一张真相传单,结果过了几天在地里点麦子时被当场拘捕。当天晚上被送到派出所。先是被四、五个人轮流打,然后被泡进臭水池里挨冻。被冻后湿淋淋的内裤恶警也不让脱就叫我穿上裤子。我和弟弟一人一只手被手铐扣住,两只手放在茶几上,一边一个坐到天亮,三四个恶警睡在两张床上守着我们。三天后送到拘留所,大约一个多月送回派出所,在潮湿的地下睡了三天,又被送到看守所说是再拘留一个月,看守所死活不收;又送到拘留所,关押一个多月后又送回乡政府。弟弟回家了,我又再送进拘留所,再过20多天才放回家。
(注:这是我们在收集起诉首恶的证据时了解到的例子。鉴于目前大陆的形势,我们没有写出受害人的具体姓名,但是受害人及其所在村的村民都表示愿意对此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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