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看守所和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正当我徘徊失落之时，1997年5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同事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了我。开始时我并没有太大的奢望，当我看到《转法轮》第二页时，师父说：“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我想：是啊，我什么都不去想，只管去学好了。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的那几种医院都治不好的病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身体状况一天天的好转。邻居们都说我和以前判若两人。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从此我更加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师父说：“多看书，圆满近。”（《洪吟》）所以我抓紧一切时间学法。那时正是大法洪传之时，全国上下都认可法轮功，都知道炼法轮功的是好人。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过：你们实修的时间是有限的。那时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内涵。大法洪传之时，光中国大陆就有一亿人在学。然而，江XX出于小人的嫉妒之心，1999年7月开始了迫害。给不知多少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我理所当然的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进京上访为大法讨回公道。并先后两次被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亲眼目睹了邪恶之徒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一进看守所，我们就背法炼功，而且还大声背，还带动别室的大法弟子也背法。所长王学平前来制止，骂大法弟子，还打了我两个嘴巴。在他的迫害指令下，和我们一个号的大法弟子苏菊珍、马楠、沈文玲被戴了一天一宿的背铐不能睡觉、饭不能吃、厕所不能去，疼痛难忍。在看守所里，我们吃的是夹生饭，喝的是白菜汤，上面还漂着一层虫子。住的是板铺，没有人身自由。寒冬腊月，我们用冻着冰的水洗脸刷牙洗脚，这真是非人的待遇。然而再苦也不能动摇我们的坚定信仰。几天后“提审”我们，由王福臣、张希文主管，说写保证就放我们出去。可我们没有错，我们保证什么？
邪恶之徒动不动就对我们施加压力。一次翻东西，大法弟子王力身上有几篇经文，恶警老纪（看守所副所长）就打了王力几十个大嘴巴。他还用电棍点过大法弟子田少艳、苏菊珍。在将苏菊珍非法送马三家前一个星期，王学平还踢了苏菊珍两脚，打了七个大嘴巴。苏菊珍眼睛都被打出血了，脸也青肿了。这就是我们地区的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
在江氏集团的迫害下，在当地恶人的压力下，和我共同生活了十年的丈夫和我提出了离婚。从此我失去了丈夫和宝贝女儿，同时也失去了我亲手建立起来的家。当恶警王福臣把离婚协议书递给我时还挖苦我说：“给你，这是你的毕业证。”我又何尝不想和家人团聚，又何尝不想丈夫和孩子呢？是江氏政治流氓集团把我们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当我第二次被绑架进看守所时是由于我和当地的九名大法弟子在我们原来洪法的体育场公开炼功。“110”的警察把我们送公安局登了记。恶警王福臣、杨大队长骂我们骂得很难听。还打了大法弟子刘媛一个大嘴巴。当时她的脸都被打红了。恶警还把我们的录音机和磁带用脚踩碎了。这就是恶人的恶行。在看守所的我们不向恶人妥协。在看守所呆了八个多月后，于2000年6月23日，恶警把我和田少艳，王力，何立华四名大法弟子送往了马三家教养院。当时，我们对那里的环境一点也不了解。我们经八百多里的长途，到那里已经是午饭过后，人已筋疲力尽。一到马三家，那里的犹大们就把我单独调了出去，无论干什么都被别人监视。没有自由，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你。不转化不让睡觉。由于自己有执著在那里受骗上当了。这是邪恶迫害造成的。师父是不承认的，我们大法弟子也是不承认的。[注]
在教养院里，我亲眼目睹了邪恶之徒对坚定大法弟子的迫害。不让睡觉，不让吃饭，不让去厕所。不让说话。对着厕所的墙站着或蹲着。体罚打骂是常有的事。一次，女二所的王大队长把苏菊珍等几名大法弟子叫到办公室，我的床位跟队长办公室对门，我仔细听那里边的动静。只听电棍啪啪的响，一会儿有几人出来了，但苏菊珍一直没出来。当后来门开时，我一看苏菊珍被扣在床栏杆上已是一天一宿了。马三家教养院就是这样把苏菊珍迫害得不会说话全身不会动了才放手。这就是马三家教养院在江氏的邪恶命令下，在院长苏境的具体指示下对大法弟子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当我从马三家教养院出来后，在同修的耐心帮助下，在恩师的慈悲呵护下，终于走出了误区，重新走回到了正法中来。我回家之后开了个小店，不管挣钱多少，我都不执著。因为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讲真相的好环境。到我这来的人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告诉他（她）们法轮大法是修真善忍的好功法，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能给自己带来福分。而且有真相卡片就顺手送一张。无论是上街还是探亲访友，只要有时间，我都会跟他（她）们说上几句真相。现在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给我们留下的难得机会，认真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