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郯城大学生遭遇：家徒四壁老父被抢救命钱 遭恶警暴虐手指被烧熟
我于1997年从某大学毕业，毕业后于同年11月在某厂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江犯在郯城县的爪牙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从1999年的4.25以后就已明显的开始了。虽然中央领导开明的处理了4.25事件，国家有关部门也给出了不干扰法轮功学员的明确答复，但江XX一伙的毒爪已悄悄地伸了出来。1999年5月13日我们县一些大法学员准备在县“郯子公园”召开一次修炼心得交流会。因郯子公园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园，有现成空余场地，所以不会影响任何人。但为尊重起见，个别老学员还是到县政保科打了声招呼，但却遭到了当时政保科科长刑安华的无理阻止，并扬言如果我们开交流会他们就布置公安抓人。这是明显侵犯公民合法集会的权利。虽然当时一些大法学员出于一些顾虑没有召开那次交流会，但在开交流会的当天刑安华还是对会场周围布置了许多的警察，这是明显的执法犯法的行为。
在江犯一伙开始全面的镇压法轮大法前一段时间，我们县各单位就开始动员和威逼本单位职工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但都被我们严词拒绝了。
7.22日当天中午还未下班，我突然被叫到了厂长办公室，当时的刘厂长和调度室主任威逼我，非要我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并说江XX已下了狠心，下午电视台就要播放反对法轮功的新闻。在被我拒绝后他们就要将我关押在那里，后车间主任去后将我领回了车间。我摆脱开他们的围困后，决定到北京上访。那时我还天真的认为江一伙之所以这样做是对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不了解。7.22日晚我与我哥乘车去北京，路上才发现公安已作了彻底的布置，路上关卡重重。几经周折最后才到了北京，到后才知信访局根本就不听我们信访只是在抓人。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后，我被北京当地的公安抓捕（在北京我们几个在一起的大法弟子受到当地派出所恶警的毒打），后又被我们市的公安带到沂蒙宾馆。当时去北京派出所带我们的有临沂市的一个政法委书记和我们县一个姓潘的刑警队的队长，他们将我和我哥双手绑在背后，关押在沂蒙宾馆的地下室里，关了一天一夜，晚上睡觉仍然把我们绑着。一起被关押的还有我们县后来去上访的一个女学员，她已怀孕好几个月了。
与当地的公安联系后，一个姓管的科长带人开车将我们从北京押回来。途中我们双脚被用绳子捆上，手被他们铐的紧紧的挂在车的座背上，车一颠簸起来真是痛的难忍，要求他们给松一点，他们不答应。好不容易到了县城。他们气势汹汹的对我们进行了非法的讯问后，就将我们送进了看守所。
在关押期间他们威逼我们写保证书不再修炼法轮功，不写他们就将我们超期关押三个多月。（本来我被关押一个多月的时候，上面就下来文件允许将我和一些在看守所一起关押的女学员释放，但县政保科的科长刑安华害怕我出来后又上北京，硬是不放。）最后逼迫我家里为我和我哥每人交2000元的押金后才放人。我家家境贫穷，家里四壁已是倒塌多年，父亲身体不好，哥哥姐姐也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上大学的经费也是东拼西凑、靠亲戚资助等，毕业后尚欠不少钱。
父亲本就有肝病，再加上我去北京上访后，公安、单位上门骚扰不断，家境也不顺，忧困加倍，最终导致肝病极剧恶化发展成肝腹水，病情已是到了晚期。公安多次到我家，对我家的情况已是非常了解，后来我被释放后当地的医生亲口告诉我，县公安一伙曾询问我父亲的病情，医生也已明确的告诉了他们我父亲的病非常严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释放我和我哥的时候，县公安仍威逼我家为我们每人交两千元的罚金，老母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将全家仅有的为父亲治病的两千块钱交上。当然不足的另外两千元也是好不容易才借上的。这都是我从看守所出来后才知道的。邪恶的江XX一伙真是人性全无啊，把大法弟子的家人也往绝路上逼。
从看守所被释放回家后，得知单位早已将我和另一位同是大法弟子的同事开除了。后到单位协商，单位不予解决，我只好回家帮父母种地。
2000年夏天，一位大法弟子利用信件向县各部门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帮其到复印社印了一些资料，县政保科以此为理由将我又一次关进了看守所（当时是宪政保科科长刑安华指挥）。同时被抓的还有与此有关的大法弟子：杜凤娟、邹文丽。在关押一个半月后，我们被用车转到了设在靶场的洗脑班，当时被强行抓去的还有其他大法弟子。这是在县政法委书记林树国的策划下办的。我们在那儿被强制看管，各单位都派人轮流24小时值班监视。上午被强迫看诬蔑法轮功的电视录像，看完后要写出心得；下午则逼迫军训，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肉体折磨：跑长跑、长时间踢正步、蹲马步等，恶人的目的就是折磨到写保证放弃修炼为止。虽然当时由于我们被自己的观念障碍、对法理认识不清，被迫写了保证，但以后都严正声明当时的保证作废。
我们几个同单位的法轮功学员从洗脑班出来后，县里为了让单位看住我们，表面上答应让我们上班。但是当我们到单位时，单位却又安排我们到职工教育中心进行所谓的学习，准备再次逼迫我们写保证。我们诚恳的向公司写了我们的认识，并说明了当时在洗脑班上的错误表现，本打算送到公司各相关领导手中。就在这时本县的另一位大法弟子孙绍芳因被人举报散发大法资料，被公安带走。其中牵扯到了我公司的一位大法弟子王明亮，王明亮后被公安晚上非法抄家，我也被关进了看守所。
我们第二天到单位时不见了王明亮，下午在得知已被公安抓捕后，我和另两位女同修到派出所询问情况，因当时公安没上班，我们在回单位的途中，遇到了单位的领导气势汹汹的赶来。我们觉得回单位已无意义，于是我们骑车回家了，我回家后单位害怕我再次上北京，象发了疯一样的找我，后在我们家找了我，他们硬威逼我回单位不可，我明白他们内心的恶毒，没有配合他们。在威逼不成的情况下，他们暗地商量晚上派人来抓我，幸亏碰巧听说此事的乡亲转告，我及时走脱。晚上他们象强盗一样跳墙而入，并逼迫我母亲带他们到我亲戚家去找。我只好离家出走。
离家后我到了临沂，在大姐夫承包的建筑工地上干活。因为当时临沂的大法弟子受迫害严重，得不到大法的真相材料。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动手印制资料。后来在运资料的时候，我在出租车上向司机讲真相，下车后被司机举报。当时是在火车站，我被站前派出所的一伙警察抓住，关在了站前派出所。不久临沂市兰山政保科的人就来了，其中有一个女的科长姓董，还有一个科长叫邢永农，非常邪恶，还有其它的恶警。他们开始审问我住址姓名等，我不告诉他们。他们就开始折磨我，他们从背后给我戴上手铐，邢永农将我踢倒在地，将手绢沾完水后蒙在我鼻子上，不让我喘气，并不断的往手绢上倒水，直到看我憋的不行了才取下来，而后再蒙上再往上倒水。如此轮番好几次，并且不断的压迫我的胸膛逼我呼吸，并且一个恶警照着我的前胸用力一脚，本来就无法呼吸当时差点憋过去。看我不说话，邢永农将我拉起来打我的脸，打一阵停下然后再打，也不知打了多少。最后它打得手痛得没法打了，就用档案夹打，又不知打了多少下。
后来他们从我身上搜出的笔记本上知道了我的住址，通知了我们县的政保科科长刑安华。兰山政保科恶人们怕别人看到我被他们折磨得满身泥水，强行的将我的棉衣脱下。
后来到中午他们吃饭去了，就把我双手用手铐铐在一起，高高的挂在铁栅栏上，只有脚尖着地，身体的重量很多都落在了双手上，手铐勒得双手难以忍受，似乎每一分钟都非常长，都很难熬。我坚持向当时看我的一个小青年讲真相，但由于受毒害太深他还是很难一下听进去。后来感到实在难以忍受了，我将脚抬起来向上踩上方的铁栅栏的一个横格，准备缓缓手上的压力，被站前派出所的一个矮胖的恶警看到了，他照准我的肚子狠狠地打了一拳，我一下被它打了下来，双手被手铐重重的又挂在了铁栅栏上（我想如果我不是一个修炼的人可能双手得残废）。剧烈的疼痛加上腹部被打的刀绞般的痛苦，我当时都想象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邪恶的人。不知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才将我放下，开始问我资料从哪里来的，我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就又将我重新吊起来，这次我不再配合他们，告诉他们将我放下来，不然我就用头撞铁栏杆，恶人害怕了不再吊着我了，但仍然铐挂在上面。只能站着。
晚上他们将我放下来开始审问我，除了邢永农还有三个兰山政保科的恶警，加上站前派出所的几个恶警。见我不回答他们，他们就故意找话题分散我的注意力，不准我睡觉，只要一打瞌睡就用脚踢我的腿或用其它手段折磨，他们是轮班倒。
第二天还是将我挂在铁栏杆上，晚上继续不让睡觉。邢永农异常邪恶，见我不说竟举起椅子要砸我；另有两个兰山政保科的恶警为不让我睡觉，将我的双手从椅子的后背伸过去，用手铐铐起来，然后吊在椅子后背上。这样我双手从后面被吊着，只能躬着腰，站不起蹲不下。手在背后被折磨得难以忍受，有时他们还把切钢丝的大铁钳放在我背上，而且还不时的摇晃椅子，他们搬椅子让我跟着动。他们为看我的手有无反应，用火烧我的手，我右手食指的一块肉被烧熟了，后来就剥落了。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头几天我不吃不喝，身体被一直折磨得虚弱。由于自己修得实在是太差了，再后来就采用人的办法说了些话去敷衍他们。其间临沂市兰山公安局局长和政保科长董××也一起对我威逼问供、狼狈为奸干了不少坏事。后来我被送到了临沂市看守所，因我拒绝进去，就被一个恶警狠狠的从背后踹了一脚，衣服被撕得不象样子。临沂市看守所很邪恶，警察利用犯人管犯人。他们不准炼功，一次我炼功时被一个姓朱的管教发现，他让我把双手伸进大铁门上的小铁窗上，冻了好几个小时。
关押了我一个多月后，我被郯城公安带回再次被关进了看守所，当时还有其他三个被关押的同修。后来我们由于自己有放不下的执著而被犹大的邪悟谬理所迷惑，在还不清醒的时候我们又被强逼着上了电视干出了侮辱大法的错事。清醒过来后我更认清了邪恶残害善良的无耻与卑鄙——先用酷刑折磨大法弟子，在大法弟子意志不清的时候再用邪恶的理论灌输毒害。
回家后，我意志一直很消沉，但后看到一些大法弟子之间断绝了联系，得不到经文，我便将经文送给他们。可不久一个学员出事后，我又被牵连进去。后来县政保科的一伙恶人与镇里的几个警察到我姐姐家准备将我和我哥带走（当时恰巧我和我哥都在我姐家）。因他们是非法闯入我姐家里的，姐姐不畏邪恶，正气很足，就是不准恶人将我们带走，后来恶人把姐惹火了，姐从厨房拿出菜刀来要和他们拼命，恶人大惊，气焰顿时小了下来。在与恶人的周旋中，我和我哥走脱了，恶人见没了希望也就回去了。需说明的是，姐姐不修大法，99年7.20开始后也是被蒙蔽的很深，后来明白了真相后，才真正认识江犯一伙的邪恶。
后来恶人也是多次到我家找我，我见家里不能呆，不久就流离失所了。哥平时还在家里种地干农活，但也是需经常提防恶人的干扰。后来政保科恶人又一次去我家找我，恰好哥在家里，他们准备将哥带走，恰好又逢姐回娘家，姐义正词严的又将哥拦了下来。姐姐说：他犯什么法了你们三天两头的上门，你们正事不干。其实我县政保科的这帮家伙对大法也比较了解，知道将来大法肯定会平反，也是怕自己将来收拾不了。
哥哥后来也是被逼得不能在家里呆了，就离家做讲真相的事。2001年秋，哥和另外两位同修在出租的房子里被恶人抓走，后来也不知他们受了多少的折磨。在看守所被关押了大约8-9个月以后，恶警将他们秘密的非法判刑，杜冒民可能是被判5年，朱同朝4年。后根据消息得知他们被送到潍坊监狱，在里面饱受折磨，一天只准睡4个小时的觉，每天干重活，但却不让吃饱，外面都穿棉袄了，他们在里面还被强制着穿单衣，其中朱同朝被折磨的又黑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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