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999年7月22日突然传来恶讯,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电视台及各大媒体大肆诬陷、诽谤法轮功。我一下子有许多疑问:怎么了?难道我上当了?选择错了?仔细想想师父讲过的法,难道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还有错吗?如果是错的话,那天下无理可讲。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
于是我于2000年去北京护法。被当地派出所带回后,把我送进拘留所,并向我家人勒索5000元。晚上10点多到的拘留所,一个姓王的20多岁的小女警对我搜身,边搜边说:你还上北京,没用。搜完后,让我到院里去双手对着脚尖弯着腰体罚,腰要蹦直不准动。这时院里已经有20多个同修在那里做同样姿势。这样一直到凌晨3点才和同修被放回监室休息了2个小时。
早晨5 点值班的警察边晃门边大声喊:起来!不准睡了!7点30分,上班的都到齐了,我和同修们都被集合到院子里。男所长姚××大声喊:谁从北京刚回来?有人告诉了他是我,他又叫到:吊起来!有恶警拿来手铐,把我双手铐在背后,吊在木桩上。院里有好几根木桩,专门吊人用。姚所长从墙上取下来一根粗胶皮棒走到我身后,狠狠地在我屁股上抽了两下,边抽边叫:我让你再上北京!吊了一会儿,我昏过去了。这时同修在受体罚。我醒来后把我放下来去审讯,审完后又让我和同修去体罚。体罚多种多样,比如双手抱头双脚跳、跑步、光着腿光着脚在地上爬。每天从早晨7点30分到中午,午饭后继续体罚,下午到吃晚饭,然后继续体罚至凌晨3点。每天最多给4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且有的同修由于人太多床铺不够用,只能睡在水泥地上。
第三天上班时,女所长慕××和科长邢××到院里来,叫同修们都把裤腿挽到膝盖上面,说看谁的膝盖没破谁先爬。我刚来,膝盖完好,她们就让我先爬。我说:我不爬。她俩就象疯了一样轮流用手抽我的脸。抽完后说:不爬就吊起来!于是我再次被吊铐。而且这次吊得双脚不着地,吊好后又拿胶皮棒轮流抽打。它们非常狠毒地抽打我的双腿及身体其他部位。打一会儿,又抽打其他同修,让她们排着队裸露着膝盖在地上爬,有的同修膝盖已经破了流着血,也要爬,谁不爬就把谁吊起来。院子里水泥地上有许多沙粒,几乎所有同修的膝盖都流着血,地上血迹斑斑。
她们回办公室休息,就让小女警看守。过一会儿又拿着胶皮棒来到我面前,用鞋子踩我光着的脚趾,并且来回拧着劲踩,妄图让我求饶或妥协。见我不吱声,奸笑道:木头一样,没知觉,不痛吗?就又蹲下来用胶皮棒抽打我的脚趾,随着一抽,从脚趾甲里窜出一股鲜血溅在水泥地上,当时那女恶警一怔,拿着胶皮棒走了。
就这样我一直被吊着,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在胳膊上坠着,手铐慢慢陷进肉里,胳膊坠得撕心裂肺地疼,好象肌肉断裂了一样。7月正是夏季,太阳火辣辣地烤着,连疼带晒汗水一个劲地往下流,中午吃饭时,有人问要不要放下来吃饭,它们说:不用,吊着。就这样一直吊到傍晚下班。一男恶警把我放下来。这时我的双臂及手和脊椎都已麻木失去知觉。两个同修把我架进监室,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只有微弱的呼吸,连睁眼的力气也没有。即使这样,她们也不放过,姓隋的小女警冲进监室高声喊:谁让你躺?起来!一下蹿到床铺上站着用力踢了我两脚,见我不能动,气哼哼的走了。晚饭我没有吃,但晚饭后还要体罚,她们让同修把我抬出去,放在墙根边坐着,由于脊椎麻木,坐不住倒下去,她们让我在地上躺着,其他同修仍然弯着腰双手对着脚尖不准动。恶警轮流值班,上半夜和下半夜我就这样在地上躺着,又冷又有蚊虫叮咬,直到凌晨3点多才由同修抬回监室。
被吊的第二天我整个变了样,脸肿得青一块紫一块(被打的),两条胳膊肿得象大腿,手肿得象馒头。手腕处被手铐勒出两道深深的伤口,流着血水,手臂两侧起了鸽蛋般大的水泡。同修们都去洗脸,上厕所,我躺在床上起不来,女警报告姚所长,姚到监室门口冲我大叫:起来!不起来我踢你起来!我告诉他,我双臂不能动,起不来。他就喊:拿胶皮棒抽你起来!我说:实在不能动。他就叫来两人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架着走出去,他一见我还能走,立即骂到:你还装样!接着依然让我出去体罚。黄黄的脓水顺着我的手指往下流。由于得不到休息加上伤势开始严重,生活不能自理,手抬不起来,也不能拿任何东西,吃饭都要同修喂,躺下起不来,要同修拉,翻身要同修帮着翻,连上厕所都得要同修帮忙。而且超期关押,一个半月后家人去要人,邪恶之徒又勒索了5000元的所谓取保候审费才放人。
回到家里行动还受限制。村居委会的人隔三差五到家里骚扰。经过学法炼功后,胳臂完好如初,只是手腕处永远留下了两道铐痕。看见这伤痕,永远忘不了曾遭到的酷刑折磨。这就是我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做好人受到的一段邪恶迫害。但是,在这场迫害中,有许许多多同修所经历的和正在遭受的迫害更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写出来只是希望有正义感,有善心的人们携起手来,共同抵制、制止江氏集团对一群善良的法轮功群众的这场血腥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