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齐齐哈尔双合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99年7.20迫害开始了，我并没有被媒体宣传所迷惑，继续修炼，并于2000年12月16日进京上访。23日被抓后，送到前门派出所，恶警们不许我们喊“大法好”。我们站了一天，有的大法学员还被电棍电，恶警对我们脚踢拳打，到傍晚挤满了人就把我们送到看守所。
我被送到密云看守所，他们把我们排成号，用别针挂在衣服上，后背还要写上，不配合就一阵拳打脚踢，还强迫我们照像、搜身，我被编为78号。将近20个人挤在一个小屋里，没有被，我们只能侧躺着身子，枕着胳膊或鞋、卫生纸睡；很冷，根本无法入睡，索性我们就起来，在一起交流。
第二天，我们每个人都被他们单独领走提审。24日，一管教把我叫到一个办公室里，逼迫我放弃大法修炼，我不从，他们把我摁到椅子底下蹲着，将近后半夜才把我送到号里。四天后的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正在炼功，管教便吵嚷着：“快收拾东西，送你们回家。”其实是又把我们送到天津看守所，进行一番搜身，检查身体，不让我穿鞋，只好光着脚到房间，一个挨一个坐，不得说话。当天晚上，他们在一楼审讯我，没达到目地，就把我送到天津的小树林派出所。在被抓开始至此，我们一直绝食，抗议他们的非法抓捕。他们使尽办法让我吃东西，骗我说出地址，送回当地，企图阻止我们的正当上访，全是枉费心机。最后，露出他们的本来面孔，抓起我的头发往墙上不停的撞着我的头，接着又打我的眼睛，一掌下去，顿时我觉得眼冒金星，泪流满面。可是，我并不感觉疼，脸上有些麻木，我坚定自己所走的路，不向他们妥协，同时我善意的告诉他们真象。最后，他们十多个人恐吓、威逼我，就这样又过了近五天时间，白天被他们逼讯到半夜，他们是轮流来。晚上没有睡的地方，只能在椅子上休息一下，又不吃东西，又冷又困。
后来在12月31日，齐市驻京办事处的人把我送到办事处，四、五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还戴着手铐，根本睡不好觉。我兜里的100元钱被当地办事人员拿去不知去向。2001年元旦，我们当地来人把我送到当地看守所，搜身后，前后共非法关押90多天。在此期间公安局几次让家人、朋友来劝我放弃修炼，进行辱骂，警察陈景满向我家人勒索2000多元钱。我单位也把上北京接我的费用全算在我个人头上，竟多达7000元，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后来单位买断我得的3000多元也被扣押，看守所又索要伙食费400多元，大概在2001年3月中旬放我回家。
回家后一年多，在2002年的5月14日我发真象资料被610非法抓捕。在公安局里，黄宗富、朱庆宇用绳子绑着我的两手在后面吊在暖气管子上，还说：“这要是有窗户帘，吊你一宿，看你说不说谁给你的东西。”在这之前，一女警还搜了我的身，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天，看我还不说真象资料来源，他们就请示局长，又把我送到巡警队坐了四天铁椅子。后来，他们无奈的把我再次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又被搜身，只准光脚入号。几天后，给我们照相，我拒不配合，于是，他们几个人硬把我拖去，戴上手铐摁在椅子上强迫照相，后来又强行我们摁手印。看守所的所长也跟着大声叫嚣，610的两个恶警朱庆宇、黄宗富说：“你一个字不签，一句话不说，一个印不摁，我们照样判你。”几天后，在6月6日早上，天还没亮就把我们共四人送走，偷偷的不敢让家人知道，也没通知家人。过些日子，家人从局里得知我已不在劳教所，被送到齐齐哈尔双合女子劳教所，才知我被非法判三年劳教。
到劳教所，我们被非法搜身，连被、褥、海绵垫子都拆开看。在劳教所的日子里，看管得非常严，不许离开自己的铺位，不许交流谈话。有一天，我们洗衣服洗完后，我闭着眼在床上躺着，干警突然扯起我身上的衣服，把我吓一跳，我问她干什么，她说：“你是不是立掌了？”我说：“这是休息时间，你猛扯我衣服吓我一跳，有事可以说嘛。”这时当班的队长王岩在队部里大喊着：“是谁，敢跟干警顶撞，让她过来。”我被干警推到一个小屋里，他们露出狰狞的面孔。他们骂我，让我写保证，我不配合，他们正好借此来迫害我，我后来就一言不发，眼盯着他们发正念。午饭到了，他们还不放我，这时，全班五十多人（刑事犯除外）都坐在床上不动弹以抗议对我的迫害，他们就此罢休，不敢让我坐铁椅子，放我回去了。干警牛意几次把我叫去说出威吓我的话，不是加期，就是坐铁椅子等等，叫你精神上也不得安宁。
2003年1月1日，干警牛意把我骗到一楼转化班，每天不到六点起床一直到晚上九点以后不停的向我散布他们那套谬论，我不理他们那一套。她们没招，负责转化的科长李维杰只好把我们几个坚定修炼的关进一个屋子里。屋子很冷，墙角有个地沟，隔壁是车库，车起动时我们就能闻到机油味，地沟里有时有老鼠，爬来爬去，我们整天得盖着棉被，穿着大衣，那还冷，包夹却睡着电褥子。期间我们几个人合用一个小饭盒，要我们自己的盆，她们不给。当然，饭就得盛的少。到了过春节的前一天，才把我们放回二楼。
2003年正月的一天，由于我们背法，当班的队长王玉晶就把我弄到干警室，用电棍电我，逼我写保证，承认错误。我修炼人学法根本就没错，无需向它保证什么，承认什么，不向它屈服，王玉晶恶狠狠的说：“这个不好使，再换一个电棍。”电棍在我身上一点作用不起，他们便踢打我，还要给我坐铁椅子，我想：“我有师父管，你们不配迫害我。”同时正念除恶，他们终于把我送回号里。
2003年9月初的一天，我突然身体五脏六腑疼痛难忍，汗水湿透全身。第三天队长王岩看我没出工就吼道：“你再不吃饭，也得出工。”李科长等在7日再次把我送到一楼转化小组，开始精神上的迫害，天天洗脑，我根本不理会，就做我应该做的事。此时我的饭量开始减少，近二月后我回到二楼，身体就出现不良状况，每天吃一小块馒头，有时还吐出去，一到食堂就要吐，衣服同修帮洗，可是每天还被逼着出工，而且有一次，王玉晶竟狠狠地对我说：“你再干得少，就给你加期。”这样的类似的话我们经常听到，我们承受着精神上、身体上的双重迫害，家里的亲人不让见，家人拿来的东西有时给，有时不给或者不全给，直到把我迫害得“昔日的小胖子变成了今日的鸡骨架”，才把我送到齐市，农垦齐齐哈尔分局中心医院做检查。
2004年2月2日晚我吐了血，有人告诉干警。3日在卫生所检查，发现我的肺部粘膜粘连，有积水，而且极度贫血，有肝腹水症状。回来时，由于我浑身无力，扶着楼梯硬挺着往楼上上，慢了一些，王玉晶队长恶狠狠的说：“快上楼，出工，完了吧！这回快要死了吧！我爷爷就是肝腹水，肚子很大，吃不下东西死了。你也快啦！”当时，我想我不会死的，这都是他们给我迫害成这样子，我一定要摆脱对我的迫害，坚定的证实法。4日下午他们把我送到市里医院，强迫我做各项检查，给我做胃镜时，我不喝麻醉药，他们便把我铐在椅子上灌，仅一天时间就花费千元多。在他们的折腾下，我的身体更加虚弱，走路要人扶，话说不了几句就一阵咳嗽，一阵呕吐，吃不下东西，气上不来，一个香蕉吃了一天（通知家人送钱，家人买的），脸色象一张白纸，嘴唇紫色，心脏也不好，胃糜烂，脚也麻木，肚子大得象孕妇，极度贫血，肺部有肿瘤。
她们怕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就让家里把我接回保外就医，至今还没彻底恢复好，喘气重了，或是翻身快了，腹部就会一阵剧痛，肋骨象被抽掉一样，腹部还有些大。一次，在同修张亚萍家，恶警黄宗富说：“你命真大，看你现在好的差不多了，明天就把你送回去。”
所有迫害大法学员的那些恶人终将被绳之以法，所有行恶的人终会自食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