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教养院的超强度奴役

2000年建成的大连教养院是专门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也是大连市政府、610特务组织及市司法局副局长郝宝昆，教养院郝文帅追随江××镇压法轮功的见证。

2001年3月－6月，短短四个月，大法弟子于立新、王秋霞在这里被邪恶害死。

教养院楼正门岗由女子大队政委兼大队长韩延旻及万亚琳、苑龄月、谭立平挑选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最邪恶之徒把守。

正门东大厅是法轮功二、三、四中队劳动现场。郝文帅、韩延旻、万亚琳弄虚作假，在电视上欺骗大连及全国百姓，自知有罪而心虚，买来窗帘遮丑。早晨去现场干活不准拉开窗帘。什么时间拉开，各中队班长（后来改称“纪律委员”）都得严格听从队长旨意。

在这里的大法弟子2001年就开始被强制劳动。干过床单抽丝、勒花、穿各式花样珠串（从外贸揽活出口墓葬用）、缝大衣缝、钉扣、勾手机套、织贝雷帽。

2002年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干过包装棉签、女用罩衣钉扣、包装咖啡棒、拣豆子、系海带结、撕海裙菜，给“四方木业” （郊区辛寨附近一家日本企业）包筷子。

海带一筐约八十斤左右，任务按室分派，大多数人完不成任务，因此就加点延长时间。一次孙波（在严管期间专门迫害大法学员的打手，她发明了“踢倒搧”、“给女大法弟子上吊挂”）所在室把活干完了，去请示队长。因为队长说过谁干完谁上楼休息，结果队长刘玉婵说：“你以为真叫你上去！你长脑子也不想想，可能吗？！”

撕海裙菜要求站着干，从早到晚。那时晚上9点半以后甚至更晚才收工。人日均40－60斤，还必须是干的，不准带水。当时，大法学员李玉荣、王丽君都被加延劳动时间重点迫害。2003年，大宗活是拣豆子，各种豆出口不同国家。

直径在7－9毫米的豆子，一般残豆率较高，要求15－19％，实际拣到24－25％。人日均只能拣一袋多点（100斤／袋），但定额却在2.5－3袋／人日均。豆子种类有：大粒黄、奶花芸豆、扁红芸豆、英国红、大粒黑皮绿瓤豆（出口欧洲）、大白豆（出口到中东和古巴）。这种大粒豆進货量一个品种就是一千七、八百吨，有时一天進600吨，需要三个大长集装箱，外加普通拖斗大货车。

抢任务装箱上船，是邪恶惯用的迫害学员的超强度劳动的招术。活要是干不出来，一是从大队到中队至各室，从心理和精神上强迫人重视起来，开会强调，责骂；二是从睡眠、吃饭、午休中挤时间。几乎是各种豆都要撵任务。

直径4、5、6毫米的豆子种类有中粒黄豆、黑皮豆、青皮豆、黑皮绿瓤豆、小红豆。

直径2－3毫米的豆子，主要用作发芽豆，如小粒黄豆（有三个品种），小绿豆等，一般出口南韩。

上述两大直径类别的豆，成品为每包70斤和每包50斤，人日均4－6包。警察明知道定额高，干不出来的，还要对每个中队施加压力。同时还利用了刑事犯急功近利、减期减刑的心理，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劳动现场辱骂声像炸锅了一样，不绝于耳。学员被定额压得透不过气，精神、心理在极度紧张，几近崩溃的状态下，度过每一天。

由于進、出货急，各中队中午不停工，轮流卸车拖包，午饭挪到过午吃。

進货包重有25kg/包、50kg/包、65kg/包、90kg/包不等。从编织袋到大小麻袋包各不一样。

2002年5、6月间，拖大麻袋，很多人累得受不了。大法学员李桂宏吐血了，坏人怕出人命，后来制作两爪铁钩子拖。

质量要求严，一经质检确认不合格，就得倒包重检，把豆倒地上。凡是反工的，都被班长弥红（吸毒犯，管二中队，各中队都一样）辱骂，还被踹。

小粒黄豆比芝麻粒大点，要求拣出虫口、虫眼、病斑、异色粒等。

凡被反工，包夹小组或三个人，或四个人都得下去反工，蹲着腿发麻，脸贴到豆子上。眼神差些的，不但被班长骂，包夹的也都责怪她，埋怨她。一个人反工，影响其他人不能拣豆子。那种心理承受不比站小号、上刑强多少。

关于劳动时间，有一次苑龄月规定：早晨4∶20起床，4∶40下去干活，6点上楼吃饭。这个规定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改为早6∶20到中午11点半左右，等到排队上楼还要互检。重点是检大法弟子，凡有可能被怀疑藏匿的地方都要翻，那是针对大法弟子手中的经文来的。各室长上了楼梯就喊上了：仔细地检，彻底地检，看谁没脱鞋。上下楼互检、吃饭、收拾饭钵，共计不到20分钟，有时刚端起饭钵就打铃了。

2003年上半年，二中队由吸毒犯李静当班长。晚上11点才收工，还要用开会来折磨大法弟子（此时大法弟子全被集中在二中队進行严管，近60人），会上她向大法弟子发难，谁若要辩驳一句，马上遭众刑事犯围攻，每室－共设五个寝室，都安插经过训练，在小号中干过折磨大法学员的2－3名刑事犯。

吸毒犯李静在发难时，没了人性一样、疯了般歇斯底里地叫骂。她如此发泄、发疯的目地是逼着大家按照她的意思，拣豆时，袋底扒拉不用拣，袋上面拣净，能通过检查验收就行。可她不直说，叫你领会去这样干。残豆率达不到，把好豆装進残豆袋，袋口装上残豆。为了多减期，她对大法弟子越狠越能得到队长的嘉许，她就越加不择手段的迫害大法学员。吸毒犯李静提前解教。

额外劳动就是白天现场劳动结束后，上楼，晚点名后，再劳动。一般干到9点、10点，最长到12点，干不完不许睡觉。额外劳动都是以撵任务为由，干的活有：牙签、筷子、棉签、雪糕棍、折叠广告纸册、撕尿不湿（这种东西有毒，肿手，手没洗净，拿东西吃有苦味）。

这些活都是在各自寝室地板上干。将东西倒地上，也不管卫生不卫生。刑事犯都说：这下可知道了方便筷子有多脏了，出去可别用了。

有一段时间穿珠串，人均60根。规定哪室干完哪室睡觉。有的室12点多干完，有的室干到下半夜2点半。所有的额外劳动都按人头定额，也是很难完成的。

在白天拣豆过程中，突然来筷子了，又得去搬筷子。一般是往复载原料往上扛，成品往下搬。年轻的扛，年老的两人搬。法轮功学员在四、五楼。往复四、五个来回，有时得扛六个来回，冬天都是一身汗的。当时，各楼层都有刑事犯站岗监视，队长在大厅监视，或上下蹓岗。偶有使眼色、说话、做手势动作的，被发现，马上揪出来。

虽然扛扛搬搬用去了时间，拣豆子任务，必须照样完成，还得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队长、班长就这样挤压。怎么叫野蛮？怎么叫邪恶？

惩罚方式：
1、劳动现场、劳动质量、残豆率、按点交任务，是主要的评优点。大队部在总结“管理经验”中积累了很多方法，如在各中队设“先進荣誉奖”；在各寝室设“流动红旗”奖。奖什么呢？就是接见啦，打电话啦，拣豆子啦（如一个新品种，让好的中队先试验干，然后再扩到其它中队去干）可以优先。因此，刑事犯争先恐后表现自己，对法轮功学员告状说黑话更来劲了。邪恶的“管理经验”都是变着法害人的。
2、谁违反了以上哪一条，晚点名，干完额外劳动后，还加罚包筷子等活，都是干到11、12点，甚至凌晨1点。
3、假如没活干，就罚站，站到12点、1点。
4、罚一个月不准家人接见和加餐。
5、背豆子上楼拣，早晨再背下去。
6、顶嘴的被处极刑，拖上小号上刑。

二中队队长杨生生狡诈，阴毒。还有赵阳、刘玉婵、王世晴、段慧贤、徐丽丽、曹志、黄 娟，都是被公认的这一类恶警。她们在操纵、利用人折磨大法弟子，都是各有毒招。

杨生生，明面不打人，她拽你胳膊就是拧你的肉。许多人都知道她阴狠，面皮上既不咬牙，也不切齿。一次她拽法轮功学员刘雅琴领口，从寝室拖到走廊门口，刘雅琴由于心脏病发作，躺在地上不能动，她还是声色俱厉，不依不饶，说是装的。她还在寝室里惩罚大法学员，不准睡觉，不准去厕所，一宿不让睡觉，因为不背“五让”。

没有队长特许，即使身体有病，都必须执行劳动定额。

现场劳动有许多禁忌：
①不许说话。即使是问豆怎么拣也不行；
②不许笑。一次，耿彩（非修炼人）在搬筷子过程中被郑队长发现，说她在笑，就逼问，非得让说出原因，为什么笑。其实她就是一种习惯的表情。
③不许东张西望。特别是法轮功学员，不许往窗外望，不许盯看某一目标（大法弟子都被安排2－3个包夹，也叫“联防小组”）。若有人张望，这些包夹人员会马上向队长报告。
④干活中间不许上厕所。严管的二中队执行得最苛刻。
⑤不准带水杯。天热出汗，非常渴。

以上所写是我知道的情况，很难概全，从教养院出来的同修们可以给补充。

［编者注：大法弟子遭野蛮折磨和奴役的恶性事件反映了劳教所恶警的邪恶。同时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拒绝邪恶的任何命令和指使，按照师父新经文《正念制止行恶》指出的那样，用修炼人的正念制止恶徒行恶，制止人对修炼人犯罪，而不是象常人一样无可奈何地接受和配合迫害。］